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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楼市都双双跌落的时候，利用盗卖客户棕榈油获得的短期现金流高息放贷成为王伟唯一的选择
一艘迟到油船“揭开”王伟敛财迷局
要不是事情败露，恐怕天津中盛和王伟实际控制的分布于宁波、杭州、上海等地的多家进出口公司、投资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不能为众多的合作者所知。这些公司包括宁波杉科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协凯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协凯”）、宁波誉和投资有限公司、浙江中光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誉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誉宸”)、香港誉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誉和”)等。
正是依靠着这些公司，王伟获得了辗转腾挪、盗卖客户存储于天津中盛的棕榈油的机会和空间。而记者调查得知，在表面上，王伟有意隐藏了自己是这些公司实际控制者的事实。
7月23日，记者赶到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55号中宁大厦22层的宁波杉科办公地，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门上一把红色的钢锁。在公司名牌的周围，张贴着宁波市海曙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公告，7月22日签发的那份公告称，“本委已依法对禹锡炯等29名员工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做出缺席判决……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禹锡炯等29名员工2008年5月份、6月份工资共143380元……”而另一份公告给出了下一场劳动争议案的开庭时间——8月25日。
案发之后，总经理徐松已经被捕，这家公司的30多名员工工资一下子没了着落。“本来应该6月15日发工资，但6月14日早晨就有人通知我说不用上班了，第二天又电话通知休息一个月，说公司出事情了。”一位员工回忆说，他刚刚大学毕业来杉科上班不到3个月，“原本觉得公司挺正规、挺有前途的，没想到会摊上这种事情。”
事实上，6月14日那天，有几个债主到杉科去讨债，“说我们的老板是骗子。”一位当时正在上班的员工说，这些债主是借钱给杉科的担保公司，称杉科的老板欠了他们数千万元。之后公司被封。同时被封的还有同在中宁大厦16层的浙江协凯、宁波誉和以及位于杭州的浙江中光实业公司。
幕后掌门人
从表面看来，几家公司的关联度似乎并不大，但有原杉科员工向记者证实，他们幕后的老板都是王伟。“这些公司就是一套班子，平时把印章都放在杉科。”
尽管宁波杉科的员工大多知道这些公司真正的老板是王伟，但若查阅它们各自的工商档案会发现，王伟似乎在有意淡化自己的“掌门人”角色。
宁波杉科成立于2003年3月10日，最初的名字叫“宁波海曙杉科工贸有限公司”，经过几次股权转让，到2005年，三个股东分别为王思杰占45%，陈刚占45%，徐松占10%，法定代表人为徐松。而王伟在工商档案中仅曾在2006年以出租方的角色将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55号中宁大厦的一处住房租赁给杉科做办公地点。
浙江协凯也成立于2003年，最初的名字叫“宁波协凯服装贸易有限公司”，后于2005年3月18日更名为浙江协凯进出口有限公司，到2007年7月2日最后一次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王伟持有了80%的股份，其余股份归岑丽华所有。注册资本从原来的500万元追加到2000万元。
宁波誉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是一家注册资金50万元的并不起眼的小公司。余骏出资5万元，担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王贤贻出资15万元；岑燕华出资30万元。该公司成立之初，在租借的宁波市海曙区华楼街一套房屋中办公。出租这套房屋的，恰恰正是王伟。7月24日，记者来到华楼街14号一栋商用楼里寻找当时的注册地址，物业的工作人员说，“王伟两年前已经把这里的物业卖了。”同时，誉和投资也搬到了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55号的中宁大厦。2006年初，该公司注册资本追加到1000万元，其中余骏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10％；王贤贻出资300万元，占30％；岑燕华出资600万元，占60％。到了2006年7月，王伟以6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原股东岑燕华60％的股份，另一股东王贤贻也将自己30％的全部股份原价转让给了余骏。这样，王伟成了宁波誉和的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仍然是余骏。
位于杭州的浙江中光实业有限公司则成立于2000年9月30日，经营范围从实业投资到摩托车配件、房地产中介、进出口业务几乎无所不包。最新的工商资料显示，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名叫贺民，占有40%的股份，另外的60%股权属于王宇邦。
