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天子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
蔡磊：这一讲还是讲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蔡磊：“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蔡磊：话说得很明白，道理也很浅显明白，苛刻人民，让人民奉君，犹如割自己的肉充腹，肚子吃饱了，但却亡了，君富了但国亡了。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就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蔡磊：刚才我们说的那段话是李世民自己说的，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犹嫌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这是李世民在说，当初大隋灭亡以后他们进入京师以后看到的景象，说的也就是隋炀帝晚期，“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接受了隋炀帝的教训，所以唐太宗自己怎么做？“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因为他认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帝王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下无事，百姓就会安宁，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像载树一样，不要伤它的根，不要伤它的筋，那么树肯定会枝繁叶茂。当君王的，不要想起一出是一出，不要乱七八糟总是胡折腾百姓，百姓肯定就会安居乐业，生活会很好。
蔡磊：这是贞观天子的话，这一讲我们引用了好多皇帝语录，之所以这么引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实在非常可爱，总在实话实说，因为历代的帝王总觉得是百姓离不开帝王，但实际上是帝王离不开百姓，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异类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蔡磊：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简简单单就是四条。一曰“去奢省费”；二曰“轻徭薄赋”；三曰“选用廉吏”；四曰“使民衣食有余”。不要太奢侈，赋税轻一点，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吃饱穿暖，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蔡磊：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关于民间结婚嫁人的，贞观天子也有说法，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当时是鼓励早婚的，到了年龄就应该鼓励他们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对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女的失去丈夫，男人失去妻子，到丧期满了之后，就应该让他们重新再组织新的家庭。同时皇上自己还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年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李世民这个举动，可以说是他在带头响应自己的号召，这些宫女在宫里显然是不能结婚，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的，将她们放还民间之后，她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组织家庭，生儿育女，而且裁减这么多人，宫里的花费也减少了，所以去奢省费首先是从皇帝做起，总宫女做起，真可谓一举多得。
蔡磊：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当时社会积累不够，所以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那种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我们曾经讲过，隋炀帝时期修长城、修运河，跟高丽打仗，几乎年年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工程动作，所以老百姓始终不得安宁，调集的民工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贞观年间就用法律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限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
蔡磊：“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蔡磊：意思是说，以后不管你是要修城池，还是要筑河堤，只要需要用人，就一定要造表，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行动，否则的话，根据你们这项工程，下面擅自作主调集的人力，就要对你们进行追究，而且追究刑事责任，按贪赃枉法论罪。
蔡磊：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赋税方面可能没有减弱多少，但徭役方面肯定是减少了，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蔡磊：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家里好好种田，朝廷的意思在于劝课农桑，让大家都致力于自己的本业，致力于农业生产。
