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刚发生的时候，正在上海闭门著述的孙中山并不怎么在意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学生运动。“六三”以后，五四运动的重心转移到了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孙中山的身边，常有学生上门邀请他参加集会、演讲，但都被孙中山婉言谢绝了。直到6月17日，在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盛情邀请下，孙中山才在上海环球学生会发表了他有关五四的第一篇演讲。这种迟迟而来的表态，其实源于孙中山当时所处的一种特殊心情。
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不久后，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1912年2月，孙中山把大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自己则退出政坛，一心筹划10年内在中国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雄伟计划。这时候的孙中山，不能说没有一种轻松的心情。然而不久，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假共和、真专制的面目暴露无遗。从1913年起，孙中山又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但都相继失败了。而导致他在五四时期特殊的黯然心境的直接原因，则是一年以前“护法运动”的失败。
1917年，段祺瑞北洋政府毁弃民国约法，停开国会。孙中山又再次揭起“护法”旗帜，南下广东，联络滇、桂军阀，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自任军政府大元帅。1918年4月，“护法”军政府内部的军阀废元帅制为总裁会议制，极力排挤孙中山。孙中山从此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辞大元帅职通电》），黯然离开广东，隐居上海。
“文返沪以来，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复阮伦函》）五四前的一年，孙中山一直在上海深居简出，潜心著述。总结自己大半生革命经验的理论著作——《建国方略》，其时已完成其中的两部分：《孙文学说》和《实业建设》。前者以“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即“知易行难”）为其哲学思想核心，后者以“实业救国”为改造国家的目标。虽然对学生运动最初态度平淡，实际上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对孙中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为目的，孙中山指示国民党人创办了《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该副刊实际上成为国民党人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舆论阵地。孙中山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认为“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他还把最近的潜心著述当做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中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复蔡冰若函》）
随着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也由于商界和工人的参与使运动进一步扩大，孙中山也终于走出了困守一年的书斋。1919年6月16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邀请未到，改于次日在环球学生会演讲。他说：“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可以看得出：团结就是力量。”
随后，孙中山还接见了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他感叹道：“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金黻《五四运动琐记》），“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命运，都落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身上了”（常宗会《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苏生文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