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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中:我格外享受玩命工作的状态
本报记者蒲荔子实习生黄学博吴敏
张纪中与金庸(右)。
核心提示
今年是中国电视艺术诞生50周年,在这50年的风云变幻中,最具标志性的现象,便是中国电视剧从无到有,从电视艺术门类中的奢侈品,到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娱乐艺术、生活必需品。
这一历程中,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张纪中。
这个有着标签性的大胡子的电视剧制片人,可能是中国被骂得最多的电视人,但谁也不能否认,他见证并引领了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的风潮:他掀起了《笑傲江湖》开始的大陆武侠题材热、《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的新型军旅题材热,他第一个确立了制片人中心制的电视剧生产模式,第一个把中国电视剧高价卖到海外……
张纪中几部大热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对身处的中国电视制作环境有何感受,对制片人制度不完善、编剧稀缺、政策限制、销售渠道狭窄等制约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各类问题有何思考?
1
口述历史
与电视结缘
(1978-1997)
那是一个让人毫无尊严的年代。放在现在都觉得可笑,你说你爹或者你爷爷在解放以前是个地主或者干过一些国民党的事情,你就必须为此承担无数的责任。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进城·
我又回到了城市,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了
记者:对你个人而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你对那段时间记忆最深的又是什么?
张纪中: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各种形势都由此发生了变化。1977年,山西省话剧团恢复了演出,排的第一个话剧叫做《枫叶红了的时候》。我当时在山西轩岗煤矿当历史老师,同时负责煤矿的话剧团。我就想,我们也能来排演这个话剧,就去太原学习。山西省话剧团的老师见到我,觉得我条件不错,团里又缺话剧演员,就劝我报考省话。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学话剧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机?要没有这一步,估计你不会走上电视剧制片人这条路……
张纪中:开始没这么想,我只想着我们轩岗文艺宣传队也应该来排演一个好的话剧。但是省话剧团的老师一提那个想让我去的话题,我心就动了,不动是不可能的,山西省的话剧院,那是我心里的圣殿啊!与此同时我又心有余悸,我一直以来都被拒绝,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我说出了我的担忧。我记得当时话剧院的书记对我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央有文件,你们这样的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话虽然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安慰,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冰凉了一下:我不理解政治,我以前怎么就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对我有直接影响的事情。我参加话剧院考试了,1978年的春天,我终于进入了山西省话剧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就这样出乎我自己意料地结束了中学老师的生涯。那一年,我已经27岁了。
记者:你说你“一直以来都被拒绝,就是因为我家庭出身有问题”。这是指你几次报考艺术学院但都因为政审问题没有通过的事吗?
张纪中:恩,我报考过很多次。最早一次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报的是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记者:舞蹈系?
张纪中:我从小迷恋舞蹈。我现在的模样和舞蹈没什么关系了,又粗又胖,我那时又瘦又高,像根豆芽菜,很适合舞蹈。虽然条件合适,还是失败了。专业考试每一项都过关了,成绩都很好,是最后的政审没有通过。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政审”,第一次意识到人除了生活在现实中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着你。也是我第一次想到,我的出身有问题,对我的爸爸有了“到底都做过了些什么”的疑问。
记者:当时没想过要放弃?
张纪中: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只是一直在寻找机会,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有机会。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山西那时候还不知道“政治的春天”是不是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没一点信心去高考,因为我认定我已经很多次被打回来,这次肯定也是一样。1978年,山西话剧院也正是重整山河的时候,需要招人,我就想能进话剧团就进话剧团。
记者:进了话剧团后,有没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感觉?
张纪中:有一天走在太原的街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离开农村了,我又回到了城市,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了。
记者:现在回过头再去看,会不会反而感谢有了那段经历?