蔡磊：自东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马背民族，马背民族的特色就是崇尚武力，恃强斗狠，这样就对看起来很辛苦的农业民族很轻视，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leisi，古代一种类似犁头的农具，木把为耒，铁把为耜），皇帝以这种仪式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为了这种古代礼仪的恢复，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到了那一天，自然是盛况空前。书上是这样记的：
蔡磊：“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由于这种礼仪已经多少年没有实行过了，老百姓都觉得很新鲜，所以在仪式进行时，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前去观看，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见了，很高兴，同时也很吃惊，哦，原来是这样的。
蔡磊：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乱动荡不已，好多人都已经不擅长、不喜欢、也不安分的待在家里种田了，所谓“不事稼樯、人多浮伪”，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人一个个的都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不愿意干正经事儿了，这甚至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当时，为了贯彻朝廷尽力农耕、劝民农桑的意思，地方大员要派出下属官吏，到处严加巡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强制送回去进行劳动，“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这是地方大员交给属下的任务，可见当时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二流子有多么多，也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多么浮躁、不安分了。
蔡磊：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成了这样，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治理当然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很快就见成效的，李世民也并没有以为，他以天子之尊，做完象征性的籍田以后就能怎么因，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派出朝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专门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皇上自己还亲自带头在他宫里的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蔡磊：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还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意思就是说，国家靠的是人，人靠的是粮食，我害怕人们不好好劳动，害怕庄稼不能丰收，所以才要亲自躬耕田亩，亲历亲为躬耕田亩，当皇上的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从我自己的感觉出发，可以想像干农活真的是很苦的。
蔡磊：因为深知民间疾苦、老百姓不容易，李世民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劝课使臣们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能从首都跑到下面的地区就待在衙门里，那不行，不能从机关到机关，必须得深入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说清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许迎来送往，理由也极其简单现实，我派你们下去本来是让你们劝人好好种田种庄稼的，结果你们再搞那一套虚礼，不是时间也浪费了，人力也浪费了，让你们这样去劝农，还不如不去。话也说得很结实。
蔡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那一年京师闹旱灾，一旱就很容易起蝗虫，也就是那一年，贞观天子干脆把一个蝗虫给吃下去了，而且吃之前他还有一段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人吃庄稼，你把老百姓吃的东西给吃掉了，你就是在害老百姓，就算老百姓真有什么过错，责任也在我，如果真的是什么神灵来报复，来报复我好了，不要伤害我的百姓。
蔡磊：《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轻松诙谐的议论：“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这一段说的是李世民吃蝗虫的事儿，说他是在做一种亲民表演。
蔡磊：表演也得有观众，李世民做亲民表演，证明他心里还是有老百姓的。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拿百姓当牛马、当工具的人好得多吧？
蔡磊：还是贞观五年（公元631），当时按规律要给皇太子行冠礼，给皇太子行加冕礼的事儿应该说是大事儿了，所以有关部门要事先占卜、算卦，看看哪天是大吉，算出来的日子正好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所以皇上下了一个命令，这时正是春耕大忙时，要做这种事儿，肯定会对种庄稼有影响，所以特地下令，二月不干这个事儿，改为十月，依然是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
蔡磊：说了半天，贞观天子的政策都集中在农业方面，当时的土地政策我们有必要说两句：
