徐世昌：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

5月4日，当学生从天安门前往东交民巷时，大总统徐世昌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学生很客气地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晨报》5月5日)可见学生们对总统的代表有着相当的尊重。李长泰也并不对学生的行动做过多的阻挡。这种政府和学生之间的温和关系，虽然很快在“火烧赵家楼”发生之后烟消云散了，但是从学生们对待总统代表的最初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五四时期这位以“偃武修文”自我标榜的大总统在国人中的声望。

在1918年的“双十节”国庆那一天，徐世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在此前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这位前清的翰林借助和袁世凯“结拜兄弟”的特殊关系以及不同于其他北洋要员的儒者风度，一直以和事佬的身份调解着各个派系的斗争，并借此保持了一种不温不火、平稳上升的政治身份，在晚清的内阁和民国政府里都享有一席之地。例如，袁世凯称帝后，就曾封徐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1917年，作为北洋元老的徐世昌应邀前往北京调解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5月，黎、段之间的矛盾因参战问题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黎元洪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请徐世昌继任总理职务，同时段祺瑞的党羽在天津另立政府，也邀徐世昌为大元帅。徐世昌不明谁胜谁败，都加以推谢。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至天津，企图进军北京，复辟帝制。在这关头，徐世昌到天津劝说张勋放弃复辟，但张不听，入京后悍然发动复辟。徐世昌被任命为伪弼德院院长之职，但托故不就。1918年10月，国会举行总统选举，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争夺大总统的宝座，各不相让。为了协调二人的矛盾，国会通过协商决定，由中间派徐世昌任总统，冯和段都退到幕后。

真所谓锦上添花，徐世昌上任不久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一方的胜利而告结束。作为战胜国成员之一的国家代表，徐大总统可谓享尽了风光。当月28日，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一战胜利的仪式，在数以千计的高官显贵、社会名流以及协约国和中立国公使的注视之下，盛装的大总统徐世昌在各国乐队演奏的乐曲声中健步走上台阶，发表了庆功演说，并检阅了参战督办段祺瑞率领下的中国参战军仪仗队。庆功仪式结束后，徐世昌乘车在协约国飞机的引导下回到了住所。这也许是徐世昌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天。

而此时，不但一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都沉浸在“真理战胜”的幻梦之中，而且由于过去几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远东，中国的民族经济也的确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一片欣欣向荣之时，作为新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也踌躇满志。在此后的半年中，他首先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主动下令对南方停战，努力调和南方和北方之间的矛盾，筹划“南北议和”会议；同时放松了对文化界的压制，使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局面中蓬勃开展。徐世昌作为大总统的声望也在此时空前高涨。

不过，这种梦想中的太平盛世被巴黎和会传来的消息彻底粉碎了。

虽然在运动之初力图保持和学生之间的谅解态度，但对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行为，徐世昌却“颇震怒”，“左右亦多怂恿其严办”。次日的报纸登载出的消息说，徐大总统曾有“严拿首要，解散北京大学之说”，但因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坚决抗议而作罢(龚振黄《青岛潮》)。

5月5日，众矢之的的曹汝霖首先向大总统递上了辞职书。徐世昌对曹在竭力挽留的同时也颇多慰言：“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并请他“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政府公报》1919年5月10日); 随后，又以类似的语言慰留陆宗舆。另一方面，在教育总长等的强烈要求下，徐世昌也于5月7日下令全部释放了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仍然表示出一种要平息事态的态度。

5月下旬，五四运动范围不断扩大，从北京波及全国，由学界推至各界。政府中的实力派安福系不断地向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施加压力。迫于形势，徐世昌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明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演说、散发传单；加强舆论控制，实行新闻检查；任命仇视学生的军阀王怀庆代替李长泰为步军统领。在巴黎和会签字与否的问题上，徐世昌也改变了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于5月23日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即使不能保留山东条款，也要全约签字。次日，政府把主张签字的通告致电各省，名为征求意见，实为争取支持。6月3、4两日，北京学界继续上街演讲。军警根据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还在北大外面搭起帐篷，包围了北大。

然而“六三”事件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声援活动，从上海开始，除了学生罢课外，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时称“三罢”，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只好再次改变策略，先是“丢车保帅”，于6月10日下令辞去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既而施行“苦肉计”，自己主动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徐世昌的辞职立即在政界引起了震动。辞职书刚送到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就亲自登门把原件退回。而徐的政敌、在运动发生之初曾经大骂徐世昌的段祺瑞，这一次则出人意料地亲至徐宅对徐世昌进行挽留。次日，各地挽徐的电文也像雪片般地飞来，一时间颇有总统一职“非徐莫属”的势头。至此，徐世昌算是在政界稳住了阵脚。

此后不久的6月28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亲自接见了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五四运动要争取拒签的目的在表面上已经达到了，徐世昌本人也算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后的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中，徐世昌也依然保持一贯的作风，一直以调和者的身份出现，直至1922年6月被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赶下台。

晚年的徐世昌借诗书以自娱，并发挥了翰林的特长，同学生、门客编撰了《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秘笈录存》等书籍20余种，1939年6月病逝于天津。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