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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的寒流悄然南下，华尔街的寒流席卷全球。我们怎样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当你穿上棉衣走在风里，还觉得冷时，那是冬天来了。当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像以往一样努力，或者更加努力，他们的生活却变坏了，甚至连工作都保不住了，那是经济危机来了。
面对经济危机，一个人的选择非常之少，更多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静待危机快点过去。在这一点上，经济危机和随后的可能萧条，与巨大的天灾相比没什么不同。
此次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狂浪漫卷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微观领域的失业、出口困难、资金短缺等负面现象会接连出现。当然，在各国纷纷出手干预之下，危机不会带来瞬间毁灭性的影响，但市场的自我恢复也因此受到干扰。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经济冬天不会特别冷，但会特别长，世界经济的长时段衰退恐怕不可避免。
与之相比，灾区的冬天显得更加漫长。灾后救援工作在全国的鼎力支持下进展顺利。但说到重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10万平方公里地域内恢复治理秩序，让上千万人重新过回正常生活，重建城镇、社区和家园，治疗心理创伤，这些涉及人和社会的再造工程至少需要数年乃至十年以上的时间。
从自然灾害到经济危机，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许许多多的危机：空间上，危机遍及各个领域，我们避无可避；时间上，漫长的冬天最终可能耗尽人们的信心、耐心、勇气，以及相互间的和谐。我们曾指望外部力量的拯救，每个国家的政府也都曾摆出了拯救者的姿态。但这种拯救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令人疑惑。
如果政府完成不了任务怎么办？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答案非常简单——如果政府真的做不到，那么我们就真的没什么指望了。在面对危机无力自救、只能等待他人拯救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灾民。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一些事情，虽然危机接踵而至，带来了人和家园的损失，政府也在超负荷运转，甚至有官员不堪忍受压力而自杀，但这一切却没有摧毁社会。相反，这个社会更加健壮和团结，许多原本未期待的进步也发生了。这让我们对一个社会如何度过危机时段获得了更多启示。
灾后的中国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包括教师、医生、律师、经理、民工、学生在内的数十万志愿者赶往灾区；企业和私人捐款过百亿；献血甚至导致交通阻塞；公民社会纷纷启动灾区重建计划——社会企业规划社区建设，专业NGO致力于污染治理和环保，慈善团体则关注孤儿、助学等问题，这些组织自身也在加速成长……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专业社工超越短期志愿者成为灾后重建的主角之一。
与此同时，伴随着公民社会的介入，地方政府本身也在进步，权力的行使方式更加灵活。在汶川汉旺，NGO在政府的支持下融入社区，通过社区影院等多种方式进行心理重建，还计划在板房区建设上千平米的社区中心。在龙门山，成都根与芽环境中心、云南发展学院、麦田网络、中山大学公民中心联合发起“新家园计划”（十年重建），得到当地环保部门的直接支持和参与。
在这些事例中，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并不干涉NGO内部事务，也没有将NGO改变为政府附属物的意图。
这些情形对于那些处在另外一个冬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许多危机都源于公民社会职能的缺位。如毒奶粉所代表的中国食品危机，直接原因就是中国缺乏组织化的消费者群体，使得企业违法成本过低、政府监管缺乏社会压力；农村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过于分散，资金、资源无法聚集，不能形成集体谈判力量；近来多个城市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也与这个群体因没有同业工会而遭受过度剥夺有关。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脆弱的真相在于其尚未有机整合。
在这个意义上，灾区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场。如何通过公民社会的成长重建社区，如何通过群体间交流获得信心和坚韧；如何处理好公民社会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都应成为中国社会度过总体性危机的必要借鉴。近期一个正面的例子是，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圆满解决，就得益于重庆市政府中立、开明和理性地对待公民群体。类似的解决思路也出现在广州。
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当危机来临之时，当政府和社会需要抱团取暖时，与灾区当地的许多政府一样，地方政府对待公民社会的基本取向也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11月1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到广州市中船龙穴造船基地考察，企业负责人介绍说虽然金融危机对造船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企业新船订单已排到2012年。温总理听后高兴地引用雪莱的诗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们有理由相信。（《时代周报》）
(本文来源：网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