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天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刚从日本回来的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坐陪。席间,忽然有人报告说,很多学生正在天安门游行,游行队伍里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很明显,这次游行的矛头是针对曹、章二人的。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但曹汝霖认为学生赤手空拳,只要多派几名巡警就不会有事了。下午2时许,曹汝霖和暂住他家的章宗祥一起回到位于东单的赵家楼曹宅。
下午4点多,大队的游行学生到达曹宅。大家见大门紧闭,有多名巡警在门外值勤。学生们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一边冲击大门。有巡警过来阻止,但也无济于事。这时,大门突然“吱”的一声开了,原来有学生趁乱从屋后翻墙而入,从里面打开了大门。大家蜂拥而入,大喊着:“曹汝霖这厮哪里去了?”“打卖国贼曹汝霖!”在院子里四处搜寻。曹一见大事不妙,慌忙躲入一箱子间,章宗祥也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避。学生们没寻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曹的老父、小妾和儿子。学生对曹父说:“汝是卖国贼的父亲,颇亏汝生此兽类孽畜,不肖之子,但我们不愿与你这老头儿为难,汝快走。”对曹妾,学生们也没有加以非难,而是对在场的警兵说:“他们可怜得很呢,请你们快送去罢。”曹汝霖的小儿子这天也正好周末放假在家,见到这么多愤怒的人群,害怕的“据墙而哭”。有个俏皮的学生令他手执“卖国贼曹汝霖”字样的小旗,曹子却也借此“护身符”离开了现场(《晨报》1919年5月7日)。学生们最终未能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燃了曹宅。这一把火却意外地把章宗祥给引了出来。结果章宗祥代曹受过,饱尝了一顿老拳。不久,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带领数百名巡警赶来,驱散了人群,并把来不及撤走的32名学生逮捕。同时,救火车也赶到,扑灭了大火。曹汝霖乘着吴炳湘的汽车狼狈而去。这就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这位民国政府的交通总长,何以被时人比作曹阿瞒并成为众矢之的呢?
五四时出的小册子《曹汝霖》,列出了曹氏财产清单,至少有2000万之巨,而其历年的薪水累计,却至多不过50万。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显然是曹汝霖卖国自肥捞到的(粤东闲鹤《曹汝霖》)。同曹汝霖有过接触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则是这样评价他的:“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完全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人物。他
有近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留日的中国人,无非分为完全相反的两种人:一种是极端仇日的,另一种则是极其亲日的。曹汝霖显然属于后一种。自1905年在政坛崭露头角以来,曹汝霖的一系列行为都与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曹汝霖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使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合法化,此为曹氏卖国之始。曹的“外交才能”也由此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被调到外务部任职,从此平步升云,直至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交通等部总长的显职,使当时醉心于名利者无不羡慕。清末民初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汪荣宝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有林黛玉等四大名妓,人称“四大金刚”,官场中则以曹、陆、章、汪为“四大金刚”;真是名妓俗吏,南北对峙,相映成趣(粤东闲鹤《曹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