蔡磊：唐高祖期间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一百亩）”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均田制是，每个男子给一百亩，每户占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一百亩里有二十亩可以继承，剩下的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家里动是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吧，剩下的情况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随时调整。
蔡磊：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好多人在打仗时死了）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少田多，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有的地方人多田少，叫“狭乡”，狭乡又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政府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一套配套的优惠政策，如果从狭乡迁到宽乡，按道理不是一户给一百亩地吗？你从狭乡到宽乡，占的地超过一百亩，到二百三百了，也不算你违法，因为本来就是人少地多，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而且还要适当免除劳役赋役的成龙配套的优惠条件。
蔡磊：类似这种在李世民贞观时期逐步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现在说起来挺简单，但这种政策从出台到真正实行，如果说当政者没有一颗为老百姓考虑，从老百姓角度出发的心，这种政策压根儿也不会出台，很可能是这样。
蔡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我们国家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按当时官方的说法，也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农民，尤其是西部农民的穷，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正是因为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所以八十年代初才由中央政府出面，组织并实行了一次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宁夏的西海和甘肃的定西，都属于很苦的地方，把这些人往河西走廊迁，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地很平，每年的粮食丰收算是有把握的。
蔡磊：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蔡磊：贞观年间当时出台的形形色色，成龙配套的有关政策也可以说是让老百姓收益无穷，这可以说是贞观之治得以成为现实的政策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等等等的善举善政。
蔡磊：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在李世民长达二十几年的贞观时期，后期显然不如前期，但是在贞观前期，李世民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心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才就有了出自书（《贞观政要》）里说的贞观盛世图：
蔡磊：“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前面说的是李世民继位时的形势，灾害严重，又是霜又是旱，灾害一严重，粮食就减产，再加上外面，突厥也不安分；“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这一带粮食缺的更多，灾荒更严重，以至于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这是贞观初年的情况，“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经过两年之后，情况就开始好转了，出外逃荒的百姓又都自动回到家里，证明皇上政策的深入人心。
蔡磊：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蔡磊：这样的，短短几年之后，就“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ji携带）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跟前面的一斗米值一匹绢，到后来的一斗米才值三四文钱，显然粮食是多得多了，粮食多了，反映的也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现实。所谓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是比较老套的夸张了，出外的人不用背干粮了，一路还能有吃有喝，还能热乎乎的，这显然是真的，而且临走房东还要给你送一些吃的，这都属于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显然是社会富庶的一种表现象征。
蔡磊：贞观之治实现以后，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劲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这段话是皇上从他的角度总结了一下贞观之治之所以得以实现的原因，他认为这都是魏征劝说的功劳。