张纪中:没有感谢,只能说这是那个时代必须经历的东西。那是一个让人毫无尊严的年代。放在现在都觉得可笑,你说你爹或者你爷爷在解放以前是个地主或者干过一些国民党的事情,你就必须为此承担无数的责任。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时候荒谬的事情多了,即使到今天,这种左的倾向还没有完全去掉。只能说我们并没有因为受到摧残而消沉,没有被打倒。
记者:1979年,你意外获得了扮演《当我们年轻的时光》的男一号的机会,然后你拍了两年的电影。要是你再坚持一两年,说不定现在就是引人注目的电影明星,而不是现在的身份了。
张纪中:不会的。我对电影的感受,就像我小时候想当唱歌家的感受一样。到现在我也喜欢唱歌,常常一个人开着车大唱,但是演电影也罢唱歌也罢,我缺乏才华。我可以是一个电影演员,也可以成为一名歌手,但是这两者都无法使我成为一个艺术家。
记者:你当时也拍了好几部电视剧了,对那时候国产电视剧的总的印象是什么?
张纪中:当时我已经在拍电视剧了,但没拍那么长的剧集。1987年,我和张绍林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百年忧患》,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和张绍林又合作了《刑警队长》、《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宪兵队长》几部片子,每一部都获了“飞天奖”。那时候我们主要以拍摄短片而著称,已经获得了一些认可。
记者:对你个人而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你对那段时间记忆最深的又是什么?
张纪中: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各种形势都由此发生了变化。1977年,山西省话剧团恢复了演出,排的第一个话剧叫做《枫叶红了的时候》。我当时在山西轩岗煤矿当历史老师,同时负责煤矿的话剧团。我就想,我们也能来排演这个话剧,就去太原学习。山西省话剧团的老师见到我,觉得我条件不错,团里又缺话剧演员,就劝我报考省话。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学话剧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机?要没有这一步,估计你不会走上电视剧制片人这条路……
张纪中:开始没这么想,我只想着我们轩岗文艺宣传队也应该来排演一个好的话剧。但是省话剧团的老师一提那个想让我去的话题,我心就动了,不动是不可能的,山西省的话剧院,那是我心里的圣殿啊!与此同时我又心有余悸,我一直以来都被拒绝,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我说出了我的担忧。我记得当时话剧院的书记对我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央有文件,你们这样的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话虽然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安慰,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冰凉了一下:我不理解政治,我以前怎么就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对我有直接影响的事情。我参加话剧院考试了,1978年的春天,我终于进入了山西省话剧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就这样出乎我自己意料地结束了中学老师的生涯。那一年,我已经27岁了。
记者:你说你“一直以来都被拒绝,就是因为我家庭出身有问题”。这是指你几次报考艺术学院但都因为政审问题没有通过的事吗?
张纪中:恩,我报考过很多次。最早一次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报的是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记者:舞蹈系?
张纪中:我从小迷恋舞蹈。我现在的模样和舞蹈没什么关系了,又粗又胖,我那时又瘦又高,像根豆芽菜,很适合舞蹈。虽然条件合适,还是失败了。专业考试每一项都过关了,成绩都很好,是最后的政审没有通过。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政审”,第一次意识到人除了生活在现实中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着你。也是我第一次想到,我的出身有问题,对我的爸爸有了“到底都做过了些什么”的疑问。
记者:当时没想过要放弃?
张纪中: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只是一直在寻找机会,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有机会。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山西那时候还不知道“政治的春天”是不是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没一点信心去高考,因为我认定我已经很多次被打回来,这次肯定也是一样。1978年,山西话剧院也正是重整山河的时候,需要招人,我就想能进话剧团就进话剧团。
记者:进了话剧团后,有没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感觉?
张纪中:有一天走在太原的街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离开农村了,我又回到了城市,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了。
记者:现在回过头再去看,会不会反而感谢有了那段经历?
张纪中:没有感谢,只能说这是那个时代必须经历的东西。那是一个让人毫无尊严的年代。放在现在都觉得可笑,你说你爹或者你爷爷在解放以前是个地主或者干过一些国民党的事情,你就必须为此承担无数的责任。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时候荒谬的事情多了,即使到今天,这种左的倾向还没有完全去掉。只能说我们并没有因为受到摧残而消沉,没有被打倒。
记者:1979年,你意外获得了扮演《当我们年轻的时光》的男一号的机会,然后你拍了两年的电影。要是你再坚持一两年,说不定现在就是引人注目的电影明星,而不是现在的身份了。
张纪中:不会的。我对电影的感受,就像我小时候想当唱歌家的感受一样。到现在我也喜欢唱歌,常常一个人开着车大唱,但是演电影也罢唱歌也罢,我缺乏才华。我可以是一个电影演员,也可以成为一名歌手,但是这两者都无法使我成为一个艺术家。
记者:你当时也拍了好几部电视剧了,对那时候国产电视剧的总的印象是什么?
