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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被重判,走私贩私风被压下去,广东经济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杨红雨摄
1983年7月18日,《南方日报》报道前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判死刑。
又一大蛀虫成为阶下囚。1983年7月26日,《南方日报》发表《原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将受国法严惩》一文。
深圳发展提速。1983年8月8日,《南方日报》报道《深圳连片开发三个工业区》。王辉摄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杨力宇教授,谈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1983年4月5日,以维护境内社会治安为主要职责的武装警察部队建立。
198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一经推出,令全国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普遍的欢迎和称赞。
由于1984年不发布票絮棉票,商业部规定敞开供应的絮棉从1983年12月1日起执行新价。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公判大会上,40年代入伍、曾经为党和国家作出过贡献的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腐堕落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惩治腐败打响的第一枪。
这一枪,有力地震慑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一案件的处理,为改革先行一步的广东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从一台黑白电视机开始的贪腐之路
王仲是天津市蓟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他1949年参军,同年入党。1950年转到地方工作,参加土改后,担任过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务,1976年起任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81年8月调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秋,海丰县红草公社有位广播员申请去港,希望早日得到批准。于是这个广播员找到王仲多次上门拜访,并认识了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儿子王建成。打好“关系”以后,这个广播员问陈巧兰:“家里有没有电视机?”陈巧兰说没有。他领会其意,便约王建成第二天早上到汕尾至海城公路的一个地方,捧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回家。王仲收到电视机后,亲自把广播员的出港申请报告批给公安局。这个广播员便在这年的11月去港了。
1980年7、8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王仲立即跑到汕尾镇“视察”。他进入汕尾镇,犹如进入藏宝的山洞,大批的电视机、收录机、手表、布匹、衣服、家具、药品、烟、酒,各式各样的洋货,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王仲钻入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把大量缉私物资据为己有。
王仲的行为在海丰造成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受腐蚀,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瘫痪或烂掉,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大量侵吞缉获的私货,许多严重事件接连发生。
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重判”
法院最终认定王仲受贿、贪污的数额达6.9万多元。这个数字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在杀与不杀的争论中,最终中央核准对王仲执行死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一时哗然。王仲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重判”的答案必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寻找。
当时,邓小平“杀开一条血路”的呐喊在广东产生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深远影响。短短几年功夫,南粤大地收获了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
但由于国门的打开,东西方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产生了激烈碰撞,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地区为了尽快产生所谓的经济效益,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尤其在沿海一带,少数地方领导不择手段“吹糠见米”,同意让国营商业部门收购走私货物,结果一发不可收,造成走私贩私泛滥成灾。
当时党内有同志认为,王仲是一个老同志,历史上为党做了一些贡献,是否应考虑到这一点,适当从轻处理。但在中央从严抓党风、刹歪风思想的指导下,王仲被判处死刑。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寇庆延回忆说,王仲被重判,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走私贩私的风被压下去了。这以后,广东各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各县结合本地实际“摸着石头过河”,办实业,搞“三来一补”,使经济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也可以说,杀了一个王仲,教育了一批干部,摆正了广东探索改革发展的方向盘。
“价格差”成为最早的贪腐根源
透视中国30年来的反腐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轨迹:中国30年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工作也是随着改革步伐而渐进式发展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的改革最早是在广东启动,广东最早启动的改革是生活消费品如柴米油盐的价格改革。生活消费品在计划经济年代全部是计划价格;80年代初,广东部分放开生活消费品价格,一部分仍然由国家控制,一部分由市场调配随行就市,这样同一种消费品就出现了两种价格,产生了价格差,这个价格差就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内经济犯罪分子追逐的目标。
80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部分放开生产资料。这一时期的案件就主要围绕生产资料的价格差而发生。
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改革进一步深化,进入了第三阶段的改革,即部分放开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次改革而产生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远大于前两个阶段改革产生的价格差,因此而发生的案值动辄在几千万元以上。这一阶段的案件主要发生在主管生产要素的部门。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案件的发生,是伴随着我国在改革的渐进过程中由于改革的不到位,制度的不完善、机制的不健全而出现的。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就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栽槟榔树让他盖了小洋楼
李学权是海南省琼海县万泉区李屋苑村的农户,当时琼海县隶属广东省管辖。1983年,李学权依靠承包集体的槟榔树,盖了一栋三层楼房,成为当年的新闻人物。
李屋苑村有种槟榔的历史,1962年,李学权当生产队长时,看到祖传下来的槟榔树只剩下稀稀疏疏的200多株,于是广泛发动群众种值,到1972年,全村共种下槟榔树23000多株。后来,队里吃大锅饭,槟榔园难以管好。到了后来,槟榔树又被冠以资本主义倾向的罪名,加以批判。这种情况下,“槟榔树是摇钱树”成了一句空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队里把槟榔树承包到户,结果产量年年上升。
李学权家承包了槟榔树640株,他管理得非常精细,产量也比别人多出一截,每年家里种槟榔的收入都有1万多元。到了1983年,他家终于盖起了三层小楼,总面积300多平方米。小楼石米批荡,又处在椰树、槟榔的掩映下,显得特别壮观。1983年11月30日,鞭炮声中,李学权乔迁新居,附近的乡亲都来参观,李学权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和新闻人物。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戎明昌
(本文来源：南方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