蔡磊：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表扬魏征，但实际贞观天子也有点儿借表扬魏征来夸耀自己功绩的意思，不过这种表扬他人意在表扬自己的方法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说的是真的，即使是到了现在，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是可以成立的，在贞观初年，李世民真的是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并且还有忠言逆耳的说法，表明此类封建遗风哪怕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绝迹。
李世民应得“实事求是”奖章
蔡磊：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就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因为李世民真的在某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唐太宗的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一斑。
蔡磊：还是我们前面说的，越是有钱就越是有权，不让别人说话，而李世民作为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皇上，他让别人说了，而且也真的听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不容易，也就是按我们说的，在秦始皇的故乡诞生了一个李世民，多多少少还真是一个奇迹吧。单凭这一点，我们认为李世民就可以傲立于林林总总的帝王行列前排而问心无愧。
蔡磊：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应该得到一枚大大的镌刻有“实事求是”字样的奖章。
蔡磊：“实事求是”是现代人的现代表达，用那时的话说，李世民的难能可贵首先表现在他有极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李世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对弓箭比较擅长，自己也认为对弓箭颇有研究，在贞观元年时他就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蔡磊：正因为做了对比，意思是，我从小就喜欢弓箭，我以为我对这里面的奥妙、道理已经很懂了，最近我得了一张好弓，让匠人去做，结果匠人说这不是好东西，我认为好，他认为不好，为什么呢？匠人告诉我了，木头的纹理不好，虽然看着很有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恍然大悟，我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弓还没有真正搞明白弓箭的道理，更何况我才当了几天皇上，治理天下的道理，我不懂的显然是太多太多了。
蔡磊：因为有了这个教训，当时还执政不久的贞观天子就下诏让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设于禁中的中书内省值班，随时召见咨询。凡是住在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要轮流去宫里值班，有事儿没事儿在那儿坐着，等着皇上召见，说不定皇上想起什么事儿要和你探讨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具体的题目，因为皇上在宫里，可能就是问问外面的情况，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过的，也就由此知道朝廷政策的利弊得失。
蔡磊：这中间也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刚当了皇上的李世民每次上朝都是威容严峻、咄咄逼人的样子，因为他从小就打仗，本来生得就比较威风，再加上打仗，多年戎马生涯，后来又当了皇上，所以一到人前，他有意无意的，样子就很严肃，尤其是在朝堂上，一生气脸立刻就变了，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他一生气，脸都涨成紫红色的，所以大臣们对他都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有时候要说点儿事儿，上奏章，不是丢三落四，就是举止失措，可见天子威严真是让大臣们受惊不小。
蔡磊：因为老是这样，后来经别人提醒后，李世民这才有意加以改正，显得轻松和蔼了不少。因为你老是这样，别人就不敢说话了，就是说话，也不一定说真话了。因为这样，李世民就加以改进。
蔡磊：《贞观政要》有点儿类似于“文革”中的语录本，里边满是贞观天子谈政论事臧否人物说古道今的言论，有好多是非常好的故事：
蔡磊：贞观二年有一次，，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原李建成手下的侍官，后来建成死了，因为此人比较有才能，所以李世民还是用他），太宗问他：“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现在的君臣和古人相比，为什么显得都不怎么好，这是为什么？
蔡磊：王珪回答：“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致治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以前的人考虑问题总是从百姓出发，现在的人根本不考虑百姓的死活，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当官的也不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以前的时候，汉家宰相最少得精通一经，否则宰相当不成，朝廷碰到什么事儿都要引经决定，大臣们很有学问，教人识理，这样整个政治风气、社会风气，肯定就好了。近代以来，重武轻文，好的风气占不了上风，那坏的风气肯定就弥漫开来了。
蔡磊：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学有所长，再加上懂一些政治，这就是晋升的资格，可以说是当时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干部选拔上来之后唐太宗还有要求，他自己说过这样一段话，贞观三年，对自己身边近臣说的：