张纪中:当时我已经在拍电视剧了,但没拍那么长的剧集。1987年,我和张绍林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百年忧患》,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和张绍林又合作了《刑警队长》、《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宪兵队长》几部片子,每一部都获了“飞天奖”。那时候我们主要以拍摄短片而著称,已经获得了一些认可。
1992年春天,我们听说央视要拍摄《三国演义》,我们就去请战。以前我们到北京都找招待所住,那次不一样,我觉得住招待所会有损我们的斗志,就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住到了日坛饭店,找到了两间只要四十元一天的房间。
回京·
只要给我一个舞台,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记者:1992年参与拍摄《三国演义》,应该是你另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是你与张绍林和中央电视台的首次合作,也让你终于重新回到北京。
张纪中: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常常送片子到中央电视台,请台里的朋友吃饭,都是仰慕的心情。1992年春天,我们听说央视要拍摄《三国演义》,分五个组来制作完成。当时我们想,如果能够参与到《三国演义》的拍摄工作,对于我们来讲会是一个进步和提高。当时我们还在上海拍摄家庭系列剧,4月,我和张绍林就一起来到了北京。
记者:争取《三国演义》的拍摄应该竞争很激烈?
张纪中:确实是,那个时候呢,在山西,做短片的比较多,内容题裁比较狭窄,山西没那么多钱嘛。看到有这个机会,我们决定去北京请战,记得我们当时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住到了日坛饭店,找到了两间只要四十元一天的房间。以前我们到北京都找招待所住,那次不一样,我觉得住招待所会有损我们的斗志。住日坛饭店像多了一份底气(笑)!
我们找了中央电视台,也找了当时的广电部。但是所有的回答归纳起来一个意思:我们来晚了,全部主创都已经确定。没办法,只有走。离开北京后我们就去了厦门,继续电视剧的拍摄。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我们接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通知,我们又被调整到《三国演义》的主创之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三国演义》第四部分“南征北战”,从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到秋风五丈原。一共十三集。
现在回想起来,十几年前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到今天我做这么多的事情都不会觉得很烦,反而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因为这种大干一场的感觉,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现在对我来说,工作是一种享受,天天玩命,每天除了工作都没什么事,休息一天,都觉得是罪过。
记者:从《三国演义》开始,你就算是回到北京了?
张纪中:那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自己租了房子。
记者:一个“漂在北京”的北京人。正式调回北京呢?
张纪中:提出调回北京是在1994年,正式批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水浒传》拍摄完毕的1997年3月,那时才算是我真正的回到了北京。
记者:从1968年你离开北京上山下乡,到1997年,中间间隔了有29年!当年你随着上山下乡的队伍离开北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回来?
张纪中:没有。当时我们知识青年都是连户口一起迁走的,离开北京就是为了改造思想,改天换地。背起行李走的时候是17岁,现在的一个17岁的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泅着呢!户口重新落回北京,我已经46岁了!年华虚度,所以,我今天格外享受能玩命工作的状态。
记者:刚回到北京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要大干一番的热血沸腾?
张纪中:确实是。我这个人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只要给我一个舞台,我一定要做得最好。到中央台,我希望做到最好。以后到国际上,我希望也能做到最好。
2
张纪中十年
(1998年至2008)
我原先并不想接《笑傲江湖》,因为此前有香港版、台湾版、新加坡版好多个精彩版本,万一我们拍砸了,金庸迷每人吐我一口唾沫,就会把我淹死!
