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之后，陈凯歌用了三年时间打造《梅兰芳》。

这三年里，他喜欢上了研究佛经。在梅兰芳身上，他看到了一种佛家境界。

三年前，在《无极》的片场，陈凯歌多数时间神情严肃。如今，《梅兰芳》的片场上气氛轻松。陈红说他最大的变化，是比从前更快乐了。

三年前《无极》被誉为“最具陈凯歌个人风格”的“魔幻巨制”，甚至被称为“这是一部中国的《指环王》”

但如今，对于自己三年的心血之作，陈凯歌却说：我没有太大的抱负，就希望它不是浮光掠影。希望大家对这部电影不要过高的期待。

三年里，陈凯歌的这些变化，也许来自对梅兰芳的熟悉和理解。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温柔的抵抗者，他圆润淡定地应对国仇家恨、聚散离乱，艺人的卑微地位和不可预知的命运。

几乎陈凯歌所有的电影里都有陈凯歌自己，他要讲的东西太多了，历史、民族、文化、命运、人性，都要揉碎在电影的镜头里，太沉重也太难懂。

从《霸王别姬》，陈凯歌开始讲故事，这部浓烈灿烂的影片是他至今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而在《无极》的纷争之后，陈凯歌需要用新作来突破自己。

三年之后，在一切机缘巧合之下，陈凯歌带着他的《梅兰芳》来了。

陈凯歌：我没那么重要

“古往今来，所有成名的人，都有一副纸枷锁”

电影《梅兰芳》是由一个“纸枷锁”的故事开始的：太后大寿之日，进出宫中的所有人都必须着红妆，以示普天喜庆。幼年梅兰芳的伯父当日却因舅母过世，即便不披麻戴孝，身上也不敢见红。宫中太监鞭打梅兰芳伯父，给他戴上一副枷锁，由纸做成，薄如蝉翼。如果有半点破损，伯父性命堪忧。

伯父不希望梅兰芳长大后，也背上这幅纸枷锁，于是他劝说梅兰芳离开梨园行。“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只要你是知名的人士，你必须有一个纸枷锁。”陈凯歌说。

高原之旅

2006年5月，《无极》风波已过。川藏线上，奔驰着一辆越野车，车里的人是陈凯歌和他中学最要好的同学。

陈凯歌和同学二人从成都出发，首站是海螺沟，穿过海拔4412米的高尔寺山，经康巴雅江县城，连翻两座海拔4600米以上的高山——剪子弯山和卡子拉山。穿过一马平川的草原地带，经过无量河和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便抵达稻城。这座仅有三万人口的小县城，因其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字：最后的香格里拉。

“这么做没有任何具体目的，就是纯粹开个车走，愿意在哪儿停下来就停下来。”陈凯歌说。一路上，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人。两人白天行路，饱览高原风景，或者去藏区寺庙，晚上就在沿途藏民家里借宿。

每年都有很多从城市来的人踏上这条线路，为豕突狼奔的疲惫心灵找一个栖息之地。在那条线路上，陈凯歌泯然如千万游客之一，“长枪短炮”的媒体镜头和公众视线被车轮越甩越远，他体验到了一种一直期待的享受：自由。

22年前，陈凯歌踏上了另一片高原，那是祖先轩辕黄帝的安息之地——陕北。登高对此，一望千里，这里的山形地貌经万载的风雨消蚀，大起大落，蜿蜒奔走，以龙蛇飞腾般的气势直抵天边。第一次融进陕北高原的陈凯歌后来回忆说：“那里的土地就像是历史本身，他是荒凉的，又充满了希望。”这是一次给日后的陈凯歌思辨沉实的电影导演生涯开光的高原之行。

案头禅机

2006年10月21日，久未在媒体前露面的陈凯歌、陈红夫妇出现在文献艺术片《又见梅兰芳》首映现场，当日，尽管陈凯歌对在场媒体一言未发，但陈凯歌筹备《梅兰芳》的计划终于得以确认。

“我家其实跟梅家没有什么渊源，就是因为父亲跟梅先生有短暂的工作关系，所以送我到他们家过夜。”陈凯歌谈起的这次经历发生在他少年时期，那时父亲陈怀恺导演正在拍摄梅兰芳的戏曲艺术片。陈凯歌在梅家不到一天的时间，亲眼见过梅兰芳两次。后来为了追忆这段回忆，拍摄《霸王别姬》时，陈凯歌将小四与陈蝶衣的一场戏放在了梅家这个院子拍摄。同这段记忆一起进入《霸王别姬》的还有另一段少年凯歌经历的往事：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庙内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烧无数京剧的戏装，一时浓烟大起，观者如堵，怒吼和惨叫声远近可闻。在清音妙语的名优们穿戴的服饰灰飞烟灭之际，老舍被殴成重伤，额上的血虽有洁白水袖的包裹，依然汩汩而下。

筹备《梅兰芳》剧本的阶段，陈凯歌的案头多了一些禅宗或是佛家经典。告别《无极》的陈凯歌，在每日新的工作开始时，都在心头默念：现在开始工作。

在堆积如山的案头资料中，陈凯歌从梅兰芳和梅党这组最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打开了突破口，他试图从那里走进梅兰芳的生命传奇。“凯歌最爱的人物就是邱如白，我们用了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角色。”邱如白的扮演者孙红雷说。这是孙红雷第一次和陈凯歌合作，他身边的朋友得知他要和陈凯歌拍戏，都觉得他会不习惯。“他们都觉得凯歌太严肃，其实完全不是。他点着烟，就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

“梳理梅兰芳传奇的人生经历，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梅兰芳》编剧严歌苓这样形容她和陈凯歌即将面对的工作。尽管在陈凯歌的助手看来，他对梅兰芳已熟悉到如数家珍，然而面对一代京剧大师的前半生，很多事件都令陈凯歌打通不了顺利推进的关节。“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梅兰芳会在大萧条的时代去美国？还有，为什么他在抗战爆发之后，坚决不去重庆，而要一直留在上海？”

在《梅兰芳》编剧严歌苓的记忆里，她在少年时就知道陈凯歌的名字，“不过那时没有说过话。”后来严歌苓的父亲也调入北影工作，但是陈凯歌真正了解严歌苓深厚的编剧功底，是通过她的小说。“我觉得严歌苓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但是又笔墨张扬。”陈凯歌说，“她的小说中间潜在的，或者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

在自由之外，陈凯歌电影的另一把钥匙是“身份”：《霸王别姬》的陈蝶衣，终其一生都身陷“男儿郎”和“女娇娥”的追问；《无极》里，鲜花盔甲背后竟然是一张奴隶的面孔；梅兰芳舞台上那句“我看我，我也非我；谁装谁，谁就像谁”，更是反复提示身份认同。

温柔的抵抗

接下《梅兰芳》编剧的任务，是严歌苓第二次与一代大师的故事相遇。上一次是在十多年前，导演丁荫楠找到她，让她创作关于梅兰芳的剧本。那是严歌苓第一次试图开启梅兰芳的内心世界。“梅兰芳绝对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尤物”。在严歌苓眼里，“尤物这词没有任何贬义。”

创作第一稿《梅兰芳》的剧本时，严歌苓的丈夫刚刚从美国回台北接受新的工作任命，夫妻二人刚刚领养了一位小姑娘，严歌苓长期安静的生活突然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严歌苓的第一稿没有获得导演陈凯歌的认可。“凯歌觉得这一版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含蓄了。”

“我的东西很视觉，我本人也很喜欢写心理，所以在第一稿里，我写了很多形而上的东西。”在严歌苓的编剧履历里，《梅兰芳》不同于《天浴》和《少女小渔》，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小说原著、立足于人物传记和史料的原创。“梅兰芳的人生里，最闪亮的地方就是脱俗，我写剧本一直想做的事情也是脱俗”。

上世纪90年代，严歌苓在好莱坞接受过编剧训练，“那时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我创作所有剧本都努力想达到一个目的，背叛好莱坞。所以《梅兰芳》肯定不属于任何一个好莱坞类型片。”

在严歌苓看来，梅兰芳圆润淡定。“你看他留下的所有文字就能看到这个人的心境，比如记着今天吃了一份牛肉，那肉质鲜嫩的程度和口感。”她为开启梅兰芳传奇人生找到的一把钥匙是“温柔地抵抗”：“梅兰芳这一生，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和周遭的很多人事相处。”

《梅兰芳》的三对人物之间的“分离”，串联起了整部《梅兰芳》：青年梅兰芳与爷爷十三燕，成年梅兰芳与恋人孟小冬，中年梅兰芳与梅党骨干邱如白。“死别、生离、聚散”是导演陈凯歌为这三个故事定下的主题。在佛家所谓“人间八苦”中，这三大主题依次可唤作：“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僧会苦”。

