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下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前受阻，外国巡捕和中国警察以安全为由拒绝他们入内。这更加激发了群众（学生和中途加入的市民）对本国政府外交孱弱的不满，他们开始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于是整个队伍开始转向。
这与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合的。“当主席团在天安门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说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陆、章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表示外交的声势，并没有决议要到曹、陆、章的住宅去的。”（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而且，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傅斯年和段锡朋早就策划好，要使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现在岂能任它酿成暴力的风潮？所以大会主席团成员兼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立刻站出来，劝同学们不要去，但他根本控制不住当时那种喧闹冲动的形势。
下午4点半左右，游行队伍来到即将被他们烧毁的赵家楼。直到这时，因为傅斯年等人的维持，群众还没有真正失去控制。据外国报纸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他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原因。但驻守在曹宅门前的警察和宪兵毫不理会，并试图强迫游行队伍退走。人们被激怒了，纷纷将手中的小旗和石头抛入院内，接着就有人翻过院墙（据说其中有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打开了大门。愤怒的群众冲了进去，这次游行的性质彻底变了。
这也可以看做是傅斯年对学生运动看法的一个转折点。新潮社中诸人，往往都有一个从激进主义者向保守主义者过渡的历程，傅斯年也不例外。他在1919年《新潮》创刊号上发表过《社会革命——俄国式革命》，对“俄国式革命”表示乐观：“我认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将来无穷的希望都要靠着他做引子。”并且肯定地指出：“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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