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上海书展在上海世贸商城举办。这是今年上海市的一项重大文化活动，更是读书人的一次盛会。为引导广大读者的阅读，文汇报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向社会推荐十本好书，这些书均为具有浓厚的社会人文关怀的精品。这些图书在书展期间举行讲座、演讲、签售、作品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满足社会对书展的多元需求。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读《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胡鞍钢
1998年，安格斯·麦迪森曾发表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对1750-1995年中国经济发展做了定量描述和分析，同时对1995-2015年中国和世界经济进行了展望。九年之后，他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二版《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对中国经济过去一千年的发展历史轨迹作出详实、定量、可比较地分析。
我对麦迪森有三点评价：第一，“麦迪森风格”。这是指麦迪森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创新了一种将两个学科紧密相结合、定量描述世界经济史的独特方法。第二，“麦迪森影子”。这是指麦迪森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学术刊物大量引用麦迪森的研究成果，这包括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等；另一方面世界上重要的经济报刊如英国《金融时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都经常引用他的研究成果。第三，“麦迪森贡献”。这是指他的知识贡献，即他提供了一种我们称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知识。例如他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经济史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至少长达1000多年(公元960-2030年)，这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理解。
麦迪森把千年来世界与其他大国(包括中国)的人均GDP和GDP的历史数据做了估计，但人类仅使用GDP来认识人类的财富、用人均GDP来认识人类的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够。实际上，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标(HDI)来认识人类发展水平和人类福利更有意义，它不仅包括了人均GDP，还包括两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因此需要将HDI来取代人均GDP认识人类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将GHDI(总人类福利)来取代GDP。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基于麦迪森所作的研究对此作出新的估计，这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新的重要的影响。
尽管麦迪森教授年事已高(年逾80)，但仍然勤奋地研究，不断地推出新作，特别是这本新书，不仅丰富了原有的中国历史资料和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是提供了2003年到2030年世界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改革30年》
观念改变世界——读《中国改革30年》
汪丁丁
张维迎邀请了9位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探讨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探讨的基本问题，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类似，在概念层面上并且仅仅在概念层面上，是管理部门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其实，市场和管理部门从来并且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密切相关着的，以致当我们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上而是要在真实世界里考察每一个具体的“市场”或管理部门时，我们看到的总是而且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由特定形态规定着的“市场”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于特定“市场”关系的社会交往活动形态。我们寻求的是在具体情境内演变地形成的法治精神，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的概念。假如考察每一具体情境内体现着法治精神的人的行为及其观念，我们将看到，与西方社会的演化史类似，体现了或法治精神或它的缺失的，其实是每日每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的、政治的、经济的。
我心目中“好的社会”，是社会成员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好的生活”的过程——包括追求好日子的观念与权利的落实过程。我心目中的好日子(goodlife)有三个维度——个性的全面发展、正义、深层情感生活。
《第二次机遇》
有没有“第二次机遇”——读《第二次机遇》
杨洁勉
2007年，布热津斯基新著《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和美国超级大国的危机》问世。恰逢美国陷入冷战后最严重的外交战略危机，2008年大选在即，美国外交战略界充满一种寻求未来方向的严重历史焦虑感。布氏新著试图通过剖析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任总统15年来履行美国国际领导角色的经验得失，启发未来的美国总统们更有效地化解外交困境、担负起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
