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一般人眼中，胡适和陈独秀不仅是文学改良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所以，在五四前夕，卫道守旧的林纾作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攻击的对象便是他们二人，外加上蔡元培和钱玄同；而陈独秀写于1940年代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在回顾五四时，也实事求是地说：“
5月29日，胡适陪同杜威到达北京。对依然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颇不以为然，属于和罢课派唱反调的复课派。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后来的回忆文章，多提及他怂恿傅斯年、罗家伦出面，鼓动北大南迁至上海的事情，且细节生动。此事倒非尽是捕风捉影或者落井下石。尽管如此，胡适在事实上还是改变自己1917年回国时所许下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通过言论和办刊，对五四运动的一些爱国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在陈独秀囚于监牢之际，他和李大钊主持政论性的《每周评论》，由“不能不谈政治”，变为主动抨击时政。
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胡适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各篇虽只有寥寥数十字，却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为了向读者评述“陈独秀的人格”，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自五四以后，社会上颇多不实之流言与恶意之谣言，其中就有所谓“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对此甚至不屑申辩，只是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日的《数目作怪》，列举出五四运动以来“今天一个呈子，是某某等几百几十几人欢迎胡仁源作大学校长。明天一个呈子，是某某等几百几十几人请惩办熊希龄、林长民等。后天又一个传单，是北京大学本预各科一千三百五十八人‘揭破教员之阴谋’”的“数目大作怪”现象后，冷静地引出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也”语，说毕氏“真了不得，直料到二千五百年后数目作怪的奇闻”，大有冷面幽默之风。
综观胡适这一时期的时论文字，虽然平和而不失其一贯推崇的英美绅士风度，但在批判政府决策失误和别有用心的舆论，褒扬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爱国行动这两方面，可说基本与五四运动所代表的在野知识分子阵营的声音和策略保持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动之下，白话报刊大量涌现，与较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上海）相近的，就有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胡适于8月24日的《每周评论》——停刊前的最后一期上，特别介绍这“两个小兄弟”，称许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五四运动渐趋平静以后，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产生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7月，胡适于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非不谈主义，而是像他于1922年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老实道出的，只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不满于别人“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转而宣扬实验主义；李大钊随即在同刊第35号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抗辩，力证“问题”与“主义”势难两分，“研究问题”无法回避“主义”；胡适接着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但“四论”正在印刷时，《每周评论》即遭政府查封，因而未及面世。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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