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被忽视的罪魁祸首

曹汝霖在6月10日被罢免之后，前国务总理段祺瑞跑到曹在团城的临时住宅，大骂当今大总统徐世昌，说曹汝霖等人“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而今徐世昌却罢免了他们，“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说完悻悻而去。在后来赠给曹汝霖的一首诗中，段祺瑞更把曹汝霖当成了英雄：

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

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陆、章一直是段祺瑞担任总理期间的得力干将，段作为老上司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安慰本来没有什么稀奇。不过，为了过去的下属而对当权者大放厥词，行事却有些夸张。也许段本人的确对曹、陆、章心怀愧疚，因为曹、陆、章的卖国行为多半是在段祺瑞的授意下进行的；也许这不过是段祺瑞故意做给世人看的，以示他是勇于承担责任的。然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在五四的时候，段祺瑞何以没有像曹、陆、章一样，成为国人的众矢之的？

追根溯源，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的对日借款，实际上都是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由曹、陆、章等人具体执行的。1917年8月14日，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洋政府，正式宣布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段本人则亲自担任参战督办，筹措款项，购置军械，组织参战军和参战民工赴欧。正是在这期间，段祺瑞以组织参战军和进行经济建设为名，指使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以大量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向日本大举借款，总数达2．2亿日元之巨，史称“西原借款”。而其中秘密签定的出卖山东路权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则成为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处处被动的直接原因之一。这些表面上用于参战的巨额借款，实际上都“消耗于党同伐异、内讧和纷争方面”(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本来罪责难逃却偏能够安然无事，段祺瑞在五四运动中的好运实际上来自他一两年前在国人中赢得的声誉。从第一次组阁开始，段祺瑞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力主中国参加欧战，也因此激化了和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之间的矛盾。这场所谓的“府院之争”(即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争)，又使张勋得以借口调解段、黎冲突，带领辫子军进京，演出了1917年7月的复辟丑剧。当时蛰居天津的段祺瑞见时机已到，就立即组织“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随着复辟小朝廷的被推翻，段祺瑞也名利双收: 他既达到了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清除参战障碍的目的，又因后来讨伐张勋、“再造共和”之功得到了国人的赞誉。

此后，虽然为了缓和同直系的矛盾，段祺瑞在19l8年10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之后辞去了总理之职；但是不久，一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事实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声誉。在11月28日举行的紫禁城阅兵仪式中，段祺瑞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率队接受了大总统和各国使节的检阅。段祺瑞的声誉空前高涨，甚至在某庆祝会上有喊“段祺瑞万岁”者。

借助这两功相加所取得的声誉，段祺瑞逃避了曹、陆、章所遭受的国人切齿的命运；也正因为学生没有攻击他，段也乐得卖个人情。据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记载，段祺瑞曾这样评价五四学生运动:“我很同情他们，但是我认为他们往往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引入歧途。”(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实际上，这种低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民主自觉性的论调，在当时的北洋官僚里是很有普遍性的，陆宗舆就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一句“我很同情他们”，除了给学生卖一个小人情，却并非表明段祺瑞真正赞同学生的观点。由于当时在政府中的地位，段祺瑞并没有机会像7年以后的“三一八”那样做一个“凶残”的当局者，不过从他对和会的态度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段祺瑞不但主张不惜放弃山东的权益也要签字，更有上述竭力维护曹汝霖的行为。

在北洋政府内阁更替频繁、历届内阁总长“他方唱罢我登场”之际，陆军总长这一实权性职位却始终在段氏的掌握之中，而且自1916年4月第一次组织“段祺瑞内阁”开始，到1918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之前，段又一直稳坐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宝座，其人之权变之术，可见一斑。可以说，在主动维护曹汝霖的行为中，段祺瑞的权变才能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这就是，他始终表示出愿意为部下承担责任的诚意。段本人是个出奇的围棋迷，对围棋的痴迷有时甚至会耽误正事。据说，“在他棋兴正浓、把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那变化无穷的玩意儿上的时候，徐将军(树铮)走到他身旁向他报告事情，这位总理只是不大在意地听着，随即回答说：‘好，好’。但当像这样采取的行动没有取得好的结果，这位总理要求做出解释时，人们才提醒他那是他亲自批准这样做的，这时候，他想不起来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把肩膀一耸，表示）——好吧——由他来承当责任”(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这件事真可以与前面段之护曹的行为相映成趣。类似的行为中当然也包含着笼络人心的成分，不过这至少说明，段祺瑞并非一个简单的“凶残”的当权者，而是具有图谋大事的奸雄。

因此，虽然在一年后发生的直皖战争中暂时失利，但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新政府之时，一度蛰居天津的段祺瑞却再次出山，被包括孙中山、张作霖在内的各派力量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大权在握之后，段祺瑞公开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并组织召开由军阀和旧官僚组成的“善后会议”，处处与孙中山唱对台戏。第二年，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声援南方国民军、反对帝国主义的请愿者开枪，造成死伤百余人的“三一八”惨案。在几落几起之后，1933年2月，段祺瑞又受到蒋介石的邀请，南下上海；1935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到职；次年病逝。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