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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一出引起了各界关注，网易新闻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立雄对此事进行解读，为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提出意见和建议。
父兄都曾入狱，家庭基本月入200元
李大伟，顺义区前鲁各庄村农民，于2007年8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因病改为监外执行。据李大伟供认，抢劫的目的是“弄钱看病”，但这次短暂的狱中经历让李大伟得知，监狱里看病是免费的。
李大伟的父亲李永生回忆说：“（第一次出狱后，老三）心情好时会跟我说，进派出所，政府对他挺好的，病情一严重了就立刻给带走看病去；他心情不好时就说，‘我还不如在里面，在里面还有人给我看病。’在家里一管我要钱吧……问题是我也没有，再要也没有。”
李大伟一家六口的基本经济来源，是李永生开在村口的自行车修理铺，月收入约200元。而要根治李大伟的病，只能依靠骨髓移植，其手术条件苛刻，且费用在30-50万左右；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维持治疗，每月费用也在400元上下。
政策救助数额有限，家人认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今年元旦，李大伟加入了农村生产合作医疗。根据规定，加入后如产生住院费用，在一定额度内可享受40%-55%的报销，但需要个人先行垫付医疗费，也要承担报销限额外的费用。
在得知儿子生病后，李永生曾向村委会寻求帮助。为此，村里给李大伟落实了低保资格。
北京市《进一步完善农村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低保户有资格申请合作医疗报销后个人所承担之费用的减免和救助，但救助金额全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如此，仍然负担过重的，还可申请一次性临时救助。
对于相关救助政策，村委副主任鲁国明说，李家没有向大队提交过申请；就算申请，（按惯例）最多只能批下2000块钱。“根本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瞧他这病要用的费用挺高的，确实解决不了。”
就此，李永生也放弃了争取。
家人评价：很傻很伟大
李永生不愿意向亲戚朋友借钱给三儿子治病，一是因为原本也借不来太多，二是就算能借来，也不能保证治得好，而巨大的债务负担反倒会成为这个家庭以后生活的深渊。
以现有的家庭状况，李永生只能隔三差五给李大伟买些饼干、巧克力等零食“补充营养”，其余的便无能为力。李大伟也曾因为钱的事情跟父亲吵过架，但更多的时候李大伟选择沉默或逃离这个家庭。
李大伟的二哥说，以前的三儿活泼爱玩，但知道自己得病后，三儿跟家里人说话少了，“成天不知道想啥呢”。
对于李大伟采用的“看病方式”，李永生说：“他对看病的渴望比较强烈，想做一个正常人，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故意要进监狱……”
而二哥则认为，弟弟的这个做法很傻也很伟大：“他傻是傻在失去了自由；伟大是什么呢？他为啥这样做？（进监狱）免费治疗他的病，以免家里亲戚被他拖垮了。也许他会想，家里哥儿好几个都得结婚、都得盖房，都需要钱，都得活着，他不想拖累家里。”
专家解读：多管齐下，政府和社会承担主要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杨立雄认为，对于李大伟来说，有4个渠道可以减轻看病的经济负担：
1、合作医疗的报销；2、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3、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申请，与医院协商减免部分费用；4、向社会爱心组织或慈善机构求助。
在杨立雄看来，李大伟事件中，家庭具有一定的责任，但不应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咎于家庭，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杨立雄说：“政府应该从根源上消除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把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最低层次的社会救助完善起来，然后再把中间层次的社会保险完善起来，同时还要发挥我们民间的力量，放开对基金会的审批，让更多基金会参与到我们的慈善活动中。”
专家建议：农村医保应杜绝平均主义，建立大病医保项目
杨立雄认为，目前基层在落实合作医疗时，对其保险性质的认识有偏差：“现在我们很多地方为了吸引农民参保，即使农民一年下来没有生病，还会给他一些回馈，比如体检、一些医疗项目，我觉得没有必要，保险是什么？保险是为了消除某些人生病的风险，而不是为了保证全民没有生病的人的体检的问题。”
针对农民无力先行垫付高额手术费用的困局，杨立雄也提出自己的思考：“在现在的农村合作医疗里应该拿出一定的比例设置大病医疗保险的项目，必须拿出1%的比例设置一个大病的报销范围，超出封顶线的就可以从由1%形成的基金里拿出一部分给他报销，这样就解决了生大病农村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