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来自巴黎的警报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在上海登船，踏上了欧游之路。一年前，因力主对德奥宣战备受责难的梁氏，此时心情仍不轻松。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得以跻身战胜国之列；前言应验，冤狱得直：于公于私，前任财政总长都该欣喜不已。但恰恰是在11月11日停战喜讯传来的一周内，于举国欢腾之中，任公先生偏偏以沉重的笔调，撰写了《对德宣战回顾谈》一篇长文，历数前事，“以为惩前毖后之一助”。末段检讨当权者犹豫不决，未能听从其建议，出兵西欧战场，坐失千载一时之良机，使得“我国能否列席平和会议尚至成一问题”，为国家痛已远胜于为个人幸。

虽然一如既往地眷顾国事，1917年底辞职的梁启超，这一回却当真退出了政界。即使总统徐世昌亲发一电，邀其来京面商，并“以欧洲不日将开媾和会议，此事关系吾国前途非常重大，非得如任公其人者亲赴欧洲，随时与折冲樽俎之员筹商擘画，以便临机肆应不可”，嘱人敦劝梁氏鼎力襄助（《国民公报》1918年11月23日），以国事为重、决意赴欧的梁启超仍不肯受命于当局。在允诺“于讲和会议有可以为国尽力处，亦自当尽力”的同时，梁氏也一再声明，此行“与政府方面无关，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梁任公昨已抵京》，同上11月24日）。

强调私人身份，实即突出民间立场，对其中的真实含义，梁启超也有明确阐发。所谓“亦诚欲邮达吾国民多数所希望，诉诸彼都舆论，以冀为当局之助”（《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还是假设政府与国民取向一致；更深层的考虑则在“督促政府”，因而要求“国民审察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在国际税法平等会演说词》），这意味着国民对政府必须承担监督和批评的责任。怀抱此一政治理念上路的梁启超，注定无法与政府趋同。其拒绝成为官方的代言人，实在有先见之明。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与短暂的陆路观光，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终于抵达巴黎，其时距和会开幕正好一月。刚到法京的任公先生，置身新环境，显然心情愉快，对中国外交前途不免看得乐观。23日传送给国内同仁的第一封电报，开头便说：“抵英即闻和会已提青岛问题。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以下的话，既是对“吾辈在京主张”的追述，也表现出对此理据不容置疑怀有充分的信心，因此说得斩钉截铁：

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

此时，梁氏只对提出继承要求的日本有所疑虑，而于和会本身，则抱有美好的期望：

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面，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凡约章有戾此原则者，当然废弃，青岛其一端耳。

与在国内时思路相同，中国既为战胜国，德方利用不平等条约，自1898年起长期侵占的胶州湾，战败后当然应该归还中国。在梁启超看来，此乃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不成其为问题。因此，欧游前，论及青岛归属，梁氏直以“本不待论”一笔带过，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继发的关乎国家命脉的诸种权益获取上。若概而言之，那便是任公先生在国内外一系列的演讲与文章中反复申述的三条：破除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与改正关税，其实，梁氏更注重的是策略的运用与步骤的讲究。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论述我方要求若想发生效力，“第一，当求有价值；第二，当求一致”，“故我于各种条件中，宜择其题目尤正大而为国家生存所必要者三数端，格外注重，而舆论所鼓吹，亦以此为焦点，庶几简要专壹，易于期成”。抵法后，在上述电报中，也不忘提醒“内外当辅，切宜统筹兼顾，进行次第，极当注意”。

而梁启超与国内舆论界一致怀抱的归还青岛、不在话下的放心态度，也建基在对盟国尤其是美国会主持公道的信赖上。梁氏于巴黎和会本寄望甚殷，以为此次“全世界之国际关系，将有所改造焉”（《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去国前，他为英文宣传赶写的一篇文稿，中文原作即迳名以“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在法国《巴黎时报》刊载的文章，也以“中国与列强在远东政治关系上必要之更改”为题。梁氏相信，此时“正当正义人道大放光明之际”，“主持正义人道之诸友邦”必可为我“伸理”。一切正如他后来所自嘲，“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及《欧游心影录.巴黎和会鸟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