蔡磊：“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人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这段话的意思是，按照唐代的官制，中书门下还有尚书，三个机构，三个部门，职责分别是代替皇帝发布命令、审查命令和执行命令，具体来说，中书省是朝廷发布圣旨，敕策的机构，门下则是对中书发布的政义进行审核，如果他们觉得中书的敕策没有问题，就下发，如果觉得有问题，就把敕策奉回去，尚书就是执行命令，这三个机构既互相制约，又各有各的权力，三个官职都是宰相，不像汉时只有一个宰相，这也算是集体领导吧。
蔡磊：李世民那段话就是对他们说的，你们都是机要部门，凭着你们的真才实学才把你们提到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明白，你们不是一般的抄抄写写，收收发发的小秘书，那种事儿是个人就能干，还用得着你们来当宰相吗？在这个位置一定要负起责任。话说得比较重，但是也是皇上对他们的期望严的原因。
蔡磊：到贞观四年（630），李世民又和一位老臣就前朝隋文帝的执政得失讨论了一番，还是那个特点，李世民对隋文帝其人很是不以为然，他感慨道：“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天下那么大，事情那么多，这些事情就需要底下的那么多官员来通盘商量，朕再考虑，这样做出来的决断才是合理可行的，“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老是把大事儿小事儿都揽在一个人手里，说起来你是在日理万机，假如你每天决断十件事儿，有五件说得不对，说对了当然很好，不对的怎么办呢？一天是这样，两天呢？一个月呢？一南呢？国家要是这弄下去，“不亡何待？”
蔡磊：隋文帝节俭还很勤政，好像也就是这两点让他在史书中的形象还算可以，但李世民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勤政无非就是出于多疑，既然他可以从人家孤儿寡妇手里骗来个皇位，当然也怕别人再骗了他。所谓小人眼里无君子，君子眼里无小人吧。而且他的批评也可以说是非常到位，我们现在总是在说日理万机如何如何，还是我们讴歌领导英明的现成词汇，但还是李世民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日万机，所失岂不更甚？再假以时日，日积月累，滴水石穿，蚁穴成溃。
蔡磊：这是挺可怕的，正因为确实明白了个人能力有限，群众才是英雄的道理，所以李世民很有些不怕人说话，只怕人不说话的急切迫切与热切。他在贞观五年时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治国和看护病人的道理是差不多的，觉得病人已经好了，但我们还是要小心看护，中间万一有个不小心，弄不好人就没了，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安，必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哪怕我休息了，但大脑还是没有休息。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希望大家协力协心，看到事情做得不妥当，就一定要说出来，我们君臣之间一定要坦诚相见，不要隐瞒，这样才会对国家有利，否则对国家实在是祸害。
蔡磊：他还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看前朝历代的王朝兴衰，一会儿兴起来了，一会儿衰下去了，就像一会儿天黑了一会儿天亮了，原因在哪儿呢？在
蔡磊：这段话是和魏征说的。魏征回答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这都是反过来了，应该居安思危，但日子一安逸他就什么都不想了，所以天下也好，什么也好，肯定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话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
蔡磊：魏征除了这句话之外还有一句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那一次贞观天子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
蔡磊：一直到了现在，魏征作为一个著名的正直敢言的忠谏之臣的名声依然颇为响亮。魏征的名垂青史就在于他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在于他敢于向唐太宗进言，敢于向唐太宗进谏，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他成全了贞观天子李世民，反过来说也一样，贞观天子李世民也成全了他，他们俩以君臣的身份一直相处了十七年，在这十七年里，魏征始终以直谏著称，敢说，而且说得很直率。李世民对他提意见的方式也有过牢骚、有过不快，还有过要杀了魏征的念头，他骂魏征乡巴佬，有杀了那个乡巴佬的念头，但总算在有生之年没有发生悲剧，还是有始有终、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蔡磊：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皇权就是一切，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那是一个压抑的让人喘不气来的时代，张牙舞爪的龙，就成了皇上的、天子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的类似图腾的标志。皇帝穿龙袍、坐龙椅，生气也叫龙颜大怒，生了儿子叫龙子。据说，在龙的喉咙下“有逆鳞径尺”屡犯龙鳞，龙喉咙下的那块逆鳞，这块鳞不能随便弄，就相当于拔老虎胡子一样，把龙的那块鳞忤逆了，那龙就要把你给吃了。贞观时代，敢犯龙鳞的何止一个魏征？总不能说那时的人都疯了，都敢拿脑袋不当脑袋吧？魏征之所以总是敢向皇帝进言进谏，还是魏征自己把话说穿说破了：
蔡磊：“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意思是，是你让我说我才敢说的，要是你一次不听、两次不听，肯定三次四次的我就不说了。所以我们说，魏征也是让唐太宗成全的。
蔡磊：魏征因病死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5），李世民写了一篇不是悼词的悼词：“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用铜镜可以知道自己的衣服穿得整齐不整齐，用历史为镜子，可以知道天下兴衰的规律，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魏征就是我的人镜，现在他死了，我的镜子没有了。