张氏武侠剧·
当今武侠剧已陷入绝境
记者:其实早在1998年筹拍《笑傲江湖》之前,你就已经是国内声名显赫的幕后大腕,你担任制片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已经让你声名鹊起。但让你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却是《笑傲江湖》。
张纪中:其实,我原先并不想接《笑傲江湖》,因为此前有香港版、台湾版、新加坡版好多个精彩版本,万一我们拍砸了,金庸迷每人吐我一口唾沫,就会把我淹死!
前些年我接拍《三国演义》、《水浒传》,尽管困难多多,但并没有害怕。这两部戏之所以受观众喜欢,有一个原因,就是没其他版本比较。《笑》剧已有三个版本,如果第四版不能超越,肯定挨骂,就为这,害得我足足三晚睡不着。但金庸的行动让我很感动,他只收央视一元人民币的版权费。金庸先生对我们太信任了,我还怕什么呢?
记者:开拍后,你把已经入镜的男主角“令狐冲”的扮演者邵兵换下,改由李亚鹏出演。这在以往的电视剧制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张纪中:要对金庸和广大观众负责啊。我们宣布了严格的纪律,对不遵守者,不管多大的腕儿,统统下课!拍片之初,确有两三个腕儿被请出剧组。同时,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对每个细节都要求严谨。李亚鹏、许晴、苗乙乙这些演员在长达半年的拍摄中,都不同程度受过伤。苗乙乙一次拍空中舞剑,脚受了重伤,痛得直流泪,她抹了把泪水就上场了。拍完了又接着哭。
记者:《笑傲江湖》之前,内地并没有武侠剧能够与香港的武侠剧相抗衡,从零起步,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纪中:最大的困难是观众对于武侠片的风格认知问题。香港无线过去制作了很多,但都是在棚里拍,是一种工厂式的制作方式,我们首先要确定内地武侠片的风格。我觉得,第一要大气,创作者要有这样的胸怀。其次,制作上要更精良,美术、造型、演员方面的挑选,以及所有拍摄的手法,都要更好一些。此外,武侠打斗的风格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金庸的武侠是虚幻世界,我们要将独孤九剑等等金庸先生虚幻出来的功夫,演化成具像的表现。
记者:你曾说你最大的骄傲,是让武侠剧成为国产电视剧的重要剧种。现在你已经拍了几部金庸剧,你心中的武侠剧是否已经成型?
张纪中:拍完《射雕》之后,从制作的角度来说,确实进了一大步。在第三部《天龙八部》之后,我觉得更有信心。《天龙八部》之后,又拍了《神雕侠侣》,然后拍《碧血剑》,一点一点折腾过来。我们力求让每一部武侠剧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是总体而言又形成了一种类型,培养了很多观众。
我是希望把那些丢失了很多的东西,比如真善美、比如诚信、比如英雄主义在武侠剧里传达给观众,这也是我锲而不舍地一直拍武侠剧的原因。也就是用娱乐的方式,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时候我们的武侠世界里面消失了这些文化因素,那就是武侠剧没有前途的时候了。
拍《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请吕丽萍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还有导演和制片一起在香格里拉饭店和她谈,我跟她喋喋不休地说这个故事有多精彩、多感人,讲着讲着,我就哭起来了,眼泪哗哗的。
现实题材·
《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者: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找了五家投资公司才有人投资,后来中央台也不肯播,谁也没想到这部剧在地方台会这么火。你是怎么说服别人的?
张纪中:记得当时请吕丽萍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导演和制片一起在香格里拉饭店和她谈,我跟她喋喋不休地说这个故事有多精彩、多感人,讲着讲着,我就哭起来了,眼泪哗哗的。事隔多年,前几天我和吕丽萍在金鹰节见面,她说当时吓了她一跳,说这制片人怎么回事,怎么哭起来了。那种激动真的抑制不住,我觉得这点也是吕丽萍答应出演的一个主要原因,估计她觉得这肯定是个好东西,要不然不会把人感动得哭起来。
记者:大家都这么不看好,你为什么这么坚持拍?
