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舆：江东父老羞于认

1919年6月13日，钱塘江边的海宁城人山人海。按照惯例，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海宁观潮”时才会出现这样倾城出动的壮观场面。而海宁人这次在距钱塘江潮汛至少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举行的集会，则是一次特殊的“万人公决大会”，其目的是要将一位海宁人开除出籍。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这个海宁人的名字在全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但是和以往给家乡带来荣誉的大人物（如国学大师王国维)不同，这个海宁人却使他的同乡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就是在前几天刚被大总统徐世昌罢免的前制币局总裁陆宗舆。今天，海宁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公决如何处置这个卖国贼。不一会儿，大会的主持人宣布了表决结果：一致同意以后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会场上又有人提议为这个卖国贼立一个石碑。大家立即响应，纷纷慷慨解囊，当场就筹集了一笔钱，交给石匠回去赶造石碑。石匠很快就打制出了三块石碑，上面都写着“卖国贼陆宗舆”六个大字。这三块石碑被分别立在邑庙前和北门外的海塘镇、海塔下三处。一时间，方圆百里的人都闻讯赶来看热闹，“涂(途)为之塞”。

仍然远在北京的当事人陆宗舆，把这看成是“千古奇辱”。最初，他企图用重金贿赂海宁知县，请其为他毁碑。但海宁人奋起护碑，自发的民众日夜守护着石碑，使知县未能得逞。最后还是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拆碑，这事才得以平息。那么，陆宗舆在五四运动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使“江东父老羞于认”呢?

在“海宁事件”发生前一个月的5月9日，被五四学生确认为三大卖国贼之一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向大总统徐世昌提交了他的第一份辞职书。一个月后，陆又第二次提交了辞职书，其中写道：

况自海通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即公论无由而定。

(《学界风潮纪》)

自鸦片战争以来，凡办外交者，很少有善终的，这确实也是实情。陆宗舆以为他的“不得已”的行为有待于未来的评说，可是五四至今已有90年，却并没有人为他作过翻案文章。而多年以后，陆宗舆在他的《五十自述记》也承认：“若所谓卖国者，实际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实际上，陆宗舆对整个巴黎和会的中日问题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14年欧战开始时，日本以对德作战为名，在中国的山东半岛强行登陆。时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奉袁世凯之命，向日本表示中国严守中立，并划出一块“交战区”给日本。在次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陆宗舆受袁世凯之命在东京探听消息，了解日本的意向。条约签订之后，陆宗舆又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换了“二十一条”文本。

段祺瑞执政后，向日本大举借款。陆宗舆时已卸驻日公使之职，回国担任所谓“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实为日本向华放贷的代理人。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汇业银行者，不啻贩卖中华民国掮客总会。”(大中华国民《章宗祥》)1918年4月和8月，陆宗舆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家银行与曹汝霖等签订了5000万日元的“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抵押给日本，这也就是上面陆宗舆本人承认的卖国罪责。不过据日方的代表西原龟三回忆，陆宗舆当时是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的(《西原借款回忆》)。

从在五四期间的经历来看，陆宗舆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运一些。5月4日，在总统府的宴会上，陆宗舆也是陪客之一。而且，看来他也和曹、陆一样，对学生上街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席散后照常回家了。不过当天下午，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本来准备前往陆宗舆家的，但因没能找到陆宅而作罢。

在向政府递交辞呈、为己开脱的同时，陆宗舆也表明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和其他许多北洋官僚一样，陆宗舆将事件的原因归于“党争”，认为发动五四的人并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背后的“黑手”，这些“黑手”“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是为速亡”((《学界风潮纪》)。

虽然最初的一次辞职被大总统驳回，并受到了相当的安慰，但在事态日益严重之际，政府最终不能再保护曹、陆、章。6月10日，徐世昌批准了陆宗舆的辞职，但继续留任中华汇业银行总裁。

1925年，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陆宗舆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后长期居住在天津日租界。抗战时，他被聘为汪精卫伪政府行政顾问。1941年6月，陆宗舆病死于北平。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