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先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即启蒙者和受启蒙者。前者多为教师,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组织者;后者主要指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运动中坚。
由于与《甲寅》杂志的关系,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进入北大。2月,接替章为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又兼职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较早由观察、歌颂十月革命,进而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这些仍主要表现为学术和思想层面的介绍、研究,至少在五四以前,还很难说是有意识地宣扬或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也与蔡元培长校时对于各家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不相悖。观其所开设课程,在史学系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两系的《现代政治》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北师大学生回忆,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该校兼课讲授了《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使学生“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学期结束时,给学生布置的论文题是《论妇女解放》(程俊英、罗静轩《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
李大钊有没有参加五四当日的游行示威活动,说法并不一致。高一涵坚持说他“是一位亲身参与者”,但值得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像“三一八”事件那样出现在队伍中,事实上,五四游行队伍中虽然有群众参加,但基本没有教师。李大钊参与五四运动,一方面表现为行动上,如支持《新潮》社的活动,拨出图书馆的房间作为其工作室;积极投入后来成立的教职联活动,为之出谋划策;把他的办公室作为学生集会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李还以其言论与文章参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他在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两次演讲《庶民的胜利》,此文与《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同刊于《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刊于1919年6卷5、6号《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三大学说。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另外开辟一块政治评论的言论空间,这就是1918年12月21日创刊,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如果说《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每周评论》则对五四运动期间的宣传以至推波助澜,起到更直接的作用。《每周评论》在五四前,重点提出山东危机和曹、章、陆卖国的问题,无疑对五四确立的方向和目标有指导和影响作用。5月18日,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分别抨击和会、威尔逊、日本、三个卖国贼之后,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之日,李大钊又写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发表在“随感录”上。文中说:“这样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哎!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的一片壁土。”“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表达了五四目标实现后,对列强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失望而痛心的清醒认识。
因陈独秀6月12日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警厅拘捕,直到9月16日才出狱,所以《每周评论》的工作就主要落在李大钊身上。这样一直坚持到8月30日被勒令停刊为止,共出了36期。周作人6月5日记述军警追捕演讲学生的《前门遇马队记》一文,就是直接交给李大钊而发表于《每周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