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即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感情悲愤而激昂地向学生代表报告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地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及当前的形势。最后，他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这番话顿时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激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
五四前后，邵飘萍可以说是与学生运动联系最紧密的报人。从运动的酝酿、爆发、经过、结局，邵飘萍无不参与其中，以其“铁肩辣手”的固有风格，为五四运动呼号鼓吹。
1919年2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这样一段报道：
新闻研究会于十九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师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会员对于起草员所拟之简章，略加修正通过。随即选举职员，结果校长当选为会长……是日到会者为毛泽东等二十四人。
这时离五四运动的爆发，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五四运动的起因，本来就是由于时局的动荡，学生对政府的不满。专事研讨新闻的北大新闻研究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会员中如毛泽东、陈公博、罗章龙、谭平山、高尚德，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新闻研究会的关键人物，则是邵飘萍。
1918年，邵飘萍痛感中国新闻的落后和腐败，认为中国新闻事业不振兴的根本原因在于记者人才的缺乏，“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于是写信给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设新闻学科，蔡元培同意了这个建议，在政治系首设新闻课。数月后，邵飘萍参加《国民杂志》社讨论会，蔡元培、徐宝璜也与会，讨论了设立新闻研究会一事。徐宝璜后来记述道：
飘萍先生于此会之设亦与有力。因蔡孑民校长与余初虽亦拟议及此，但无具体计划 。及飘萍先生来函催促，始聘余为斯会主任，并请飘萍先生及余分任讲演。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为期两年，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邵飘萍每星期日往北大讲授两小时采访课，他的讲课教材自11月5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新闻研究会为会员提供实习机会而发行的《新闻周刊》，“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1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18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还提到了这段往事：
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了同样的旁听生像陈公博……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帮助我很多的。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从巴黎和会开幕起，邵飘萍就密切关注中国山东问题的讨论进程。5月1日，上海报纸刊登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邵飘萍即在《京报》上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快捷真实地连续报道，将运动消息传播到全国各地，不遗余力地为营救被捕学生呼吁。邵飘萍奉行《京报》创办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京报》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宗旨，在报上连续发表评论，高声呐喊“大祸临头，忍无可忍”。6月4日，邵飘萍针对徐世昌政府袒护曹、陆、章，反而镇压爱国学生的行径，在《京报》上撰写《为学生事警告政府》，明确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警告政府不可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否则爱国风潮将“更为猛烈扩大”。家人考虑安全，劝他少在报纸上写得罪政府的文章，邵飘萍一听就生气，说北洋军阀倒行逆施，我怎能不讲？就是枪毙，我也要讲。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校长5月9日辞职离校前，曾与邵飘萍等人“会商”，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元培方才离京南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由此可见邵飘萍与五四运动的联系。
如果没有《京报》等报刊的报道和呼吁，北京的五四运动决不可能在全国激起如此大的波澜。因此在8月，《京报》等11家同情学生的报纸被政府以“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情罢工、共产等邪说为宗旨”为由查封，邵飘萍避走上海。但邵飘萍共上海依然不停止战斗，创作了讽刺北洋政府的沪剧《醋溜黄鱼》，轰动一时。直到1920 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才回到北京，于9月7日复活《京报》。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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