张纪中:我们拍这个戏,一是要让大家知道好的“主旋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另外,和我拍武侠剧一样,我看中的是它英雄主义的内涵。把英雄主义贯穿到整部戏中去,是我们拍这部戏的宗旨。
在这之前,主旋律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干巴巴的说教,是那些八股式的、让人完全没办法接受的东西。你说是这些东西能教育人,还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东西更能教育人?现在大家都统一了,是后者。
那时候我就想,我们完全可以去做一部富有人情味的、描述我们整个共和国发展历史的片子,把崇高的品格变成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感染人。过去的英雄都是高大全,看多了,假大空,直到我们拍这个片子,才开拓了这种类型的片子。从此之后的《亮剑》、《历史的天空》大概都是这样的趋势。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看起来很自然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却是一件很石破天惊的事情。
现在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下一部剧做得要比这部好,而不是下一部做得要比香港好。至于别人说你是第一制片人,那是别人捧你两句,不要太当真。
张氏英雄主义·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心慌
记者:拍了这么多电视剧,有没有感觉到挫败的时候?
张纪中:当然有挫败感。有一个很失败的例子,就是我做《爱在三万英尺》的时候。这部剧没有小说原著,几个编剧把剧本做好之后,我特别忙,就只跟他们说了一个方向。一直到快要开拍了,我看了看那个剧本,真是吓出一身汗。因为没有小说的基础,编剧又不是很深入生活,于是就想当然地左抄一段右抄一段,太假太次。没办法,马上停拍,浪费了很多钱。我还没有过一部戏还没开拍就停拍了的,这事让我很难过。
记者:你说做演员和歌唱家不能让你成为艺术家,所以就做电视了。你的理想是做影响几代人的艺术家?
张纪中:艺术的范畴非常广泛,当你去做不同尝试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方面你天赋不够。比如说音乐,我也在做,但是不能坚持,因为天赋太差。做演员也是,姜文就有天赋,但我没有。但是我做制片人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是不是艺术家,我已经很久没往这方面想过,那是年轻时候的梦想。艺术家是别人给你封的,不是你自己说是艺术家就成了艺术家了。现在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下一部剧做得要比这部好,而不是下一部要做得要比香港好。至于别人说你是第一制片人,那是别人捧你两句,不要太当真。
记者:做电视要考虑市场,你怎么处理钱和你心中的艺术的关系?
张纪中:我从来不否认钱的重要和价值,但是一旦将钱摆在了头一位,成为追求的直接目标,它一定会影响创作。比如有一些明星,“谈价钱”成为我们能否真的合作的一块试金石。有的演员在和我说想演某个角色的时候说得好极了,完全是为了艺术的追求可以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样子,然而一旦到了谈片酬的时候,就判若两人。其中就有最后讲掰的。艺术无法回避金钱,但你心里应该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分寸感。这有点像谈恋爱,一句“爱你”,就像一句“追求艺术”一样,在很多时候是空洞的,无须代价无法验证,属于花言巧语一类;而“娶你”、“嫁你”,就有了责任、有了牺牲,和真的不问利益地扮演一个角色,几乎是一回事。
3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剧的发展
制片人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诚实的心灵,然后要有一个灵活的、随机应变的好脑子,还要有一张不知疲倦、滔滔不绝的嘴。口齿要清楚!
制片人制·
我也还只是半个“制片人”
记者:在《水浒传》之后的这十多年中,你俨然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代言人的角色,成了比明星还要明星的幕后制作人。制片人要做的是什么?
张纪中:首先,这部戏为什么要拍,要拍成一个什么样子,怎么保证能拍成需要的样子,这些都要我来决定。比如说,我要拍浪漫的风格,找一个不浪漫的人来拍,显然是不行的。而拍的过程当中发现之前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就要换一些人,换导演、换编剧、换演员,这些也要我来做决定。演员也是我去找,而不是导演。一般观众会认为,选演员这些事情应该由导演去做,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件事是和制片人无关的,也没有某件事是必须由导演去做的。制片人是一部电视剧的领导者。
记者:制片人面对一个庞大的制作的群体时,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是权威、说一不二,还是理解、宽容通达?
