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刘崇佑，已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当年的《晨报》第一版广告中，在上栏醒目的位置，几乎永久性地保留着《律师刘崇佑启事》。这自然与刘是进步党老党员，1913年即以此身份当选国会议员及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相关。不过，刘崇佑之受人尊敬，声名远超越于党派斗争之上，实因其常在与当局对峙的诉讼中，为蒙难者提供法律服务。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原与刘不相识，而1921年6月，马氏发起“索薪运动”，被总统徐世昌起诉，刘崇佑自愿为之辩护。其“好义如此”博得傲岸不羁的马氏衷心敬佩，事后因与结交。这还属于私情。五四运动时，刘崇佑“挺身为各校被捕学生义务辩护”，更是出以公义的事之大者，马叙伦的“钦服其人”（马叙伦《刘崧生》）原起始于此。
在1919年的五四风潮中，以律师为职业的刘崇佑曾两次出庭，为政府控告的报人与学生辩护。虽然就结局而言，政府一方胜诉，法庭仍宣布被告有罪，但刘崇佑机智、有力的反驳，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权威，体现了正义与民气的不可摧抑。
按照时间顺序，北京《益世报》的被封发生在前。1919年5月23日的《益世报》，刊登了山东第五师10080名军人的集体通电，文曰：
窃自我国外交失败，举国愤恨。查失败之本源，皆由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四国贼盗卖，妇孺咸知。国民皆欲得该卖国贼等，啖其肉而寝其皮。前次北京大学诸爱国学生等，击章贼之骨，焚曹贼之巢，军人等不胜欢跃钦佩。惜斯时未将该卖国贼等同时杀决，永清国祚，以快天下。惟闻沪、宁各界，首倡抵制日货，旋各省亦同时响应，足见我同胞心犹未死，国尚未亡。但我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抱有爱国热忱，未敢越轨妄动。且才学疏浅，殊少良策。惟仰各界
电文充溢着爱国军人忧心如焚的焦虑，并将其集注于铲除国贼一事，因而呼告：
同胞欲御外侮，必先除去曹、章、陆、徐四国贼，四国贼一日不死，我国一日不安。
但“刻下诸国贼等仍安居北京，虽经各界呼吁惩办，而政府置若罔闻”(此句原有，在《益世报》中删落，详见下)，这自然令本“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对当局心怀不满。在“未敢越轨妄动”的形格势禁之下，士兵们只好吁请全国同胞，“每日早晚诚心向空祈祷上帝，速将四国贼同伏冥诛”。这原是“心力相违”中想出的无可奈何之法。
报纸发行的当日晚间，该报社即遭查封。据京师警察厅布告第五五号，《益世报》被禁的缘故，只在“登载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显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晨报》1919年5月25日)，因而援引1912年12月公布的《戒严法》第十四条中“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6日)一款，封报捕人。不过，这一罪名到26日由同一机构发布的通电里，已更正为“《益世报》登载各节，意存挑拨”，“该报馆附和学生，附和有据”(《晨报》1919年5月27日)。即是说，违碍文字已从一项变为多条，查禁名目也由煽动军队改作助长学潮。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暴露出当局最初的封禁理由并不充足。
《益世报》的被查封与总编辑潘智远的遭逮捕并非孤立的事件，5月23日晚，京师警察厅亦同时派员到《晨报》与《国民公报》检查发稿，规定两报社“所有各项新闻稿件，须经审核后，方准登载”。为此，《晨报》在第二日的正版最前端，以大字刊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在此监视状态之中，凡读者
由于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学界编辑的《五七》、《救国周刊》等报也相继被禁。这一连串钳制舆论的举动，实肇端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5月21日晚提交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该件在《晨报》揭载时，径题为《日使干涉我言论之照会》。其中除摘录《晨报》、《国民公报》所刊林长民文，也对各民间团体的发言大加指责。如国民自决会的通电、宣言书，民国大学学生组织的外交救济会发出的启事，均为其条举。小幡还代表日本政府，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贵国政府对此等行动毫无取缔，宁是不可解者也”，“而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晨报》1919年5月26日)。亲日派主事的北洋政府竟果真秉承其意旨，向报界下手。内幕揭破，自然激起社会各界更大的愤怒。
众议员王文璞当即提出质问书，认定“未曾宣告戒严之时而滥用《戒严法》”为非法，山东军人通电“首先登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不应独罪《益世报》，重点则落在警察厅之举措有妨害“《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之自由”(《晨报》1919年5月28日)的指控。由此也可见出警厅对查封《益世报》改口遮掩的破绽所在。
虽然有此失误，一意孤行的当局却不打算认错。置议员的质问、北京报界联合会的联名呈请以及津沪学界的屡次电请于不顾，地方检察厅仍将潘智远诉上法庭。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的正是刘崇佑。
在6月10日提出的《潘智远因(益世报)登载新闻被告一案辩护理由书》(《晨报》1919年6月22日)中，刘崇佑作了有力的申辩。他首先巧妙地确认，潘智远并非1916年12月按警察厅要求呈报备案的《益世报》经理与编辑主任，因此不应为报社“负法律上之责任”。继而，刘大律师逐一驳斥了起诉书加诸潘氏的四项罪责。
关于“妨害治安罪”，刘崇佑认为，起诉书中举证的该报5月7日《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篇报道的传言，述及商民拟举行罢市，以要求政府释放学生，不能成罪。理由是，“报馆有闻必录，乃其天职”；“暗商罢市既非造谣，‘罢市’二字又非法律所定忌讳之语，则何不可公然披露?”刘崇佑更进而运用辩护技巧，指认《益世报》揭出罢市预谋，“与其谓为竭力鼓吹罢市，无宁谓为竭力漏泄罢市之秘密，以警告政府，以达其防止罢市之目的，是乃维持治安之作用，何以指为妨害治安”?这等诛心之论固非报社本意，但接下来刘氏所作的正面阐述——“政府不能平服商民之心，致有全国罢市之大骚动，至今未闻政府之自责”却已由趋避转为进攻，反诉政府失职的责任。
关于“侮辱官吏罪”，起诉书列举的罪证为《益世报》5月13日登载的《正告曹汝霖》一文，内有“吴炳湘居然听卖国贼之指挥，可谓丧尽军警界之德”，被认作是对现任警察总监的“肆口谩骂”。刘崇佑的辩护先从各国成文法演变史入手，论及“侮辱官吏认为犯罪，乃历史之遗物，今世界法例已不见其踪影”，在中国也“已无厉行之价值”，这自然是以欧美国家的法律为参照系。次则指出，其文发表于“早已声明言责非该报所负”的“国民之言”栏，故与报社无干。而其辨“谩骂”与“侮辱”之界定尤其光明正大：
国家许设报馆，原使之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所以宣民隐，以为执政者参考之资。批评臧否即有是非之谓，是者不足为阿谀，非者亦不能指为谩骂。……今日既无类似专制时代“大不敬”之科刑，所谓“侮辱”者自应严格解释。
这一辩辞确认报章有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力，实为此案不能成立之关键。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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