梅兰芳第一次的抵抗，出现在他和爷爷十三燕之间。邱如白看完祖孙同台的一出《汾河湾》后，写信给梅兰芳，质问他为何他所扮演的薛仁贵之妻柳迎春与丈夫分别多年，听到丈夫在门外的声音，却在台上背对夫君无动于衷。

梅兰芳觉得邱如白的质疑很有道理，于是找到爷爷提出加上身段，改改这段戏。十三燕对此大为不满：本来我们伶人就没有地位，你这样改来改去，岂不是更让人说我们唱戏的朝三暮四不可靠吗？梅兰芳还是在第二天的演出中按自己的理解加上身段改了戏，台下观众一片叫好。下台以后，祖孙二人仍在为此争论不休，最终导致二人打擂。

在陈凯歌看来，这次打擂的后果是梅兰芳引领旦角登上了时代潮头，同时在内心埋下了深深的恐惧。“他害怕有一天，他自己也会成为十三燕”。

梅兰芳第二次抵抗出自“梅孟恋”。梅孟二人相爱之后，周遭一片哗然和紧张。福芝芳怒斥孟小冬，梅兰芳“他不属于任何人，他是座儿(观众)的”。邱如白告诉孟小冬，“谁毁了梅兰芳这份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

这段鲜被提及的感情，在严歌苓看来，是梅兰芳几近圆满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伤害他人，而且伤害的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女人。在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许下的和孟小冬看场电影的心愿，终生没有实现。

梅兰芳在片中最后的一次抵抗，事关“是否蓄须告别舞台”。抗战爆发，深谙攻心之道的日军都觉得，只有征服了梅兰芳，才能征服这个民族。邱如白得知梅兰芳打算告别京剧舞台，犹如五雷轰顶。“难道德军占领了英国，英国人就不演莎士比亚了吗？”邱如白的劝说最终也没有说服梅兰芳。恼羞成怒的日军将军刀架在梅兰芳脖子上，“你不过是一个在台上装腔作势的女人！”梅兰芳冷冷回击：在台下，我是一个男人！

在梅兰芳传奇的人生中，有一件事情令陈凯歌直到现在依然困惑不解，他问过身边很多朋友，依然没有他满意的答案。在抗战之初，梅兰芳被日本人带走、禁闭，最后送回来，这事发生在香港，但在电影中，陈凯歌把这段故事放在了上海。“日本人当时跟他说，梅先生我们可以放你走，让你去重庆。梅兰芳从香港可以直接就去重庆，到了后方他马上就可以重新登台演戏，但是他不但没去重庆，反而返回了已经被日本人牢牢掌控的上海。陈凯歌后来为“蓄须明志”找到了一个解释：那几乎是一种甘地式的抵抗，就是——我在此存在。

严歌苓和陈凯歌不约而同提到梅兰芳的另一段抵抗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没有出现在电影《梅兰芳》中：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鲁迅、陈独秀等人对梅兰芳言辞犀利的批评。“但是梅先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既没有挺身辩论，也没有写文章来自澄冤情，都没有。他就是接受了，不动声色地还是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被“绑架”的梅兰芳

“梅兰芳身边所有的人都爱他，但是所有人都对他有索取。”在导演陈凯歌眼里，电影里的梅兰芳也是一个被绑架的梅兰芳，他一直都在为了逃离“纸枷锁”，获得内心的自由而抗争。

陈凯歌用一场“纸枷锁”的戏开篇。那是梅兰芳的伯父给他留下的一封信，在梅兰芳后来几十年的人生里，伯父的声音总是回响在耳边。“唱戏的，地位再高，也是下九流。有朝一日，你一定要离开梨园行。”

纸枷锁的捆绑在梅兰芳成名之后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古往今来，所有成名的人，都有一副纸枷锁。”陈凯歌说。

梅兰芳和孟小冬相爱时，许下的心愿是有一天能有机会和她一起去看场电影。就在他决定兑现这个诺言时，邀戏的人赶到家里，请梅兰芳去救场。“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能去！”“天大的事，能大得过救场？！”

一向温文尔雅的梅兰芳终于忍不住发怒了：无论如何，今天就是不去！一旁的邱如白对梅兰芳说，还记得你伯父信中提到的“纸枷锁”吧，只要带上了，就不能把它弄破，哪怕就是薄薄一层！

梅兰芳不忿，“就一天，也不行吗？！”如同《霸王别姬》中那句咒语一般的“说好了是一辈子，少一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纸枷锁”的结局也同样：只要戴上了，就永远不能弄破，一天也不行！

赴美演出是梅兰芳艺术生涯的一个巅峰，也正是从那之后，他被人称为“梅博士”。这个段落是陈凯歌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理解的一段关于“纸枷锁”的故事。“因为他是在一个最坏的时机，登上从上海启程的轮船。演京剧对西方人来说对牛弹琴，他怎么能让自己在西方扬名立万？西方人并不知道梅兰芳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去？”所以在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一直拒绝去美国。

剧本七易其稿之后最终成型，为开机作最后准备的陈凯歌，在2007年4月出现在日本京都大学，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现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每天行走在京都城中，陈凯歌被京都的一道景观所吸引：京都城中，居然出现小溪，水泥为岸，长满青苔。水极清，旁边一座小庙黑瓦白墙，绿树掩映，特别有风味。喧嚣京都城中那道不为世俗烟火沾染的清水，倒映了他心底一个一尘不染的永恒灵魂：梅兰芳。

轻松片场

2007年7月19日，《梅兰芳》开机。

“现在的凯歌，最大的变化就是比从前更快乐了。”在夫人陈红的眼里，陈凯歌从前过得太沉重。

拍摄于1993年的《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导演生涯的一个巅峰。在第46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陈凯歌已经两次被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前途的20位导演之一。他的排名超过了法国新浪潮主将戈达尔：他第六，戈达尔第七。

对于陈凯歌，那是一次志在必得的冲击。《霸王别姬》还未完成时，柏林电影节主席德哈登先生就亲自找到徐枫和凯歌，邀请《霸王别姬》参加1993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角逐。陈凯歌拒绝了邀请，他和制片人徐枫唯一的目标就是金棕榈。奔赴嘎纳的三个月前，陈凯歌在西双版纳游玩，一位素不相识的傣族姑娘送给他一条黄丝带，丝带上的幸运结酷似一枚棕榈叶，陈凯歌一直带着这个来到法国。41岁的陈凯歌终于在戛纳的海岸捧起了中国导演的第一座金棕榈大奖。在那之前的戛纳电影节中，亚洲电影人只有一位获得过金棕榈的青睐，他是日本影片《樽山节考》的导演今村昌平。

在不约而同的溢美之词之外，陈凯歌的中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对他说：凯歌，有一天，我希望你把这些都放下，我们能活得轻松些。

三年前，在《无极》的片场，陈凯歌多数时间神情严肃。跟随他多年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头回拍这么大投资的电影，换谁都有吃不消的压力。”

“我挺怵凯歌的。”《无极》拍摄结束两年以后，刘烨依然这么跟身边的朋友讲述在剧组的感受。当时拍摄刘烨饰演的鬼狼看见自己的同胞被杀害的那场戏时，陈凯歌觉得刘烨眼神里的内容太肤浅，反复要求后，刘烨对陈凯歌说，“我做不出来！”陈凯歌听完之后，脸色大变，“你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你内心空洞！”

“片场的事情，我最有发言权。”这一次，扮演邱如白的孙红雷过足了戏瘾。“在片场，最轻松的就是凯歌，让我最踏实的也是凯歌。”孙红雷说，邱如白是陈凯歌最喜欢的角色，他的第一场戏拍了十七条，孙红雷从监视器看了回放之后，觉得不满意，主动提出重来。陈凯歌二话没说，一气又拍了五条。

“烟火气”是陈凯歌在拍摄中，反复跟演员提及的字眼，他认为要是这些角色都玉洁冰清，离观众也就远了，也一定不是真实发生过的生活。正因如此，严歌苓认为《梅兰芳》平展地伸开触觉抚慰人心。

《梅兰芳》的后期阶段，陈凯歌于2008年5月飞赴西班牙，执导歌剧《图兰朵》。5月12日，陈凯歌得知了汶川地震的消息。有天排练结束，陈凯歌突然对合唱队队长说，能不能让大家留5分钟。尽管合唱队在连排的流程上，时间卡得很紧，队长还是答应了导演的要求。陈凯歌走到合唱队前，对大家说他说：在我的祖国，那些被压在废墟下的这些小孩们，为了求生，互相鼓励，就一块在黑暗中唱起歌来。今天你们的歌声，把我带到了天堂。