蔡磊：为了号召向魏征学习，李世民还作了一首诗：“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人已经不在了，我只能空对着他的画像感慨，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敢于给我提意见的大臣呢？这是说的魏征和李世民。
蔡磊：贞观天子登基后总是不忘抚民以静，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表现在治国行动上，也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既然是大病初愈之人，当然需要能躺不坐、能坐不站、能站不走、能走不跑。这是李世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态度，或者说基本原则，能不折腾就不折腾，能不动弹就不动弹，让百姓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的机会，让国家能够从根本上强大起来，富强起来。
蔡磊：而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则完全相反，在他那里干什么都是大场面、大声势，从来都是越大越要大，越大越不怕大。因为他是皇上，整个国家天下都是他的，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会有人来跟他计较行政成本，人力成本就更是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了。隋炀帝还是毁在让他风头出尽的大手笔上了。
蔡磊：铁血秦王出身的李世民并非没有大手笔，但他像真正的武林高手一样，不到关键时刻不露，该出手时才出手，而且总是审时度势、有软有硬，根据情况看，需要什么动作才做时间样的动作，尽管可能看起来不那么赏心悦目，但实际成效却一点也不差。
审时度势处理民族、国际关系
蔡磊：刚才我们说的是国内的情况，再看看周边国际的情况吧。
蔡磊：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这里说的只是贞观十四年那些正式受大唐王朝管辖、或向大唐王朝表示臣服的地域。一年以后情况就有变化了，主要是一年以后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以后，和现在西藏那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果要把那块算上，疆域就更大了。
蔡磊：还有鉴真东渡、玄奘西行所产生的极其深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呢？据说，李世民本身对佛教不是太感兴趣，但玄奘和尚回来以后，他曾经力劝玄奘和尚还俗，帮他处理一些有关国际上的事务，之所以对玄奘这么看重，是因为玄奘在印度生活了十五年，是当时国家唯一对中亚那边的地理、风俗、物产及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物。玄奘最后当然没有还俗，而是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专心从事佛经翻译，并且享受着来自朝廷的颇为优厚的特殊津贴。后来的大雁塔也是当时他的地方。
蔡磊：刚才说到了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大唐文成公主享受的待遇和玄奘和尚当然是不一样了。甚至就是到了今天，文成公主远嫁也依然是一段佳话。文成公主出了京师长安后一路西行，嫁的是吐蕃的松赞干布，翻译过来就是“刚毅深沉的赞王”。
蔡磊：松赞干布也是把他那边大大小小的部落都统一了起来，成了一个王，松赞干布之所以想起来和大唐王朝通婚，有点儿乡下人和城里人通婚的意思，当时的少数民族总是以能和大唐结上亲，攀上亲为荣耀，松赞干布先是在贞观八年向大唐派出了他的第一批使节，大唐也回访了他，双方算是认识了。后来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娶了大唐的公主，他想别人能娶我也能娶啊，于是松赞干布也在贞观十二年（638）年派人带了许多财宝，到大唐求婚，却没有被答应，至于为什么没有答应，现在我们不知晓了，但吐蕃使节回去后需要汇报交差，他是这样向自己的赞王说的：
蔡磊：本来呢，求婚都已经成了，大唐对我们也很好；可是后来吐谷浑王也去了，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挑拨离间的动作，结果大唐对我们变得冷淡不说，连已经答应的公主也不给我们嫁了。
蔡磊：松赞干布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当时已经让大唐打过，还没有恢复元气，松赞干布这么一打，吐谷浑当然不是对手，结果就逃，松赞干布这边就追，等于是松赞干布从青海那边一直打到现在的四川阿坝一带，然后带了二十万兵马驻在那儿，当时叫松州（今松藩之地），然后再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去长安求婚，我都有驻军在这儿了，你不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然咱们就刀兵相见！
蔡磊：这就有点儿太过了，他那时大概还并不知道，吐谷浑尽管败在他手下，但自己多少有点胜之不武，因为早在他第一次向大唐派出使节进行接触的时候，在隋朝时就被灭了一回、后来趁着隋末唐初天下大乱才又再度崛起，少不得跟唐朝找麻烦，缓过劲来的大唐肯定要跟它刀兵相见，那吐谷浑肯定不是对手，等于是吐谷浑在大唐那边刚吃了亏，现在又被松赞干布打了一回，松赞干布不了解情况，以为他打大唐就会像打吐谷浑一样容易，所以才有了比较骄横的姿态。他这边摆出驾驶，大唐那边也有动作，先派了一个前锋过来，双方刚刚接触，还没有正式开战呢，松赞干布这边就死了几个大将，死了几千人，也就是说，松赞干布还没有和大唐刀兵相见呢，结果就急忙退兵了，本来想凭武力说话的松赞干布就更加坚定了和大唐和亲的决心，很快派人入唐谢罪，并带着礼物再次求婚。
蔡磊：也许真是不打不相识，贞观天子这一次就准了，也就有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初，在长安城外特地为文成公主举行的盛大的欢送仪式。那是一次规格很高的官方行为。大唐派出礼部尚书李道宗持节护送。松赞干布则亲率军队和文武大臣来到与吐谷浑交界的柏海（现青海扎陵湖）边迎接。松赞干布向代表大唐朝廷的送亲特使李道宗行了子婿之礼，以女婿的身份向这边行了礼。这样，吐蕃和大唐的感到就变了，这边是丈人，那边成了女婿，从那时候一步步开始演变，最后终于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蔡磊：由和亲而开始的一段难能可贵的佳话至今流传，而且还要代代流传。
