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读书”与“救国”之间

在旁观者看来，蔡元培的一生，可备称述的事件不少：少为才子，以怪八股科试联捷，成进士，点翰林；戊戌事变后，在上海加盟光复会、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党，名列“民国四老”；作为民国第一位教育总长，他是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中国第一个国家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长……但所有这一切，若比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辉煌来，似乎陡然显得暗淡无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于40年代即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纪念蔡元培先生》）换言之，正因为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成就非同寻常，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才使得他其他方面的工作变得微不足道。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梁氏依然持此论，不过在论及蔡元培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时，更说出了这样有些骇人听闻的断言：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如此将蔡元培与“新中国”直接挂起钩来，多少给人以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印象，结论自然突兀，但其中的蔡元培—北大—五四运动三者关系论断，却大致可信。较为准确的描述，还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珩的话：发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吊吾师蔡孑民》）。

不管怎么说，谈论五四绕不开北大，谈论北大又绕不开蔡元培，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蔡元培与五四千丝万缕的关系。

蔡元培于民国五年冬到了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正式走马上任。此时的北京大学，虽然早已由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但本质并无什么改变，学校像个衙门，教师中有些本来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不学无术或思想保守者大有人在。而学生中也不乏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独对读书无兴趣者。因为不少师生常到“八大胡同”的妓院去寻芳猎艳，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所以被称为“两院一堂”——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对于北大这种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蔡元培当然不会不知。上海的许多朋友，也力劝他不可就职，恐整顿不了腐败，反而毁掉自己的名誉。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知难而进的险途。这多少有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陀精神。

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以此为不二法门加以改造北京大学，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将这所“官僚养成所”式的半衙门机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这在当年与当下，谈论的人与文章都很多，似乎已成了共识。由于兼容各路人才，并包各种学说，保守派、维新派与激进派在北大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所以蒋梦麟说，蔡元培就是古代老哲人苏格拉底，有了蔡元培的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罗家伦也说，北大精神以及“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实多受益于蔡元培——其实，早在五四当年，黄右昌教授就在蔡元培回校复职的欢迎会上点明“校风往往随校长为转移。北京大学现有博大纯毅之校长，故博大纯毅之校风，已见端倪”。可以说，延续至今的北大之传统与精神，乃是在老校长手里得以铸塑并确立的。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业绩在在存人耳目，这是事实；但在五四之前与五四期间，他既无激进举动，也无鼓动学生运动的言行，也是事实。那么为什么众多的回忆文章还会不约而同地将他与五四挂上钩呢？撇开巴黎和会这一导火索事件不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说是关键。梁漱溟在前面提到的文章里还说到，在推动五四运动的诸多人事因素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四人和《新青年》所起的作用最大。虽然诸位先生的任何一项工作，蔡元培皆未必能做，但如果没有蔡元培，他们却可能压根就没有机会聚拢在北大，因而也就没有发抒的机会。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虽“无所不包”，但却有少为人知的倾向，亦即偏袒新派的特点，这从他一方面态度决绝地回击林纾的指责，一方面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的破旧与立新中不难看出。陈独秀细行不检，常予人以口实，在校内与校外都有人嫉恨，但蔡元培却多方为之辩护。

蔡元培在北大支持甚至亲自发起参与各种社团与组织活动，包括进德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新闻学会等，这也多有人言及。虽然如讲演团、新潮社、新闻学会等组织里不乏社会活动与政治运动的活跃分子——更不要说五四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若据此即说蔡元培与五四有直接作用，仍属牵强：蔡的原初用意，本在体现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路，并借以改变师生“奔竞及游荡的旧习”，至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只能说是“无心插柳”——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些，可说北大至今仍保持社团林立的活跃氛围，依然是蔡先生开创局面的延续。

欧战结束，蔡元培的兴奋和激动与知识界并无二致，在天安门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演讲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1月15日）和《劳工神圣》（11月16日）。此时的蔡元培无疑是当时无数陶醉在对中国前途充满幻想的人群中的一员，期望既殷，失望愈烈，自在情理之中。这可以说明五四前他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的原因。

据当时供职于外交委员会的叶景莘说，无力对抗并改变准备在和约签字的政府时，时任外委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亲自坐马车赴东堂子胡同的蔡宅，把密电内情告知蔡元培。蔡随即电招学生代表于他家里会议。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这才改为提前到5月4日——否则，五四运动将可能以“五七运动”载入史册。

但随后事态的急转直下，显然超出了蔡元培的意料。基于爱国热情的五四游行示威活动因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和32名学生被捕，迅速演变成学生与政府的对抗，这种结果大概既出乎蔡元培的意料，也使他陷入双重的两难处境：同情并理解学生的放弃“读书”，全力投入“救国”的选择，随后也采取了全力营救、保护学生的积极行动。但无论就其“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的个人性情气质而言，还是依其至死不易的“学术救国”、“道德救国”（蔡临终遗言）之理念来说，他都并不赞成，甚至反对学校与学生直接介入政治斗争。这种借助文化启蒙和教育救国以实现其经世济民理想的理念，来源于对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积弊的理解，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有这样概括性的描述：“我国输入欧化，60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故主张学生“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此意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反思结论中有过表述：“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正是由于这种思路，我们说蔡元培属于严复、张元济、张謇一类从文化和实业着手的人物，而区别于康、梁和孙中山这样看重政治行动的人物。因此，很难说蔡元培如同康梁领导了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一样，策划或领导了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