结束完《图兰朵》的工作后，陈凯歌一头扎进了《梅兰芳》的后期。

七个半月的拍摄周期，《梅兰芳》创造了国产电影新的拍摄纪录。

从“纸枷锁”突围

电影中，“梅党”化身邱如白对病中的梅兰芳说：其实你一直就想做个凡人。也许你原本就是一个凡人。如果有来世，我都依你。

这是一场逃脱“纸枷锁”的自我救赎，在它背后，当下电影人与一代京剧大师感同身受的，恰是人在江湖的那些身不由己。

近两年因《士兵突击》、《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电视剧知名的导演康洪雷，经常被人问到为什么不去拍电影，他回答说：我看见自己多年来很喜欢的一位电影导演，在大冬天里，站在长城之巅，为自己的新片“吆喝”。连他都那样，这要换成我，还不得用飞机吊起来？他的《霸王别姬》，拍得多好啊！

在《梅兰芳》中，陈凯歌说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他把逃离“纸枷锁”的心愿如数交给黎明饰演的一代大师。但当面对“你如何面对你的纸枷锁”的问题时，陈凯歌吸了一口烟，淡然一笑：我没有纸枷锁，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

拍完《梅兰芳》后，陈凯歌开始逐渐理解梅兰芳为什么去美国。在陈凯歌看来，梅兰芳的美国之行，在于告诉美国人东方古国不仅有美的艺术，还有灿烂的笑容，有彬彬有礼的国人之风，这方面应该比他的演出更为成功。“他可以不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可以由别人来做，为什么是他？我觉得这是敢为天下先的人，才让他成了一个大人物。”

陈凯歌说：梅兰芳之所以会被看成是一个温柔的抵抗者，是指他在面对社会，梅党、家庭甚至他的情人，公众媒体对他的多重 索取之下，依然能够自由自在地与他的纸枷锁共存。其实，这是一个佛家境界。

对《梅兰芳》不要过高期待

我希望大家对这部电影不要过高的期待。我没有纸枷锁，或者说，因为我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找到了我想做的事情。

为什么会选择一代大师梅兰芳的故事作为新片，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梅先生是一个有一层光晕的人，大家都会谈到他的艺术成就，但是对于他是怎么样崛起的，却几乎知之不详。他是一个典型的在时代发生重大转换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中华民国如果不建立，可能京剧还是老生的天下。梅兰芳是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境很普通，年轻时候甚至有过帮人陪酒这样不堪的经历。到他成长的阶段，又家道中落，他怎么能够成为中国近代的戏剧大师？在旦角这个行当独步天下？在这个行业里，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个远涉重洋到日本、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演出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些情形似乎都不应该发生在梅兰芳身上，所以这是我对他发生兴趣的地方，我拍梅兰芳的诱惑，就在于你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非常全面地看到这个人的生活、性格、经历的所有方面。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接近一个你原来并不了解的人。而这个研究过程越深入，对梅兰芳这个人，那种敬佩之情，我越觉得油然而生，我感觉我们今天在做的好多事情，其实梅先生早都做过了，做完了。

这是一种佛家境界

你说“每个人都是梅兰芳”，这话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也很有趣，通常一个历史人物能出现在今天观众的视野之内，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就是国力的增强，一个就是举国维艰。这两个情况在2008年同时出现了，一方面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在大的国力方面的成长和进步。另一方面又遇到从雪灾到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拿梅作为一个时代坐标，去印证今天中国人应该怎么对待，这样会有说教的意味，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梅兰芳的重要性，是在于他在历史的暗涌中间，隐隐地在做着一个示范。我们其实可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得到一点我们今天需要的东西，所谓人人都可以成为梅兰芳的意思，就是说他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是这种意思。

所以你设计的故事，让梅兰芳终生为了逃离那个“纸枷锁”？

纸枷锁是一个象征之物，象征着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只要你是知名的人士，你必须有一个纸枷锁。梅兰芳也不例外，甚至在今天的演艺界里头，还能看到听到很多对纸枷锁的抱怨，很多人选择撕碎纸枷锁，离开梨园行，离开这个演艺圈。山口百惠是最好的例子，那就彻底干脆不做这一行，纸枷锁也自然就不在了。

我们看到韩国的一些演员，就去自杀，那就是承受不了这个其实看上去没什么份量的枷锁给予他们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梅兰芳之所以会被看成是一个温柔的抵抗者，是指他在面对社会、梅党、家庭甚至他的情人时，他能够自由自在地与他的纸枷锁共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佛家境界，这不是一个常人，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

梅兰芳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

“死别”、“生离”、“聚散”是《梅兰芳》的三段故事，为什么在一个贺岁档期里用这么悲情的主题结构电影？

其实我觉得死别、生离和聚散，都是人世的常态。佛家老是在讲“无常”，也讲“无挂碍故无有恐惧”。我觉得《梅兰芳》没有太多的悲情，而是说了人活着的常态而已。譬如讲梅兰芳和孟小冬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段落挺有意思的。分别，可能是爱情经典的永恒主题，能成就了的爱情，不足珍贵。不能成功的，比比皆是，罗米欧和朱丽叶，杨玉环和唐明皇，范蠡和西施，董永和七仙女。所以我觉得梅、孟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后会成为民间故事，然后就变成了董永七仙女那样的故事，都说不定。所以故事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最终是一个离别的结局。

在《梅兰芳》中，你虚构了梅兰芳和爷爷十三燕打擂，然后老生时代结束旦角时代来临。历史上梅兰芳没有和谭鑫培打擂之说，你这么处理是怎么考虑的？

首先我自己觉得十三燕不是谭鑫培，不能够把他说成是谭鑫培，十三燕这个人物也还是老前辈的一个综合体。历史上存在着梅兰芳和其他人打擂的事情，在京剧界打擂是经常见的事，我在吉祥，你在广和楼，这就是打对台。我之所以写这一段，有一个叙事上的考虑，就是梅是怎么登上所谓时代潮头，出现在京剧舞台上的，如邱如白所说，你的时代到了。时代真的是非常有力量，他有摧枯拉朽之功，而且时代的改变是不预先通知的，一个晚上可能一座泰山北斗就崩溃了。

当十三燕的艺术生涯结束之后，恐惧就在梅的心中产生，他担心他也会遇到相同的情况，他也会被时代甩掉。我觉得这中间，实际上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东西，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的嘈杂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和担心，那么且看梅兰芳这个人是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恐惧。

为什么在影片中，福芝芳、孟小冬等人是真实的，梅党成员却又采用艺术加工方式，而且将历史上众多梅党成员化身为邱如白一人？

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是不允许你虚构的，比如说假如我们把孟小东的名字改成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就会引起误会，因为在梅先生、孟小东，梅孟之间的恋情之外还有别的，这个就不对了。另外福芝芳的名字肯定是不能够用虚构的名字。

可是像邱如白这样一个人物。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所谓轻重虚实的比例关系中间，他在这部电影中应该占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我倾尽全力仅仅去塑造梅兰芳的形象了，最后就会出现失重的状况，让大家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

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这个戏基本上是一个群像式的戏，我们更多地希望通过剧中人的眼界，其他人物的眼界来看。通过写别人来写梅兰芳，把梅兰芳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就是通过对其他人的描写能够合在一起来做，特别是在戏中，所有的人都是爱梅兰芳的，都是尊重梅兰芳的，同时也对梅兰芳有索取。

虽然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但是你还是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

我希望做得不生硬，也不说教。因为我觉得电影它是这样的一件事，是一个写实的东西，电影离开写实恐怕很难生存。写实有两个重要的标准，我这次在演员工作的状态中就老提，我说我们的表演也好，故事也好，都要合事理，事理是第一步的，合了事理以后我们要合情理，你如果用蛮力，不顾事理和情理，只一味地追求所谓好看，可能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了，但是在合事理合情理之后，是不是我们又可以让这个电影有一点点烟水苍茫的感觉。

邱如白是电影中最为复杂的人物

在电影里，实际上是以梅兰芳和邱如白的故事贯穿全片，为什么你花这么大的篇幅在他们身上？

他们是这部电影中间最有价值的一对人物关系。邱如白这样一个由梅党中间的众多人物集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形象，他曾经是梅的引路人，对梅有过非常大的帮助，但同时梅党和梅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梅党有世俗心态，有虚荣心。他们希望他们捧的这位名角能够成为伶界大王，而梅兰芳是最怕做大王的，他认为一旦成了大王，他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做了。邱如白是整个电影中在内心世界的角度讲，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对梅无疑有极深的感情，但他的第一个身份并不是导师，而是超级粉丝。但是邱如白并没有断臂之情，他说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这句话对邱如白而言并不完全是借口，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出于妒嫉，不允许另外一个人过度接近梅兰芳，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是真理，他是对的。

在整个故事中间，邱如白往往是对的，比如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梅兰芳告别舞台，邱如白认为你的时间是不能那么计算的，你不是完全为一个寻常世界而生的，他举例说难道德国占了英国，英国就永远不演莎士比亚了？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最深刻地反映人性之间的角力，是反映他们对整个世界，对京剧看法上的冲突，邱如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站在他(梅兰芳)的床前说，我现在懂了，你不过就是想做个凡人，也许你一直都是个凡人。