蔡磊：千万不要小看了当时所谓的和亲之策，有时候，一个公主的作用的确是让人匪夷所思。文成公主当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面典型，反面典型也有，类似这样的麻烦隋文帝遇见过，李唐王朝也遇见过。
蔡磊：给隋文帝制造麻烦的是嫁给突厥的北周千金公主。大隋建国后，就是她日夜在突厥沙钵略可汗面前哭诉，请求出兵为其娘家报仇。后来由于突厥内乱，沙钵略可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下只好向大隋请降，千金公主也忍辱上书，“自请改姓，乞为帝女”，隋文帝同意所请，改封北周千金公主为大隋大义公主，算是拿大义灭亲的说辞揶揄了突厥可汗一把。
蔡磊：给后来的大唐制造麻烦的则是由隋文帝嫁给突厥启民可汗的义成公主。启民可汗死后，她按照突厥“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先后嫁给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以及始毕可汗的弟弟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她在突厥为大隋做了不少事，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之前就是她设法送的信。隋炀帝在江都死于宇文化及之手，萧皇后也成了宇文化及的囚虏，后宇文化及败于窦建德，又是义成公主把萧皇后等人接来突厥。她一直把唐朝视为灭国仇敌，坚决支持突厥对大唐的不断侵扰。所以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突厥一直就是令大唐最初两代帝王寝食难安的祸乱之源。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蔡磊：正是因为忍无可忍，贞观天子才痛下决心，彻底摆平了东突厥。后来就是吐谷浑。再后来才有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的和亲吐蕃的举措。再再后来，贞观天子的锋芒又指向了横行西域俨然是西域霸主的西突厥，甚至也包括占据如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的高昌国。当时自然环境很恶劣，部队能过去都算是很不错了，那都是打出了大唐国威、军威的大仗、硬仗，以至大战之后，当地有童谣这样唱道：
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
回首自消灭。
蔡磊：就是在这之后，才有了东西近万、南北过万的辽阔广袤的大唐疆域。这也是在贞观天子手下取得的成绩，又和亲，又出兵，一手软，一手硬，贞观天子大治天下靠的就是审时度势的这两手。
蔡磊：关于和亲，贞观天子自己也说过，“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这也是李世民对和亲之策比较直白的说法吧。
蔡磊：下边这段话也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
蔡磊：一个公主可以抵十万精兵，有这种条件，为何不用呢？说这个话的时候，贞观天子针对的是延陀，也就是薛延陀，是铁勒十五部中最强的一部。他们本来住在现今的新疆北部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是他们和另一铁勒部落回纥共同起兵，一块儿为大唐征服东突厥提供了大好良机，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帮助，所以两边，大唐和铁勒回纥这边把东突厥打败了。
蔡磊：东突厥败了之后，薛延佗就占据了原来东突厥的领土。李世民本来就是要跟他们和亲的，但他们却总是跟唐朝这边闹别扭，因为赶走了东突厥，占据了东突厥的地方，后来的东突厥人是让李世民收留了，应该说李世民对东突厥人还是比较信任的，不仅把这些部落老百姓安置了，而且还给他们的头人都封了官职，他们当中的好多头面人物都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前面唐太宗自己说的突厥可汗带刀职，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放在自己身边当警卫，也算是一种特殊信任吧。但谁也没有想到，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竟会纠集一批部落子弟，乘夜突袭皇帝御帐。叛乱被当场镇压，贞观天子对外族人的信任也同时大打折扣，这才有了将他们迁回原住地的举措，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求个平安保险吧。但占了他们地盘的薛延陀不肯接受他们，大唐朝廷和薛延佗部落的关系又重新紧张起来，以前贞观天子本来答应了，但后来又变卦了，赖婚了，就连一直对贞观天子大加赞赏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里批评说：“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你知道他不可亲，当时就不要答应，既然答应了，你后来又仗着自己的势力强大，背信弃义，把婚事赖了，就算你把薛延佗消灭了，这事情也不值得赞扬。
蔡磊：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种考虑，和亲既然只是一种基于政治考虑的谋略，对象是否合适，时机有否变化当然都应该在考虑之列。当初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所以采纳群臣建议，考虑要对薛延陀和亲，主要担心的还是因为之前和薛延佗打过仗，其中有几个手下爱将被对方俘虏了，当时李世民之所以同意和亲，是想把爱将换回来，才有了联姻之允。后来爱将自己逃回来了，官军这边又有了消灭和对付薛延佗的办法，那干嘛还要把我们的好姑娘送过去呢？哪怕是皇上也应该有点人之常情吧？贞观天子的赖婚之举，倒是让我们在无意中看见了他的真感情真性情，也多少让我们对他有了些认同感和亲切感。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