从表面看来，这几家公司的关联度似乎并不大，但有原杉科员工向记者证实，他们幕后的老板都是王伟。“这些公司就是一套班子，平时把印章都放在杉科。”
记者拿到的一份“最新员工通讯录”显示几家公司“不分彼此”的关系。38名成员分属于管理层、办公室、财务部、单证部、业务部和投资部，王伟担任董事长、徐松为杉科总经理，岑丽华为协凯总经理，而誉和的总经理余骏和中光实业的控股人王宇邦的名字被列在投资部一栏。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当年壮志豪情的创业者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岑丽华是岑燕华的妹妹，而后者是王伟的妻子；王宇邦是王伟的表弟，“总之，这几家公司的家族味道很浓，领导之间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权钱关系很复杂，最大的老板是王伟。不过，在2008年春节过后，王伟开始有意的把几家公司转让给其他几个人管理。”一位原杉科员工说。
王伟入主天津中盛发生在2007年，这一年的5月，原来的所有者中盛粮油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将天津中盛粮油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誉宸投资有限公司、香港誉和投资有限公司及浙江协凯，三者分别占60％、25％及15％，总价3200万元。另外，受让者需承担天津中盛3亿多元的债务。
而据记者了解，除了上文提到的浙江协凯，上海誉宸、香港誉和也都是王伟控制的公司，因此此次转受后，王伟成为操盘手，实际掌控了天津中盛粮油。
根据工商资料显示，上海誉宸成立于2007年1月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徐松，任执行董事。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和实业投资等。发起股东包括王伟、岑丽华、余骏、徐松等人，其中王伟持有59%的股份。
而据天津中盛粮油的最新股东情况：上海誉宸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125万美元，占75％；香港誉和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75万美元，占25％。也就是说，浙江协凯15%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了上海誉宸。
但不管如何变化，这些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公司都在王伟的掌控之内。
信用证的诱惑
如果王伟的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开立信用证、进口棕榈油，并且能够按时还款，就相当于拥有了一笔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而这笔资金如果能找到好的投资渠道，使投资盈利能够超过信用证业务涉及到的相关费用、利息等，这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其实，王伟的本意还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的。”一位天津中盛的老员工对记者说，“这毕竟是他的半壁江山啊。”但对财富的贪婪追求逐渐把王伟引上了一条危险的赌博之路。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王伟入主天津中盛之前，宁波杉科和浙江协凯已经在使用信用证的融资作用：宁波杉科或浙江协凯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一般期限为3个月），以该额度购进相应数量的棕榈油，然后以稍低于（这样更易吸引贸易商前来）或等同于市场的价格迅速卖出，完成这个周期最快只需半个月。在剩下的两个多月里，这笔资金便可以用作他途，只要在信用证还款期限前归还资金即可。这是传统的信用证融资业务。
如果王伟的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开立信用证、进口棕榈油，并且能够按时还款，就相当于拥有了一笔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而这笔资金如果能找到好的投资渠道，使投资盈利能够超过信用证业务涉及到的相关费用、利息等，这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公司内部文件《2005年9月~2008年6月协凯、杉科进口业务统计表》显示，在2007年7月1日前，共产生了216张信用证，90%以上由宁波杉科或浙江协凯直接开具，而其他受委托企业主要位于宁波，有宁波新易宏、宁波市万科、宁波市众光、宁波华利浦等，且备注栏显示，这些信用证货款已经全部付清。
一些信息同样显示了，王伟曾经是当地颇为成功的商人，宁波市经济委员会网站曾在2007年7月23日上传了一篇名为《宁波各地开放型经济奋力进取》的文章，其中颇为自豪的提到“浙江协凯进出口有限公司，已从单一出口公司转型为年预计进口超5000万美元的外贸企业。”并且强调，下半年宁波江北区将继续鼓励和扶持重点进口企业做大进口业务，“协凯”的名字就位列其中。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协凯和杉科能够在宁波、杭州等地获得较高的声誉，以致其他大型外贸企业想拓展食用油的进口业务时，这些王伟手下的公司能够被全力推荐。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去年实际控制天津中盛粮油之前，协凯和杉科不断扩大的进口棕榈油业务是利用东马油脂（广州保税区）有限公司（下称“东马油脂”）的仓库存储周转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东马油脂是马来西亚KWANTAS关氏油业在中国广州保税区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拥有70000吨的储油罐，并拥有自己的总吨位3万吨的油船往返于马来西亚和中国广州之间。关氏集团公司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证卷交易主板市场上市、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公司，由老板关元崇与兄长关元华于1995年创立。