我看报纸上有说，他们最后是恩断义决的局面，我一直都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是把过去了结，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这个电影最后是结束在邱如白买了站票，站在那儿看梅兰芳复出的演出，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超级粉丝，他真正做到了。

梅孟恋是高山流水

编剧严歌苓认为，梅兰芳一生从没伤害任何人，除了孟小冬。你如何看待梅孟恋？

其实史实和电影表达一定会有区分的，也可以说这是拍这样一种类型影片的天然限制，当我提到梅葆玖先生的时候，我非常钦佩。他虽然年过70，但他是一个新时代的人，我觉得他对梅氏家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让时间的光线照亮这个曾经隐藏着一段隐秘爱情的角落，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是对他父亲最大的尊重。

但是我要适度谨慎，不能够让人感觉我以梅孟恋作为电影的卖点，那样的话我对不起葆玖先生。梅孟恋只不过是电影中间结构的一部分，如果把梅孟恋作为整个电影的内容来加以铺张，那我们拍的不是梅兰芳。

人生的缺失就在于不完美，可是在不完美中间我们更能看到这个情感存在的价值，他们两个是高山流水的关系。不管结局怎样，不管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什么，我觉得两个人都彼此留恋，恐怕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结束时，这对一个电影来说已经够了。

你和梅家的合作如何？

梅葆玖先生在很多具体事情上给了我帮助，他指派老师教演员们学戏，电影里梅兰芳的唱段都由他亲自来录制。当我们有一次吊车倒塌，引起一场虚惊之后，他第二天发一个短信说昨天的事我听说了，我很担心，同时我希望大家都能保重。我觉得他真的是关切我。

希望对这部电影不要过高的期待

这次拍摄很容易让人把《梅兰芳》和《霸王别姬》相提并论，你是否感到有压力？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压力，我完全是把它当做另外一部戏来看，我觉得这样想是比较妥当的。我们虽然说梅先生是时尚风向标，他有那样传奇般的经历，但是对于今天年轻的观众而言，梅兰芳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使这部电影变成一个今天的电影，这个反而是我们比较关切的一个事情。我们的压力来自于制作，就是我们怎么去有一个合适的景，能够拍这样一个戏，那些具体的事物占了好多时间，电影必须要具有那样的气氛，我们差不多所有的大景都是自己搭建，那个规模的确非常大。这景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让人物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存在的生活这样一个场所，所以这方面我们是花了挺大的劲来完成的。

开机之初，你对这个电影有什么期待？或者说你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目标？

至于说到我想把这个电影拍成什么样的面目，我觉得还是延续着过去的说法，我就希望它不是浮光掠影。我也没有太大的报负，我希望大家对这部电影不要过高地期待，这是说的真心话，对这部影片，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能做的，只是在整个电影的一个创作完成的流程中间担任一个环节，其他的工作要靠别人来做，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得比较好。

严歌苓是一个善于刻画女性心理的作家，《梅兰芳》多数的戏是男人戏，为什么选择她作编剧？

我认识严歌苓主要还是通过她的小说，我看过她好多小说，她也有别的作品的版权在我手里，只是现在不能拍，像《白蛇》这样的，特别好。我觉得严歌苓老师的小说比较对我胃口的地方，就在于她的人物都是在一个比较严峻的生存状态中间出现的，这种非常尖锐严峻的生活状态，开始和她描写人物的性格，发生特别剧烈的冲撞。所以我觉得她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但又是笔墨很张扬的，她的小说中间潜在的，或者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的引人注目，我觉得，就是个人自由。其实写男写女这事，倒不是特别重要的。

我没有纸枷锁，我没那么重要

看过点映的观众觉得《梅兰芳》还是文艺大过商业，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国产电影在自己的市场上面还在走一条摸索的路，现在所有的结论都还为时过早，也许在商业这两个字里头，反映着观众的一个很大的对电影的愿望，也许在艺术这两个字里头，也包括着一些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的看法，还是念经的人常说的是一不是二，不要把这两件事情真的看成是分开的。

因为我觉得所谓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这样一个概念，是从西方电影市场来的，它不是我们自己的特产。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的过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包括京剧的作品，都是在艺术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但是也并没有影响它的市场，比如说梅兰芳一场戏，那是场场满座，你到底说是梅的商业号召力呢？还是梅的艺术实在是太好了呢？

你如何看待《无极》上映前后的那些风波？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所以我记起李碧华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电影一个戏能有这么多人来看，那你真是应该觉得高兴的事，我的电影能够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我还来不及感恩呢，是吧？可能大家想象中我一定不高兴，不愉快，其实是让我品尝了一个滋味，这个滋味就是原来我拍的电影是受到那么多人关注的。

你说每一个成名的人都有一幅“纸枷锁”，你怎样面对你的“纸枷锁”？

我没有纸枷锁，我不觉得我有纸枷锁，或者说，因为我没有那么重要，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找到了我想做的事情。

你觉得你这三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不变的事是变化，所以怎么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我希望我的变化是潜移默化，而不是有意为之。对演员来说，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对自己有要求，其实做导演也一样，但是都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就是好象觉得怎么怎么样，不得了，在变化中间去适应，适应了以后又要变化，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反而应该有幸运的感觉。因为在你一生中你能够经历和看到那么多极端的变化，恐怕是很难得。

《梅兰芳》人物谱

成年梅兰芳：黎明饰演

在香港媒体质疑黎明出演梅兰芳一角时，黎明借用了电影的一句台词予以回应：输不丢人，怕才丢人！除了身高带来的不利，黎明的表演应该得到认可。无论是如日中天之际与孟小冬相遇时的一见倾心，还是战乱时期与福芝芳的相濡以沫，黎明拿捏的分寸都还到位。最具煽情的两场表演都来自舞台，一次是在美国演出获得成功时的谢幕，另一次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复出。

青年梅兰芳：余少群饰演

余少群在戏校是一名越剧演员，没有任何京剧程式表演经验，更不用说在舞台上饰演旦角。他第一次的大银幕体验居然就是扮演青年梅兰芳。这个角色更像是一面镜子，通过他，才能将十三燕、邱如白和成年的梅兰芳看得更真切。与邱如白相遇之后，天赋异秉的梅兰芳从善如流，大胆改革了旧戏，与爷爷十三燕打擂胜利之后，取代爷爷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邱如白：孙红雷饰演

历史上的梅党是一个群体，在电影中，他们化作一个人：邱如白。在看过一次梅兰芳的演出后，邱如白彻底成为梅兰芳的“超级粉丝”。于是他主动给梅兰芳写信，并且辞去官职，甚至不惜违背母命，就为了捧梅兰芳。梅兰芳蓄须明志，最痛心的就是邱如白。他拒绝了和梅兰芳迁居上海，“你不唱戏，我在你身边还有什么意义？”抗战胜利之后，当梅兰芳再度复出时，座无虚席的观众区里，买不起坐票的戏迷们站着看梅兰芳的演出，在那中间，站着落魄了的邱如白。

孟小冬：章子怡饰演

陈凯歌在《梅兰芳》里，将这段梅孟恋控制在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分寸，他们最亲密的举动也不过就是分别之际的一个拥抱和日常之中的牵手。章子怡戏份不多，但够出彩。福芝芳登门问罪时，她不卑不亢；面对邱如白苦口相劝，她忍痛应允；面对刺客生死一瞬，她能舍身取“爱”。所有人都以为孟小冬会误了梅兰芳，恰是她作的牺牲，成全了后来的梅兰芳。至少，电影里就是如此。

冯子光：英达饰演

因为有英达，《梅兰芳》的故事不时让人嘴角浮上一丝笑意。这作用一如他在《霸王别姬》里的那爷，这一次，他是六爷。在电影里，银行家的身份让他有相当的财力成为梅党的骨干。他间接地穿针引线，增加了邱如白对梅兰芳的了解和好感。尽管片中的六爷难掩商人本色，但他对梅兰芳的支持义无反顾。梅邱反目以后，他一直在梅兰芳身边。梅兰芳终身称其“六哥”。

福芝芳：陈红饰演

在电影《梅兰芳》中，福芝芳是梅兰芳的原配夫人。这位为成全梅兰芳而甘于退居幕后的梅家夫人，在深明大义中恬退隐忍。陈凯歌说梅兰芳身边所有的人都爱他，但都对他有索取。这话在福芝芳这里恐怕需要再斟酌。在片中，福芝芳是一个彻底维护梅兰芳的角色。无论是面对孟小冬还是邱如白。