与以往的著作相比，布氏新著更着眼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三位总统在谋划实施对外大战略中的表现和得失。
本书显示了布氏对时代精神的独到见解，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未必正确。布氏认为构建新型的大西洋共同体是美国摆脱困境的关键，并把它塑造成为全球“民主价值同盟”的核心，但作者似乎没能就如何处理“民主价值同盟”与中、俄等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众多结构性障碍也限制了美国摆脱危机的能力，诸如全球化压力下的美国战略决策体制的内向性和易控性，全球期待上升对美国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考验，以及在“全球政治觉醒”导致帝国终结的背景下美国能否提出新的时代理念。
受制于众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美国摆脱战略困境、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绝非易事，因而，作者所希冀的“第二次机遇”也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环保问题不仅是科技问题——读《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江晓原
贾雷德·戴蒙德指出：“如果告诉我们，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我们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当然也不能容忍。而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这样一来，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未来最大的政治问题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们经常见到或谈论的“污染治理”的概念。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污染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因为从表面看，这种转移既引进了外资，又带来了“高新技术”，产品又能外销创汇，似乎很有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讲论道德也无济于事。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不发达地区，哪个成本更小，人们就会选择哪个。我们不可能通过讲道德来说服“资本的意志”去选择成本高的那个。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带来的。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而已，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贾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书中有些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
用身体雕刻灵魂——读《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
谷平
正是北京奥运进入读秒的时刻，我一口气读完了希腊作者塞莫斯·古里奥尼斯的《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众多的奥运书籍中，这是一本能帮助你认识奥运真谛的有趣的书。
公元前八、九百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国王为了遏止正在毁灭民族的、近乎恐怖的衰败局面，派使节去阿波罗神殿求谕。女祭司毕西娅作了一个“奇怪”的回答：“重新开始体育比赛吧！”使者又问：“怎么才能停止战争、消灭疾病？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奴役民众心灵的狡诈、奸猾和暴怒向美德低头呢？”女祭司回答说：“开始跑步吧！”担心使者没有听清楚，国王又两次派人去德尔菲神谕所求谕。得到的答案一模一样：开始体育比赛吧，为获胜者戴上野橄榄枝环！于是，古奥林匹克运动拉开了帷幕。开始是地方性的，后来发展成为四年一次的泛伯罗奔尼撒的体育盛事。
古希腊人把知识、艺术和体育并列为三大支柱，支撑着希腊文明的辉煌。他们认为，体育运动不仅能使人强健体魄，更能使人精神提升，“雕刻人的灵魂，使社会道德化，令美德占据主导地位”。毕业于雅典大学医学系的作者古里奥尼斯说：“对于社会这个躯体而言，体育运动是运输美德的搬运工。”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古奥运的第一个项目“场地跑”，有五个要素：“平行的跑道”、“一条白线严格划分跑道”、“所有人的目光注视前方”、“没有任何形式的计谋，更别提任何形式的伪善、欺骗和侮辱了”、参赛者赤脚比赛。
大概在公元前708年，第18届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了投掷项目——铁饼和标枪，还有跳远。但是，后人对这些项目的成绩知之甚少，“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对成绩不感兴趣，因为这不符合体育精神。”运动员在场上所做的，痴迷的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将人类心中的恶意化为灰烬，将苦涩化为无形的芳香，将暴力化为精神价值，将攻击性本能化为最崇高的人类理想。”这就是古奥林匹克的真谛。
然而，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古奥林匹克运动慢慢衰落了。到了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斯下令禁止比赛，古奥运会从此中断。而第二年，公元395年，就是史学家所称的黑暗的中世纪的开始。作者古里奥尼斯感叹道：“体育和文明进步问题是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两者中任何一个遭受劫难，另一个肯定在劫难逃……”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本有关古奥运会的书。这是一本有关道德教化的著作。他似乎很崇敬也很熟悉我们的老子，书中引用了很多老子的语录。在结尾处，他引用《道德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有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他所期待的是“使用身体来雕刻人类的灵魂，实现个体的道德化，继而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化。”