张纪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诚实的心灵,然后要有一个灵活的、随机应变的好脑子,还要有一张不知疲倦,滔滔不绝的嘴。口齿要清楚(笑)!像我常常需要通过语言给少数的优秀演员进行突发性的心理按摩(笑),保持演员的一种状态和信心。以前这种活儿应该是导演做的,但是现在导演似乎只在片场忙碌,其他的就不管了,渐渐成了制片人的工作。
记者:你是制片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质疑和责难都会集中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导演。
张纪中: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不过骂人是网上的一种时尚,所以不必要特别当真。有很多人,只要是张纪中拍的剧就骂,但他还是照看不误。
记者:在中国,像你这样的制片人制还不是主流的操作方式。
张纪中:中国资本的力量已经很巨大,但知本的力量并不是很大,这也是中国知识产权为什么得不到尊重的原因。离真正实现制片人制,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我个人而言,也只是半个制片人———基本上在艺术把握上实现了制片人制,而在整个经济结构方面还没有实现。
记者:要在经济结构方面实现制片人制,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张纪中:在西方,制片人制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一切按市场规律办。而中国的电视剧市场不是那么健全,基本上是垄断的;电视台都是国家的,没有竞争,电视台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统一收购,随意压价。这样的经济结构下的制片人,能把握的,只是把片子拍得好一点,但卖得怎么样、收益如何,就很难把握。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结构,估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是不大希望拍没有小说基础的剧。小说家的体验和创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改编的框架。优秀的小说比较结实,不像一栋沙地里的建筑,容易垮塌。
编剧·
我不敢拍没有小说的电视剧
记者:你之前说到《爱在三万英尺》失败的例子,会不会因此而不敢拍没有小说基础的片子?
张纪中:我是不大希望拍没有小说基础的剧。小说家的体验和创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改编的框架。优秀的小说比较结实,不像一栋沙地里的建筑,容易垮塌。这已经是影视界的趋势,包括张艺谋的作品,像《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小说改编的。
记者:你说,选择小说作为母本的一个原因是编剧没有深入生活。中国的编剧水平是不是让你不放心?
张纪中:那当然是差得很多。中国真正好的编剧很少。在好莱坞有1.5万个编剧,专业分得很细。比如说写电视剧,有人写台词、有人设计情节,一个团队组成一个编剧的机器,有套路,也有创新。而中国基本是一个或两三个人写,写一部好剧可能就会掏空一个优秀的编剧。中国跟美国当然不好比。
另外,我觉得中国编剧的倾向也有问题。在美国,除了一些实验性的电影外,主流的电影在编剧的过程中,其实很注重体现人的价值。我并不是想抨击中国的编剧,只是想说,在融入西方市场的时候,需要想一想什么才是人类共有的东西。抽鸦片、娶姨太太,这些都不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华民族屹立几千年不倒,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支撑这个民族的精神是什么?比如我们的《西游记》,孙悟空是那么一个追求自在的人,藐视权威、具有反叛精神,但同时,这个世界需要秩序,所以要把他压在山下,让他取经。这种自由和秩序的概念,是全世界共同的理念,难道不具备世界性?为什么不能表现?我们应该利用影视传媒这样的手段,把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更广泛地、更巧妙地用娱乐的手段告诉世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国内的投资人、制作人现在是咬紧牙关来干,就这么点钱,演员片酬一拿就没剩多少钱了,拿什么去拍啊?就只能赶速度,原来3天一集我现在2天一集,质量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症结·
首先得打破电视台的垄断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电视剧制作水平?
张纪中:应该说,中国电视剧比以前还是有所提高,但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还差得很远。现在香港、台湾的电视剧制作质量反而在下降,他们和内地电视剧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制作费不能提高,只能降低质量。
现在大家都在说拍电视剧要回避风险,我就说要回避风险,首先是要提价,制作上要提价,卖的价钱上也要提价,没有足够的经费怎么干啊?