十三燕：王学圻饰演

在陈凯歌眼里，十三燕是老一辈京剧艺人的化身。十三燕是一手发掘并且提拔了梅兰芳的伯乐，梅兰芳在舞台上临场加了身段。演出虽然获得满堂彩，但却导致祖孙打擂。十三燕首日大胜，次日却大败给演出时装戏的梅兰芳。明知颓局难挽，他依然登台：输不丢人，怕才丢人！败演之日，十三燕在一片狼藉的舞台上，面对空空如也的观众席一板一眼唱到最后，和从前任何一个满堂彩的日子一样入相而去。面对匆匆赶来的梅兰芳，他留下遗言：以后有了能耐，结结实实地提拔提拔咱唱戏的地位！

传奇孟小冬

她不是梅兰芳世界里的主角，却是京剧史上被神话了的“冬皇”。绚烂的舞台背后，是她一生都没有顺遂的婚姻和半世的忧伤坎坷

电影《梅兰芳》里，孟小冬的戏份不算多，她不是梅兰芳世界里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陈凯歌的电影里，还是在现实中。但那又如何？孟小冬有自己的故事。她的世界，甚至比梅兰芳的更精彩，舞台上，他们同样光彩照人，舞台下，她的故事里，多了命运的起落和承转、坎坷和哀伤，还有作为女人，她独有的孤傲和寥落。

章子怡对孟小冬着了迷，演她演上了瘾，据说她还想再拍一部《孟小冬》。在电影《梅兰芳》里，对于孟小冬，章子怡算尽了力，但她没办法真正进入孟小冬。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故事里，既有传奇和神话的一面，也有最世俗最现实的一面，他们自己就是最好最生动的演员，你让今天的黎明和章子怡如何去演绎他们？

在今天的梨园界，“孟小冬”仍是让那些在世的京剧名角和他们的后人感觉复杂的名字。关于她，他们有太多话想说，但同时，她又是他们不愿意提及的人物。

2005年在央视播出的大型纪录片《粉墨春秋》是迄今为止国内首部反映京剧历史的纪录片。《粉墨春秋》的导演之一蒋樾回忆说：当时为了做孟小冬，剧组在台北采访了杜月笙的女儿杜美霞，而此前和此后，她都从未接受过大陆媒体的采访。对于“孟小冬”这个话题，她很有兴趣，也很重视这个采访，第一天录完采访，她说她讲 得不好，让剧组第二天再来。结果，她一共讲了三天。但因为种种原因，杜美霞在这部纪录片里出现的镜头非常有限，她所说的话也只保留了极少的一部分。

作家董桥曾在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家看到一张孟小冬的照片，这个人的父母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居住过，他们一直珍藏着一张跟孟小冬在戏台上的合照。“我记得我爸妈说过，这位名伶是当时中国的大美人，孟小冬！”

若干文人曾描摹过孟小冬的倾城风韵。当时人们简直觉得她的外貌神奇：在台下，她是绝对担得起“风华绝代”四个字的极漂亮的女子；在台上，她又是绘声绘色、很精彩的一个老生，可以老成世故，可以慷慨壮怀，可以饱经沧桑。

在京剧史上，她是被神话了的“冬皇”，而在舞台的辉煌绚烂背后，却是她一生都没有顺遂的婚姻和半世的忧伤坎坷。

游龙戏凤

成为京剧界著名的女老生之前，孟小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孟若兰，幼名令辉，孟小冬是艺名。1908年12月，孟小冬出生在上海南市的同庆街。若是以出生地算的话，孟小冬应该是上海人。但孟小冬生前却对她的弟子说，她是河北宛平县人。宛平县1952年并入北京市，现属北京丰台区。所以按孟小冬的说法，她是北京人。

孟小冬出生的地方——同庆街，是上海艺人居住最集中的地方，这注定出身梨园世家的她，终究要走上唱戏这条路。从11岁起，孟小冬就开始了她搭班唱戏跑码头的江湖生涯。在北京唱红以后，她将一家老小从上海迁到北京，住进了北京东四三条25号院，北京，成了她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25年，18岁的孟小冬在堂会上认识了伶界大王梅兰芳，两人合演了一出《游龙戏凤》，台上，她是风流倜傥的正德皇帝，梅兰芳则是千娇百媚的李凤姐，博得了满堂喝彩。而脱下戏服，她成了光彩照人的美少女，而梅兰芳则成了风度气质俱佳的翩翩公子。也许，正是这绝妙的组合促成了两人的一段恋情。

但，这是近似于童话里的一种说法，现实中，双方还有着世俗的考虑。此时的梅兰芳已有两个夫人：第一个夫人王明华，因为体弱多病一直在天津疗养。福芝芳是梅兰芳的第二个夫人，当时在北京的家里操持家务。电影《梅兰芳》中，以梅党的齐如山为基本原型的邱如白，千方百计让孟小冬离开梅兰芳，甚至不惜雇刺客刺杀孟小东，“谁毁了梅兰芳的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但实际上，齐如山却是梅孟二人的婚姻介绍人之一，正是他，打消了孟小冬最初的顾虑，说服她嫁给梅兰芳。而在孟小冬这边，则有一个太太团，都是当时名人的太太，因为捧孟小冬而走在一起，拼命撮合孟小冬和梅兰芳。嫁给梅兰芳时，孟小冬不是被花轿抬入的新娘，“但是你不能说她不是明媒正娶，至少有婚姻介绍人，就是当时的一个银行总裁冯幼伟，是梅先生的一个经济后台，得到了他的允许。”许锦文说。

在冯幼伟冯六爷的主持下，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了。婚后两人没有住在梅宅，而是住在北京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嫁给梅兰芳以后，孟小冬深居简出，也很少登台唱戏，两人相依相守的日子过得安祥宁静。直到一起因孟小冬而起的枪击案发生，才打破了这种宁静。

当年孟小冬在北京艳惊四方，倾慕者无数。一个读法律的大学生对孟小冬的痴恋到了狂热的地步。这个大学生叫李志刚，有一段时间孟小冬在前门外大栅栏演戏，他天天去看，后来孟小冬不演了，在戏院门口贴了告示，说要暂停一周时间。不料一周之后，孟小冬仍未现身。李志刚情急之下，找到了位于东四三条的孟宅，才知道孟小冬已嫁做他人妇，她所嫁的人，正是伶界大王梅兰芳。

冲动之下，李志刚带了手枪去找梅兰芳。拉了梅的友人张汉举做人质，梅兰芳从后门溜走报案，来了大批侦缉队军警。慌乱中，李志刚开枪打死了张汉举。军警随即开枪击毙李志刚。张作霖下令将李志刚的头颅斩了，挂在前门外斩首示众。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一天一辆黑色轿车在挂人头的高杆前停下，车上下来一个戴着黑纱的女子，神情凄凉，停留片刻后，她才上了车，离开。这件凶杀案当年轰动北京，但日后却流传出多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这起情仇血案的主角并非寂寂无名的大学生李志刚，而是北平市长的公子王维琛，市长公子因暗恋孟小冬而来到梅家寻衅。最终酿成血案，身首异处。

一起血案，让梅孟两人的关系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平静。1930年的夏天，将梅兰芳一手带大的伯母去世了。此时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已近四年，但她还从未进过梅宅。这一次她决定前往梅宅祭奠，她削了短发，戴了白花，不料却连梅宅的门也进不了。孟小冬在香港的私淑弟子蔡国蘅回忆说：“因为她穿上孝服，就等于进了门了，算他梅家的人了，但梅家人不认，不让她进门。”

更大的打击是，“就连梅先生也不让她进门，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孟小冬大受刺激，没脸做人啊，所以她哭哭啼啼离开梅家。”许锦文的这段描述听来让人黯然神伤。骄傲的孟小冬在京剧史上留下赫赫声名，但终其一生，希望有个婚姻上名分的希望却一再落空。梅孟分手后，1933年9月孟小冬在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连续发表声明：

“旋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语气中不无哀怨。

而此前亦有谣言称孟小冬与凶杀案主角李志刚有恋爱关系，致使李因妒起杀心。在声明中，孟小冬以严正措辞澄清此事：“抑冬更有重要声明者：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并有好事者，未经访察，遽编说部，含沙射影，希图敲诈，实属侮辱太甚！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凡走一地，先严亲自督率照料。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惑视听者，冬惟有诉之法律之一途。勿谓冬为孤弱女子，遂自甘放弃人权也。特此声明。”——掷地有声的言辞，让孟小冬的清正孤傲和刚强跃然于纸上。

冬皇诞生

孟小冬的侄子孟俊泉记得此时的一件往事：姑姑孟小冬很喜欢他姐姐，有一天，孟小冬让小姑娘在她身边玩，正玩着，她突然悲从中来，拿出手绢捂着脸大哭。她哀痛的哭声，给孟家姐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期孟小冬留下的很多照片里，她很少笑得阳光灿烂的表情，大多是神情淡然，清冷神秘。