东马油脂于2002年进入中国，工商资料显示，广州东马油脂的法定代表人为关元崇，投资额为1400万美元。
“听说宁波杉科与东马油脂的个别高管关系很好，所以可以‘节省’很多手续费。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仓库，运作起来还是比较费周折。”知情人士说。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也已经给东马油脂带来了麻烦，几乎和查封天津中盛同时，2008年6月20日，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查封了东马油脂309和310号储油罐存储的1184.7吨24度棕榈油，原因是隶属嘉里集团的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起诉宁波杉科、东马油脂盗卖自己存储于东马油脂的棕榈油，涉案的金额是13664009.73元。
或许王伟一直在盼望拥有自己控制的仓储基地，以便更加便捷的“卖油”融资。到了2007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入主中盛之后
天津中盛负责销售的副总白长敏证实，“其实天津中盛和宁波杉科之间是有买卖合同的，现在看来是王伟有意制作的，这样就没人怀疑所卖的油不是天津中盛的。”这也说明了王伟控制天津中盛换来的便利所在。
以3200万元接手了天津中盛之后，王伟的资金链已然十分紧张，自然需要更多可供“预卖”的棕榈油。
而当时，外部环境仿佛也在“鼓舞”王伟，东方浩业、浙江中大、杭州热联等大量急于在大宗农产品贸易领域拓展业务的传统优质进出口公司纷纷找上门来洽谈合作，他们在银行界具有优质的信用资质和资源，这无疑使得王伟的“信用证融资业务”能够开展得更加红火。
代理进口商的增多，使得王伟的胆子明显大了起来。“食用油进口业务所产生的现金流很大，一船10000吨的棕榈油价值就是1亿多元。”一位天津中盛的老员工对记者说，“自从2007年王伟接手中盛之后，他就一直这样操作。”
据该老员工介绍，“预售”这种行为在业界也很普遍，“比如说企业知道有一艘船8月底将要到港，那么它就会在8月初把相应的油卖掉。等船到港之后，再把缺口补上。尤其在价格不断走低时，这样操作还可以避免价格下滑带来的额外损失，能多赚点价差。”
但是他也承认，一般的预售都是卖自己的油，而像王伟这样把货权属于别人的油私自卖掉是非法的。
事实上，对于天津中盛的员工来说，除了最高领导，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所卖的油并不是中盛的。一位储运部的员工说自己没有看到过写有别的公司名称的出货单据，“如果客户前来买油，出货单据上会有卖方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盖章，而在我的记忆中连杉科的名字都几乎没见过，都是以天津中盛自己的名义卖的。”天津中盛负责销售的副总白长敏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天津中盛和宁波杉科之间是有买卖合同的，现在看来是王伟有意制作的，这样就没人怀疑所卖的油不是中盛的。”这也说明了王伟控制天津中盛换来的便利所在。
这些以略低于一般市场价出售的棕榈油吸引了众多的港口贸易商前来。“每个月至少要销售2万吨棕榈油，很稳定。而正是因为可以利用后面到港的油补充被卖掉的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客户发现。”一位员工说，“但是后期，不知何故，有一艘船没有到，导致被卖掉的油填补不上，客户又纷纷来提油，天津中盛的窟窿越来越大。”
其实，王伟入主天津中盛之后，资金链一直很紧张。有消息说，王伟在收购天津中盛的同时，还买入了位于上海的两处商业房产，付出了大约1.6亿元，主要用于租赁和融资担保。
不仅如此，王伟还涉足民间借贷业务。江浙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向来十分发达，在今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情况下，民间高利贷更是水涨船高，月利率甚至已经达到15‰，但是违约的风险也骤然加大，王伟的高利贷业务也遇到了麻烦，“王伟有一笔3000万元的放贷没能按时收回，今年正在打官司。而这种放贷纠纷不止这一家。”
上述大肆扩张增大了王伟的财务压力，此时他必须盘活资产，增大现金流，才能维持运转。而单靠正规的进出口贸易业务，显然是不能解决这个财务窟窿的，在股市、楼市都双双跌落的时候，利用盗卖客户棕榈油获得的短期现金流高息放贷成为王伟唯一的选择。
另外，据天津中盛一位员工介绍，从年初开始，进口棕榈油的价格和国内现货棕榈油贸易价格出现倒挂，国内价格一路下滑，使得进口价格要比国内市场价高出500元~1000元，进口商普遍处于赔钱的状态。
以往“高价卖出、低价买进”的条件也已不复存在，更何况本已紧张的资金链使得王伟根本没有能力去填补盗卖造成的亏空。就连王伟以杉科等公司的名义向当地银行开具的信用证贷款都已经没有能力偿付。