比如,十几年前拍《三国演义》那个年代,一个群众演员是8元到12元,然后是20元、30元,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都要40元、50元,甚至有些地方还要更高。1998年播出的《水浒传》43集我花了4300万元,《三国演义》也要80万元一集。现在都是10年之后了,演员的费用在涨,盒饭都在涨,没有一处不在涨,只有制作费没有涨。我拍《碧血剑》才70万元一集,拍《天龙八部》才90万元,没有钱,怎么能指望他们拍出好东西呢?所以我要求200万元一集是有我的道理的。如果还是120万元去拍,那肯定没法比原来好。
记者:电视剧制作费用上不去的症结在哪里?是在于电视台的垄断吗?
张纪中:当然是电视台。拍电视剧首先得砸钱,像美国的电视剧,《老友记》最后是1000万元美元一集,演员知名度越来越高,价钱也越来越高,最后超出了他们的盈利,就不拍了。我们国内的投资人、制作人现在是咬紧牙关来干,就这么点钱,演员片酬一拿就没剩多少钱了,拿什么去拍啊?就只能赶速度,原来3天一集我现在2天一集,质量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是不行的,我不相信电视台拿不出这点钱,只是现在所有电视台都是一家,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电视剧,收最多的广告。只有他家,别无分号,你说该怎么办?
记者:具体而言,在销售体制上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张纪中: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竞争的势态。至少一部戏应该优质优价,上面不应该封顶,说限价多少钱。这是电视事业不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瓶颈。
我们的剧在对外宣传上是比较弱的,舍不得花钱,也不知道宣传的作用有多大。电影是商品,肯下功夫去宣传,电视剧就由它吧,反正播了就行了。
海外市场·
拍《西游记》就是要进军国际
记者:几年来,广电总局对电视剧有很多限制,比如限播古装剧和涉案剧,对现实的题材也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会不会桎梏中国电视的发展?
张纪中:对政策当然不便于更多地去批判,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在限制之列。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最高端的电视剧,让他限制也限制不到我。比如说限制一年只能播10部古装剧,那我们就要做到保证在前10部里面。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政策这东西,是没办法控制的,只能提高质量,适者生存。
记者:近两年来,大陆生产的电视剧开始走俏海外,受到当地华人观众的喜爱。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张纪中:我觉得还是古装电视剧形成了海外一个市场。我们最早出口到海外的是《三国演义》,在世界华人圈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后面很多历史剧都纷纷出口到海外,比如说《乾隆王朝》、《汉武大帝》,还有一些武侠片,观众慢慢就接受这些了。好像现在也有一些现代戏,据说《上海滩》也卖出去,但是价格上,我们的电视剧大概是他们的10倍吧。
记者:价格最高的是多少?
张纪中:最高的也是4万美元左右一集,卖到这个价钱的主要是我们的金庸武侠剧、一些制作精良的大型历史正剧以及古典名著系列。《鹿鼎记》在台湾每集版权的售价是4.5万美元,《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海外已经卖了1000多万美元。
记者:国产剧在境外市场还是以华语地区为主,你觉得这其中除了文化差异的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因素?
张纪中:《三国演义》进不了欧美市场,欧美很难理解其中的人物,但在日韩很好,不过《西游记》欧美就很喜欢,目前已经有海外机构有意向了。我们的剧在对外宣传上是比较弱的,舍不得花钱,也不知道宣传的作用有多大。电影是商品,肯下功夫去宣传,电视剧就由它吧,反正播了就行了。
记者:你说要在国际上做到最好,《西游记》是不是你的突破口?
张纪中:现在我做《MonkeyKing》这个电影,就是要进军国际。已经启动9个月了,现在主要是在设计阶段,投资也在谈判中,包括和国际上的一些合作。
记者:你在很多场合说要把电视做成一种艺术,但又说电视是一种大众娱乐,电视对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纪中:我们选择了大众传媒艺术作为职业,做的东西就是生活必需品,电影是生活奢侈品,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希望把生活必需品做到质量很高,大家都享受,而不是做成一个奢侈品。我的电视剧已经是钱最多的了,质量也算是最好的之一了,但很难再提高了。想做得更好,那就得去拍电影。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把《西游记》拍成电影的原因。
(本文来源：南方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