从感情阴影中摆脱出来以后，孟小冬拾起旧饭碗，拜在余叔岩门下，成为其唯一一位女弟子，余叔岩极为严格地教习，让孟小冬的唱功大有改进，几乎脱胎换骨，声誉日隆。1938年12月24日，孟小冬在北京新新大戏院上演了她拜余叔岩后的第一场大戏《洪羊洞》，余叔岩亲自把台，演出轰动了北京京剧界。

天津一家报馆的总编辑沙大风给她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冬皇”。沙大风是戏迷、天津名士，他号称崇拜“荀孟”，但不是古代的荀子、孟子，而是当时的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和孟小冬，他像今天狂热的粉丝一样，为自己和偶像都取了响亮的封号，他认为谭鑫培、梅兰芳等人都算是伶界大王，但孟小冬还要超过他们，所以，他叫她“冬皇”。

据说梅孟分手后，骄傲的孟小冬留下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今后我要唱戏，不会比你差，还是头牌，要嫁人，我要么不嫁，要嫁就嫁一个一跺脚就满城乱颤的。1947年8月，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过六十大寿，当时适逢广东、广西、四川、苏北等地水灾，杜月笙决定祝寿赈灾义演。于是，当红名角齐聚上海。杜月笙女儿杜美霞回忆说：当时请了很多北京的名角唱戏，其他人一般都是几个人合着演，只有孟小冬单独演 《搜孤救孤》。

孟的戏大受欢迎，有人甚至专乘飞机来看她，买不上戏票的人都在家里守着听无线电转播，李万春夫人李砚秀记得，当时她家所在的巷子里，一会儿工夫卖出八个无线电，就为了听孟小冬的一出《搜孤救孤》。看完了戏观众还不走，他们想看孟小冬谢幕，看她卸了戏装的样子。但孟小冬从来不谢幕，观众就不停鼓掌就是不走，无奈之下，杜月笙去后台做了说服工作，才让孟小冬谢了一次幕。不料，这次谢幕，竟是她与舞台的永别，这出《搜孤救孤》也成为绝唱。从此，她再也没有登台演出过。

1947年，内战已全面展开。杜月笙惦记在北京的孟小冬，希望她到上海避避风头，孟小冬不肯，杜美霞亲自去北京接孟小冬，孟小冬这次离开北京，此生再也没有重返故里。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杜月笙带着一家老小和孟小冬去了香港。至于为什么杜会选择香港，许锦文的解释是：“蒋介石当时临退上海要杜月笙到台湾，杜不去，大陆他也不敢留，而香港却可退可进。”

余音袅袅

孟小冬在香港嫁给了杜月笙。作为当年上海滩最响当当的人物，孟小冬嫁给他，算是应验了当年她离开梅兰芳时说的那句话。当时和孟小冬一起前往香港的京剧名角儿还有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等人，但香港并非京剧沃土，喜好京剧的人太少，名角们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统统回了大陆。只有孟小冬仍然留在了香港。

此后有不少京剧界大腕去香港动员孟小冬回国，但孟坚辞不回。戏剧理论家朱文相认为孟小冬所以坚持不回大陆有两个顾虑：一是她嫁给杜月笙，她认为这个是政治问题，作为上海青红帮的头子，杜月笙的地位让她对回大陆心有余悸；其次是孟小冬抽大烟，“她戒不了，她知道大陆不让抽大烟，因为这些关系，她不回来。”

1951年8月，64岁的杜月笙在香港病逝，他生前千金散尽，死后并无多少财产。孟小冬只分得遗产2万美金。1977年5月26日，70岁的孟小冬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在台湾去世，被安葬在台北县树林镇净律寺的佛教公墓。

据说梅孟分手后数年，还曾有人试图说和孟小冬和梅兰芳合唱一出《红鬃烈马》，王宝钏寒窑苦守十八年，等来的，却是薛平贵戏妻，命运的寒凉在这出戏里一览无余。这个说法不见得当真，也许人们是不甘心，曾经，这对金童玉女合作了世间最精彩最奇特的演出：台上，她老成英俊，是顶尖的老生，他百媚千娇，是绝佳的花旦。卸了装，却又乾坤颠倒，她是极美的怨女，而他，却是风流的男子。

观众不甘心让他们缘尽，总想有个机会让他们再在舞台上琴瑟和鸣。梨园界一直有种说法：当年梅孟已经决裂之时，孟小冬曾生下过一名女婴，因对梅的怨恨而将孩子交予他人抚养。京剧名家、梅门弟子杜近芳生父母不详，而且容貌酷似梅兰芳，就一直有人说当年孟生下的女婴就是杜近芳。

这些八卦的背后，也许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希望梅孟的传奇能够延续，有一个孩子，能承继梅孟二人的风华绝代和舞台上的绝世风姿，如是，才为梅孟的神话划下句号。但传奇，从来不会圆满。

京剧名角近代史

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京剧名角们的人生和作品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卢米埃尔兄弟的手中诞生。电影在各国诞生之初，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的是火车进站，美国人拍的是水浇园丁，而中国人，却用无声的黑白片，纪录了京剧名角谭鑫培的《定军山》。

辉煌的颠峰

第一代中国电影人颇有眼光，纷繁丰富的京剧值得成为电影题材，而京剧名角们更值得大写特写，舞台上，他们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将中国文学和历史揉碎在优美的唱腔和身段里。舞台下，他们的人生境遇起伏跌宕，在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和作品紧紧联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魅力，也为电影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上一辈人对京剧名角的痴迷，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粉墨春秋》剧组采访的老人还能清晰地描绘杨小楼的风采，他们陶醉地反复描述着杨小楼的出场：他抱着一把刀，半闭着眼，突然一睁眼的那种气势，把所有人都震蒙了。这让《粉墨春秋》导演蒋樾记忆深刻，“今天舞台上的演员，有的人比杨小楼的腿踢得还高，唱念做打都不差，但他们就是认为没有杨的味道和气派，这就是名角的魅力。”

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原型就是当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角、伶界大王谭鑫培。他以“云遮月”的独特嗓音，赢得“小叫天”名号，让清末北京城“满城争说叫天儿”。也正是他，创立了京剧名角儿制，让京剧进入最繁华最热烈的时代，众多名角纷纷闪亮登场。在这个意义上，谭鑫培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端，还是京剧名角艺术的开启者。

作为国剧，京剧艺人与政治风云有着最紧密的接触，他们身不由己地一再被推入时代的洪流当中。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攻克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打头阵的，就是会武功的京剧演员。潘月樵、刘艺舟、夏月珊和夏月润等艺人都参加了辛亥革命，手持武器冲在最前面。这些京剧艺人希望通过奋不顾身的革命，改变屈辱的社会地位。但革命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卑微，梨园行就是他们的宿命。艺人们又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舞台上。也只有在舞台上，他们能抬头挺胸，挥洒自如，实现一切关于美满人生的梦想。

1918年，《新青年》辟专号讨论中国戏剧的前途和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刘半农等人批判京剧，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仿佛是一个响亮的回应，梅兰芳在此时连续推出了《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轰动了整个北京。而京剧和名角的魅力，也瓦解了当年的文学阵营：他们不去欣赏易卜生了，转而拜倒在梅兰芳的天女和黛玉台下。这其中，包括胡适、顾颉刚，徐志摩甚至还男扮女装了上台去票戏。

此时，仍旧斩钉截铁讨厌京剧的阵营中，只剩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鲁迅嘲讽梅兰芳的表演是“扭扭的黛玉葬花”和“缓缓的天女散花”，而京剧是 “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一向对中国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认识的鲁迅，在京剧这件事上却判断错了。京剧和名角们此时已迈入辉煌的颠峰期。

电影《梅兰芳》中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朱慧芳，年轻时大红大紫，风光无限，后来却渐渐落魄，晚景凄凉。他是京剧男旦的一个悲辛侧写。京剧是个残酷的行当，在《粉墨春秋》的结尾，所有的老艺术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吃开口饭不易。无论时代给他们怎样的头衔。由朱慧芳身上，能看到曾雄踞净行首席的花脸金少山一点影子。金少山的人生，是彼时伶人的一个侧影：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大红大紫时常常解囊助人，毫不吝惜，花钱无度，最终却晚景凄凉，才50多岁就贫病而终，惨死在街头。

在激烈的竞争中，京剧名角们唱对台戏能唱到吐血。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曾经在上海大唱对台戏。篆刻大家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回忆说，当年上海黄金剧院请梅兰芳和马连良合作，皇后剧院请程砚秋和杨宝森合作，大唱对台戏。梅剧团当时随票附赠一本厚厚的特刊，多是梅兰芳剧照，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梅兰芳昔年演“上元夫人”时的剧照，梅饰演的上元夫人居中，下跪四宫娥分别是：程砚秋、王蕙芳(朱慧芳原型)、姚玉芙和魏莲芳。程砚秋初入行时是梅兰芳之配角。据说这是梅之部下以此照片来羞辱程砚秋。程看到这本特刊后，去找梅兰芳，梅听说后连连道歉，并将之前所印的5000册特刊，全部交付程砚秋带走。陈巨来记载说：此为当时无人不知之笑话。梅兰芳这边的黄金剧院每晚满座，而皇后剧院只上七层座，自此以后，梅程两家势同水火。