按照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贴在天津中盛二楼的裁定书显示，恒丰银行杭州市分行因信用证纠纷状告宁波杉科、天津中盛、上海誉宸以及王伟等，要求对这些企业和人员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数额达3545万元。而农业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在起诉宁波杉科、天津中盛的信用证纠纷案中所提出的财产保全金额竟高达8939万多元。
穷途末路
杉科员工说，今年王伟投资500万元在新加坡开办了一家公司，那些盗卖棕榈油得来的资金可能有些转移到了那里。
到最后，1974年出生的王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开始准备自己的退路。
一位杉科的员工李艳（化名）清楚的记得公司里的种种怪现象，“公司的业务应该说做得很红火，每天都有很多询价的，但是公司的账上基本没钱，有也只是工资。而公司的五六个会计整天没有事情做。”作为财务总监的禹锡炯春节后刚刚上任，他也发现公司的资金十分紧张，但是想到当时整个国家的大环境都是如此，他也就没有过多在意。
让李艳觉得蹊跷和有趣的是，领导经常会在安排完工作之后向下属嘱咐：“这事可不要说出去啊！”
另外，有杉科员工说，今年王伟投资500万元在新加坡开办了一家公司，那些盗卖棕榈油得来的资金可能有些转移到了那里。而据工商资料显示，2008年1月2日，王伟、徐松等将上海誉宸的65%股权计650万元转让给杨丽君，法人代表亦变更为杨丽君。1月16日，上海工商局准予变更。“据说王伟和杨丽君相好，关系不一般。”那位杉科员工向记者透露，“后来，出事前一两个月，杨丽君被安排代理各个公司的董事长职务，成为替罪者。”
让人困惑的事情不断增多，比如会时不时有些关于上海那些房产的起诉文件寄到公司，而一个之前很少登门的何姓律师，开始每天到公司把整包的财务文件和资料塞入碎纸机，有员工说“放在前台旁边的碎纸机经常卡住”。
案发前的一个星期，王伟终于拿到了签证。但他却没能逃脱，在失踪了一个多月后，7月25日，王伟在山东被浙江警方抓获。
曙光闲话
“信用缺失”中国经济要补课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说得就是人心最不可测。所谓“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市场经济学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体察入微，唯独对人们的心理变化始终研究不透，而市场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就是人的心理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果，除了物质经济的增长外，还有就是涌现出一大批能搞企业的人才。所以，除了官员外，企业家也算是最受追捧的人群。按经济学的定义，企业家是生产要素之一，但国人对企业家的理解还是很模糊，但凡挂个什么“长”的头衔，搞起一摊子事的人，都算到“企业家”的名下，这也算是中国人的宽容。其实，经济学上“企业家”是一个能创造出特殊价值的群体。现在搞企业的人可分为三种群体：一是经济形势好，企业也能好，经济形势不好，企业就不好，随大流者；二是不管经济形势是否好，企业都搞不好者（过去多见国有企业领导人）；三是不管经济形势是否好，都能使企业高速发展者。严格讲，只有第三种人才算是真正的“企业家”。而第一类人或可称为“职业经理人”，第二类人只能算滥竽充数了。
这样就有两种因素是不可控的。一是现有条件下没有手段可以预测出谁是可以搞企业的人，谁是不可搞企业的人；二是市场是波动的，有风险的，不可能让所有搞企业的人都稳操胜券。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市场环境好时，风起潮涨，“猪都能飞上天”，而风停潮落，“出水才看两腿泥”。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不好，一种可能是人能力的问题，另一种可能是道德问题。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是很难分清楚的。所以，人们规避企业市场风险的手段只有两种，一种是增长企业家的能力，使“企业家”尽可能驾驭企业战胜市场；另一种是加强对“企业家”约束力，使“企业家”有所顾忌，不敢妄为。
从增长企业家能力的角度说，中国人做得已经相当充分，营销管理书籍长期畅销不衰，大学里各种天价老板班已经成为学校创收的重要财源。有关企业管理知识的普及，中国可能不逊于任何发达国家。但从对企业家的约束力的角度说，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每年中国的“富豪榜”被人们讥讽为“囚徒榜”，而每年中国经济因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近一万亿元。中国企业每年平均的坏账率约在5％~10％左右，而美国企业坏账率平均只有0.25％~0.5％。就以本次报道的王伟案所出现的信用问题来说。在美国，90％的企业采用信用销售，欧洲差不多80％的企业采用信用销售，而中国还不到50％的企业采用信用销售。信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拖欠债款成为中国企业的普遍行为。美国企业平均账期为7天，而中国企业是90天。
现在人们普遍担心中国经济放缓，其实不用增加新的投入，仅仅是整顿好经济秩序，提高企业的信用程度，就能大大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至少拉动经济增长三个百分点以上。据说酝酿多年的中国《征信管理条例》今年有可能出台，但愿中国经济能补上信用缺失这一课。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李宾 李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