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别老长安街(二)

2009-04-21 01:17:21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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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显赫大街的60年

一项面对长安街行人的问卷调查中,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北京报道

1950年6月,为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林荫大道”工程在长安街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根据规划,从东单路口到西边的府前街东口,在原有15米宽的沥青路南北两侧,各修一条15米宽的新路,新路与旧路之间,种上了四排高大的乔木。

“当时我们参加拓马路,还在王府井砌高台,有两三米高,同时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当时才上初中,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也参加了修建大道的“义务劳动”。

此时,一幅关于“长安街如何建设”的规划蓝图也慢慢展开。

请苏联专家帮忙规划

“解放后不久,苏联专家先做了一次规划,图画得特别简单,就一大条。”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翻开城建档案,指向1949年苏联专家设计的长安街行政建筑设计图。其中,苏联专家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

这一设想却遭到中国本土专家的反对。1950年,梁思成、陈占详刊印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建议在西郊发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这样,围绕着‘行政中心区位置’的讨论,全国建筑师聚集到北京,反复做规划方案。”赵知敬回忆说,整个5 0年代对长安街的规划,虽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纺织部、燃料部、工业部在苏联专家提议的空地上一一开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今儿盖一栋楼、明儿盖一栋楼”。

北京急需一个整体规划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6月下旬,又指定了几位老干部,抽调少数党员青年技术干部,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报了统一的城市规划意见--- 《改建与扩建北京规划草案要点》。

行政中心最终被确立在旧城,长安街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被明确提出。但长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的赵知敬回忆,那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规划专业。于是决定邀请苏联专家来做详细规划。“我们当时就听苏联专家讲课,每天看苏联的教科书。”在“苏联专家结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长安街的蓝图基本绘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为“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长安街则肩负起全力体现这一主题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马路主义”

1958年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的陈干,对长安街作为北京“东西轴线”的建设,满心憧憬。他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形成有别于紫禁城的轴线,与传统的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确定出北京城新的 “零点”(城市坐标)。

在赵知敬这些老北京心中,长安街能作为“东西轴线”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它是北京旧城最宽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临近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在历史上正式的长度只有3.8公里,从东单到西单。“东单往东到建国门,西单往西到复兴门都没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几个弯,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宽度。每天公共汽车在里面满满当当地开着。”赵知敬回忆说。

这样的格局在1958年被彻底改变。国庆十周年前夕,西单到复兴门的邱祖胡同等,东单到建国门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宽的沥青路,复兴门到建国门全线贯通,长安街长长了---6.7公里。道路彻底打通,为两侧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十年大庆为长安街的建设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在董光器看来,如果只有3.8公里,长安街根本没法进行大规模建设。

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一个禁区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动。事实上,从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右门开始,“古建筑的拆与保”的交锋就在不断上演,当长安街向着具有“首都风貌”的大干线思路发展,双塔寺、牌楼这些古迹,都随着不断翻新的长安街景象,走入历史。

由是,长安街的改造,在关注北京城变迁的记者王军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长安街呈现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长安街修起了80米宽的游行大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前,形成了东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广场---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

此时,长安街沿线的建筑,除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饭店、民族宫等,还有在长安街南边的纺织部、煤炭部等部委办公楼。这些庄严而肃穆的大厦,随着国庆10周年,完成了长安街从规划草图走向现实的转变。一条以政治形象闻名世界的大街,从此诞生。

然而,“第一枪”打出没多久,便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国家大剧院没建成,科技馆也撂下了。”董光器回忆。直到1964年,经过三年调整,国力有些恢复。万里作为北京市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提出中央有一些办公楼可以集中在长安街上盖。

很快,北京市政府开始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1964年4月,长安街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方案,特别是确定了包括道路宽度在内的具体原则。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长安街的马路宽度一直难以确定。“50年代翻译很多国外首都的资料,感觉到,作为首都的一条主要街道,道路过窄对交通影响很大。所以,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

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到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终划定为“120米”。“北京派出一个城市建设代表团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区的建设,回来一比较,发觉北京的马路不够宽,就调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说。

此后,长安街一直向1958年划定的“红线”努力。赵知敬说,现在很多地段,路宽已不止120米,“而这次大修,大剧院西边这条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动。”

就这样,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然而,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就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提出“长安街建设暂停”。

东方广场的争论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长安街仍然是为了充分体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现代的情况,强调要有充足的绿化,还要有商业,把西单、王府井几大商业中心联系起来。”董光器说。

规划做好了,却没有钱。在董光器的记忆中,长安街建设的再次启动始于招商引资的大力推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加速,商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在长安街扎堆。“特别是港商很看重长安街的地位,这样,东长安街就盖了很多写字楼,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都跑到了西长安街。”董光器说。

随着外资注入,长安街10年间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设量。也有人开始担忧,长安街的政治意义在“软化”吗?

“作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盖楼要经过资格审查。不是国家级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国家级的博物馆、文化建筑。” 董光器说。

市场经济的渗入,让标准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占了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17%。

为此,甚至有城市规划者给北京市写报告,要求坚持长安街的性质。90年代初,随着体量巨大、玻璃幕墙的东方广场突现长安街,争议骤起。

“东方广场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栋建筑,宽488米,像一个大屏风。”赵知敬回忆。

1994年,赵冬日、张开济等6位学者联名提出,东方广场大厦如果按照原方案实施,将改变旧城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在此前后,北京市召开了一个东方广场方案的展示会。

然而,规划界人士依然无法认同这个突破心理底线的规划。一位规划人士表示,把东方广场镶在长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孙子辈”。

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在开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 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 董光器说。

其实,这样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长安街的规划。“知名开发商想把写字楼盖在长安街上,各区又急于招商引资,自然挡不住这股潮流。”董光器说。

拆了3000面广告牌

世纪之交,长安街边又起“拆广告行动”。

1999年炎夏,也是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长安街上的广告已相当“繁荣”,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两侧建筑顶部的广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负责“拆广告”的是时任长安街及延长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主任赵知敬。在规划圈里折腾了大半辈子的他,决定“下大力气”让长安街的建筑恢复原有的轮廓。结果,行动刚刚开始,他便收到一封信件,“说长安街上的广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表现,要是拆掉,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路线。”赵知敬告诉《望东方周刊》。

不过,“上纲上线”没见效。广告牌和匾额最终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来找我说情。每一个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有人恨得想摘我点器官什么的。”赵知敬笑道。

2002年,赵知敬组织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了《全面建成长安街、完善天安门广场》的课题。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此次规划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两家大学,对长安街的行人展开社会调查。在问卷设计中,记者看到有“你对现在的长安街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觉得不舒适的地方”这样的问题。

回答五花八门。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对长安街的意见。”赵知敬说。

这样的规划思路,是否会让这条宽阔威严的街道,更加亲切而生动?

胡彦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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