一次重创

日本人的入侵打乱了一切。在国难面前，京剧艺人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住气节，一些名演员纷纷罢演，而大多数傍角儿的演员，只能纷纷改行。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特高科分子欺负梨园行的人，经常在火车上往戏箱里倒硝酸，毁坏戏服。一次程砚秋与他们发生冲突，一伙汉奸想要殴打程砚秋，结果反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特务们频频想找麻烦，却不料程砚秋从此辍演，搬到北京郊区的青龙桥锄地务农去了。

而梨园界更加广为传颂的是梅兰芳的蓄须明志。梅葆玖回忆说：父亲舞台罢歌、闭门谢客，闲下来的他，请了俞振飞来研唱昆曲；请画家汤定之教画松梅；还专请了一位英国老太太教学英文。他警惕着各方面的诱骗和袭击。“父亲一向爱好整洁，注意仪表。特别是演出期间，每天都要刮脸，有时用镊子将胡须一根一根地拔掉。”日军占领香港前后，他却开始不刮胡子了，与昔日相比，明显不修边幅，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为日本人和汉奸演戏，他希望这一小撮胡子能起到挡箭牌作用。“如果硬逼着我剃胡子演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对于京剧艺人来说，保持气节并不容易，以梅兰芳当年的地位，不唱戏之后，还要变卖古玩、家当，银行透支，那些普通的、毫无积蓄的艺人境遇之惨可想而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梅葆玖清晰记得这个时刻，当天，他的父亲梅兰芳用折扇半遮面，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家里人都呆了。父亲猛地把扇子一抽，大家才看到他把唇须剃掉了，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大家围着他鼓掌，那天他真是很高兴。”

抗战8年，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重创。八年后，再次重返舞台的大师们普遍遭遇了尴尬和无所适从。梅兰芳的嗓音和身段都已大不如前，当年在上海主编《戏剧旬刊》的张古愚毫不留情地评价说：“我看都不想看。他有那个精力，捧捧儿子不好吗？”八年不上台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此时都胖了，程砚秋和荀慧生一出场观众就大笑，他们的戏迷看完之后却很伤心。人们甚至戏称当年风姿绰约的四大名旦为“四大名蛋”。

一位从小学戏，熟悉行内掌故的刘曾复老先生，当年与程砚秋同住在报子胡同，他回忆说，程一出门，他的女儿就笑，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我想那样子上台就没法看了。”

而那些抗战时还接着唱的演员，此时境遇更惨，比如马连良，胜利后立刻被视为汉奸，他只有远走香港。与他一起赴香港的，还有孟小冬、张君秋、杨宝森等名角。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才又回到了北京。

对京剧艺术而言，更大的损失是，抗战期间，京剧舞台上的两位大师相继离去。1938年，武生泰斗杨小楼死于肺癌。1943年，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死于膀胱癌。杨小楼空前盛大的葬礼，让很多老人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有戏曲评论家甚至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梅兰芳建国以后就不应该再演《霸王别姬》，因为他再找不到杨小楼这么好的霸王，没有了这个绝世的霸王，他又何苦再唱他的虞姬？

中兴和变革

1949年，京剧艺人们在兴奋和微微的不安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不安是因为解放初禁演了不少戏目，比如《四郎探母》等，此时带色情的戏不能唱，神鬼的不能唱，断案的不能唱，忠于皇帝的不能唱，选来选去，似乎只有反映老百姓反抗精神的《打渔杀家》符合要求。

但对京剧名角来说，这又是京剧的一个繁荣期，京剧大师“四世同堂”的局面前所未有，至今让老戏迷们怀念。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京剧演员第一次被称为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很多人激动地泪流满面。从前为生计所迫，自称“为窝头服务”的京剧演员们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艺人们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剧场和舞台，走到民众中去。

尚小云曾经带着他自己的剧团走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部队演唱。时年已五十多岁的尚小云演昭君出塞，在台上能跑三十个圆场，而台下的战士为了看演出，能在大雪天里一动不动地坐四个小时。

北京京剧团成立时，汇集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五大头牌，从前根本不会同台演出的“对头”马连良和谭富英竟然聚在了一起。谭元寿老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和马连良在天桥剧场合演一出《龙凤呈祥》，谭富英是刘备，马连良是乔玄，第一场两人一碰面，还未开口，观众已经沸腾了，鼓掌鼓了有一两分钟。

此时，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名角儿合家欢的盛世。以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为首的前辈艺术家和后几代名角都能同台演出，令当时的观众大饱眼福。这是京剧的一个中兴时代。

但从50年代后期起，一批京剧大师相继离世。1958起，程砚秋、杨宝森、王少卿、杨盛春、王瑶卿、郝寿臣、梅兰芳也陆续离去。梅兰芳的离世，标志着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代表的京剧三大贤时代的彻底结束。此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能够称得上是划时代领军人物的，就只剩下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

1952年才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再次充满热情地站在舞台上时，他没有料到，京剧舞台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变革。

对传统京剧有很高鉴赏力的毛泽东，却认为在新中国的舞台上，不能再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1964年初开始，传统戏被彻底赶出了京剧舞台。那些习惯了穿靴子、抖水袖的演员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习惯了传统戏表演程式的他们，在现代戏的舞台上迷茫了。

1964年，马连良与张君秋排演现代戏《年年有余》。16岁就被推选为四小名旦，与孟小冬、谭富英、马连良都合作过的张君秋，在这部戏里第一次穿起了现代装。从前的华美戏服、长长水袖可以修饰的男人身体，现在暴露在观众眼前，他带着假发，不得已垫了假胸，以很别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但名角就是名角，一开口还是满堂喝彩。

但有领导提出了质疑：新中国的舞台上怎么还有男旦的怪现象？从此，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100多年的男旦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女老生、女花脸。张君秋的弟子、才32岁的吴吟秋万念俱灰，离开了舞台，改行去打追光。王瑶卿的弟子于玉蘅，到戏曲学校当了教员。

一批老艺人也因为不适应现代戏被淘汰了。这其中，包括大师马连良。此时他只能在革命现代京戏《杜鹃山》里演一个小配角儿——打大旗的郑老万。大红大紫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愿意演这些小角色，他也愿意跟着时代走。但拿惯了扇子等传统道具的老先生，现在要拿枪。他的手开始晃悠了。在一场戏里，他的胡子竟然掉了下来，可以想象，他的艺术生命终止于此。

1966年12月13日，马连良想吃米饭，但是食堂没有。他买了一碗面条端着，一头栽倒在中和戏院的台阶下。他被埋在香山，墓碑上连他自己名字都没写，京剧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消失了。同时结束的，是一个京剧时代。舞台的大幕再次拉开时，这一次开始的，是样板戏。

(感谢蒋樾导演提供部分《粉墨春秋》资料)

一个梅派弟子的舞台和人生

一代青衣有一代的困境。如果生命中仅剩下京剧，对一个80后女孩来说，那也许太残酷

丁晓君是80后女孩，爱漂亮，怕胖，爱上网，电脑里存了很多她认为重要的照片，但总有一些东西，让她不同于其他这个年纪的女孩，她说话的声音柔美清脆，客厅里架着古琴，书架上是历史和戏曲类书籍，家里的电视锁定在央视11套的戏曲频道，在11月还不算太冷的北京，她穿着长羽绒服和薄棉裤，戴着厚厚的围巾——对于她的职业而言，保护嗓子和不能感冒显得特别重要。

她的职业，是京剧演员，梅派青衣。

戏里戏外

她的老师杜近芳，老师的老师梅兰芳，三代京剧青衣，有着共同的宿命：不疯魔，不成活，不投入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精力给舞台，就不会有舞台上那些美丽的女子存在。天女、黛玉、杨贵妃、谢瑶环、白素贞、程雪娥……对梅派青衣而言，这些存在于遥远世界的人物和名字，熟悉得就像是自家人，一天天、一年年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和其他梅派弟子一样，丁晓君骄傲于梅派雍容、大方的风格。“梅派对嗓子、扮相、个头、身段，还有舞台上的气质，都要求完美。”在她眼中，京剧有种奇怪的魔力，四大派别的演员都被深深烙上那一派的个性和特点。程派的凄凉委婉，尚派的刚烈，荀派的小家碧玉。就像丁晓君自己，“原来我是一个很争强好胜的人，很自信，总认为我就是第一，但学了梅派之后，好像把什么都看淡了，无所谓结果，努力到就够了。”

从11岁到现在，漫长的16年时间里，她被梅派艺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梅兰芳是有名的平易近人、忠厚温和，杜近芳将他的口头禅学得惟妙惟肖：好好，是是，挺好的，都挺好的——再加上温和的笑容。

杜近芳则是京剧团里有名的神仙，有旁若无人的表演和音色夺人的演唱，在舞台上，她的表演情绪几乎不受观众的影响，如入无人之境。在丁晓君看来，杜老师完全生活在她自己的思想境界里。

梅派青衣的唯美、浪漫甚至影响到丁晓君的爱情观。《吕布与貂禅》中的吕布那么狂妄，《贵妃醉酒》里的李隆基会让女人伤心。而现实中，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爱人？“他必须喜欢京剧吧，要不他怎么能理解我？京剧演员本来就很少有人理解。”

而老师杜近芳现实中就有着神仙眷侣，她一直称已过世的丈夫为“我那官人”，甜蜜和亲切之外，是舞台与现实的密不可分。她最精彩的作品之一《白蛇传》里的唱词“许官人待我百般恩爱”那几句，在丁晓君听来，就像是杜老师在唱自己，“他们的婚姻生活很甜蜜。老师的官人业余喜欢拉琴，很喜欢梅派。”

只是，作为京剧青衣，杜近芳的婚姻又和她那个年代的人那么不同。她的爱人当年是协和医院很著名的妇科医生，为了京剧艺术，俩人恋爱9年没有结婚，“杜老师爱人的导师急了，那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妇科大夫，就去跟周总理(还是邓颖超)告状，说小杜跟我那学生缠了9年也不结婚，她耽误人家时间啊。”终于结婚了，杜近芳又跟丈夫约法三章：第一信仰自由，第二经济自由，第三只许生一个孩子。

两个人后来果然一直履行了这约法三章，只生了一个女儿。杜近芳此生，就像是为京剧而生，京剧渗透到她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大年三十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她突然想起一出叫《廉锦枫》的戏，就开始在家里做各种动作，那时候没有摄像机，她丈夫就在旁边用相机拍，一上场一亮相拍一下，下个动作拍一下，再做一个动作拍一下，拍了很多照片。

多年后，她教丁晓君学这出戏时，想不起来一些细微的动作，就把照片翻出来，满满摆一桌子，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就联系起来，活了。这出《廉锦枫》是梅兰芳和杜近芳都很偏爱的戏。在丁晓君看来，这出戏的舞台动作很美，有着水墨画一样淡雅优美的意境。为了这出“很美的戏”，杜近芳一遍遍给丁晓君示范，对已经7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出戏的动作难度很大，她总觉得自己没做到位，“她有时候做动作做得腿抽筋了，得扶着门站一会儿。”

几代青衣

从梅兰芳到丁晓君，在承师学艺方面都是幸运的人。梅兰芳曾先后师从吴菱仙、乔惠兰、李寿山、王瑶卿、陈德霖等京剧前辈学习，而杜近芳先后有王瑶卿、梅兰芳倾心传授。她是梅兰芳最得意的弟子，因为面貌和神态酷似，一直有传闻说她是他的女儿。

丁晓君听老师说起过一些往事。有一次梅兰芳演贵妃醉酒，现场缺了两个掌扇的宫女，于是临时把他的女儿梅葆月和弟子杜近芳扮上，顶了上去。梅葆月长得自然很像父亲，杜近芳更像。这场戏梅先生一亮相、一出场，底下观众突然就笑场了。梅先生觉得奇怪，演完了下来问管事的说，今天我哪儿演错了？怎么一上场观众就看着我笑？管事的笑着回答说是因为他身后掌扇的那两位，观众一看：前面一个大梅兰芳，后面两个小梅兰芳！

就连梅先生自己，都有认不清的时候，他曾经拿着一张杜近芳的照片，以为是自己年轻时候照的，还问他的夫人：“这照片我什么时候照的？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他夫人仔细一看，从杜近芳戴的脖花上看出不同来了，说：“这不像是你的，咱们没有这个样式的。”两人再仔细一看，才看清是杜近芳。“杜老师说起过那个传闻，但她说我是拜了梅先生，但我是靠自己唱戏唱出来的。”

对丁晓君而言，拜师杜近芳就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2005年第五届CCTV青年京剧大赛上，她获得了青衣组银奖。此时，她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她的偶像就是杜近芳。2006年6月18日，丁晓君正式拜师杜近芳，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两年多来，丁晓君跟杜近芳学了《凤还巢》、《红鬃烈马》、《廉锦枫》、《谢瑶环》、《白蛇传》等戏，“第一堂课不是说唱腔、念白，也不是说身段，而是讲这出戏的故事情节、起源、背景、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每天听老师上课就像听百家讲坛。”丁晓君原来只熟悉这些戏程式化的唱腔和动作，并不了解那些戏中人的内心。如今杜老师让她更加理解了白素贞、程雪娥、廉锦枫们，再站在舞台上时，她的内心世界充实了，与她们隔着时空融合了。

杜近芳告诉丁晓君，当年她拜师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王瑶卿先生问她：你是想当好角儿？还是想成好角儿？王瑶卿先生解释说：当好角儿很容易，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成好角不是，要真正自己付出一定的辛苦，经历一番风雨，你才成为一个好角儿。丁晓君至今也不太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但她对此印象深刻。

一代青衣有一代的难题：梅兰芳那一代，战乱和家国仇恨让他不得已蓄须明志，八年时间放弃舞台。杜近芳这一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带来的对艺术和命运的无情打击。直到今天，老人还保留着每天看新闻，关心国家政治的习惯，“十七大文艺路线一条条地她能说的很清楚。从她那个年代过来，她得留心政治路线怎么变。”

到了丁晓君这一代，她看不见的敌人是时代，在喧闹的21世纪，在热闹的网络和影视的全面倾袭之下，京剧的舞台显得冷清而寂寞。她碰上了她的前辈梅兰芳、杜近芳们都不会遇到的难题：登台机会太少。

她所在的战友京剧团几年前赶上军队的合并大势，与战友歌舞团、战友话剧团合并成一个战友文工团，唱一出大戏，光彩照人地站在舞台中间，这成了一个奢侈的梦。倒是经常有机会去部队演出，但她大多数时候是在唱大家熟悉的样板戏、现代戏，唱《兵哥哥》《东西南北兵》这些歌曲。但她心底最爱的，还是唯美浪漫、韵味十足的传统戏。

拜师杜近芳之后，她仿佛渐渐看到了京剧的曙光。2008年4月起，丁晓君在杜近芳的亲自指点下完成《谢瑶环》的复排，作为梅派艺术的新传人，她在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公演了杜近芳的这台代表作。剧末有一段杜近芳特地为丁晓君创作的皮黄旋律的昆曲唱腔，非常优美动听。

现实困惑

对年轻的丁晓君来说，京剧的她和现实的她，如何能融合起来，又能截然分开是一个难题。她的老师杜近芳是个戏痴，京剧就是她的人生，她的一切。她的生活极其简单，衣食住行都化为极简，70多岁的她每天练功，吊嗓子，给学生教戏、讲戏，整理、修改剧本，写回忆录，整理旧事。她活得忙碌而纯粹。

但20多岁的丁晓君知道自己做不到老师那么纯粹，完全生活在京剧的世界里。每次在杜老师家上完课，几个小时后走出来，站在北京灰蒙蒙的天底下，高楼大厦之间，丁晓君都有点恍惚，要适应一下才能从刚才京剧的渺远世界中走入现实。

如果生命中仅剩下京剧两个字，对于一个京剧演员，那也许很幸福，但，对于一个80后女孩，那也许又太残酷。

京剧之外，她也去看其他演出，看了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阿依达》之后，她感觉复杂。“他们的票房好，影响力也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但真正要和京剧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在丁晓君看来，梅兰芳先生用京剧丰富的元素所表现的霸王与虞姬的感情“没有人不认可，到国外，所有外国人也都为之动容，即便看不懂，但他们也感叹英雄美人、生死离别。”

丁晓君曾经困惑于找不到一个能够让现代人接受京剧的办法，但现在，她有了很坚定的想法。杜近芳曾经说起过一件事：在一次随外交活动的赴外演出时，他们遇上了全世界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中国的京剧要和他们的芭蕾舞竞争。当时周总理问杜近芳怎么办，杜近芳说，如果他们的剧团拿出俄罗斯最经典的作品来，咱们就得绕着避着，但如果他们搞现代舞什么的，咱们就可以跟他们去较量。

后来俄罗斯果然随着潮流放弃了传统剧目，而中国则是拿出了自己的传统京剧《白蛇传》，结果大获全胜。“杜老师有一个信念，民族就是世界的，她说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一定要树自己民族旗帜的东西，那才是真正有个性的中国文化。”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余楠 陈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