现代社会能做到吗？
《达摩流浪者》
流浪或者在路上——读《达摩流浪者》
孙甘露
这个题目指涉了杰克·凯鲁亚克的两部作品，译文社新近出版的简体字版《达摩流浪者》和在大陆出过多种版本、在上了点年纪的读者中更有名的《在路上》；就这两部作品所述的内容而言，把它们看作是一部作品也不算太过分，虽然《达摩》一书充满了对东方神秘事物的近乎盲目的崇拜，但它那稚气(并非指作者的年龄)而随便的口吻，在旅途中边沉思，边东拉西扯的做派，和《在路上》如出一辙；从作者将此书题献给寒山子可见，书中所述基本可以看作是版的美国诗人形迹录，加里·施耐德、艾伦·金斯伯格等一一化名登场，在旧金山的某个画廊里过量饮酒之后，发布他们被视作诗歌文艺复兴的“嚎叫”，或者被回译成汉语时显得颇为稚拙的唐诗。其实，如凯鲁亚克自己说的，后来他们已经变得倦怠了，已经变得有一点“口不对心。”
近期出版的奈保尔著作《魔种》，一般可视作《半生》之续篇。对照凯鲁亚克上述两种著作，颇可玩味。奈保尔是那种大可为自己的天赋自负的作家，他向你展示，那被分析过无数次的人心，他像一位年轻人那样看待自己的一生，而凯鲁亚克仿佛一个老年人那样看待自己的“半生”——那放浪的年轻时代。这大概是一个早熟的东方人向西方寻求答案和一个早衰的西方人向东方寻求解脱的艺术结局，艾伦·金斯伯格当年在《嚎叫》(《达摩流浪者》译为《哀号》)开篇就为那一代人后来的命运写下了箴言：“我看见我们这一代精英被消耗殆尽……”
垮掉的一代作为历史运动已渐成往事，以今日视之，当初拨动一代人心弦的那份焦灼的体验，也已逐渐沉淀成作品的叙述成分，它对后代读者产生影响的方式也由对同时代人的情绪性的言说转换、聚焦于文本研究的对象。那些曾经活跃的生命渐行渐远，令人感佩或扼腕。
《康德传》
真的康德
张汝伦
对于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来说，了解他的生平是不可少的。费希特有言，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因此，哲学家的传记对于了解哲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康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的一生就是著作，著作也就是他的生平”。以往那些流行的康德传记，给人提供的信息似乎是，康德是一个非常呆板而无趣味的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人生活，日常起居如钟表那般机械，一生都未离开过家乡哥尼斯堡。世纪文景最近引进出版的美国学者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将彻底改变康德以往在人们心目中的错误形象。
库恩这部传记的一个优点是，它大量使用康德同时代人(许多是康德的熟人)对康德的观察，尽管每个人的观察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立场。但真实度和可信度应该较隔了一两个世纪后靠查阅二手资料得出的信息要高。从康德的这些同时代熟人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康德的为人与他的思想一样，并非一成不变，更谈不上枯燥乏味。康德只是到了人生的后期生活才开始像钟表那样有规律，但却始终不是一个刻板乏味的人。相反，这是一个很讲究生活情趣的人，衣着考究，举止优雅，喜欢与上流社会来往，对吃喝很在行。
自然，如果一般哲学家的传记只是如此提供“有血有肉”的哲学家形象的话，那还只是停留在猎奇甚至狗仔队的水平，而这样的哲学家传记也不罕见。库恩的这部《康德传》显然不是这样，库恩知道：“如果一部传记太强调主角生活里的事件，那么可能显得平庸而无聊”，而他要“把哲学家的生活故事以及其作品的哲学意义给整合起来”。并且，他试图把康德的生平与哲学放到他的时代(西方)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部传记“旨在呈现康德的思想生活如何扎根于他的时代”。但这部《康德传》只写了康德对法国大革命始终不渝的支持，却丝毫没有涉及法国大革命与康德在思想上的关系。总之，我的印象是，库恩长于钩沉梳理史料，对思想的把握则不免给人以捉襟见肘之感。
然而，库恩的《康德传》并非对人们理解康德哲学毫无帮助。相反，它将康德哲学最根本的内在特征揭示了出来。这部传记除了在康德生平资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上确有建树外，还真正把握了康德哲学生命的本质——道德性。康德和蒙田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一样，认为“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康德把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他的哲学中。
《欧洲文艺复兴(插图本)》
展现辉煌历史的思想型巨著——读《欧洲文艺复兴》
孙景尧
阅读玛格丽特·L·金的《欧洲文艺复兴》中译本的时候，我有一种惊喜的感觉，而且越往下读，惊喜的感觉就越强烈。金，这位美国著名的女历史学家在我们眼前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长卷，长人知识、令人感叹、促人深思。
书写“文艺复兴”的著作在西方浩如烟海，有关的中译本也有多种。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英国学者佩特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前者首次出版于1860年，研究的范围仅局限于意大利；后者首次出版于1873年，是一部假设读者已经具备相关知识的专题论文集。相对于这两部书而言，金的《欧洲文艺复兴》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一种崭新的格局。
出版于2003年的金的《欧洲文艺复兴》，横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艺术、政治、思想、哲学、伦理、科学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对西方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文艺复兴进行了更加宏阔辽远和深入细致的叙写，它将视野在时间上分别推向了晚期罗马时代以及现代，在空间上推向了世界的大维度。这样一来，我们在掩卷沉思之余，对文艺复兴的自然渊源和深远影响就会有更加全面而立体的认识：历史是一条奔涌不息、浪花四溅的长河。
文艺复兴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充满了伟人成就的时代，这些伟人是统治者、哲学家、诗人、画家、建筑师和科学家。而处在学术前沿的学者玛格丽特·L·金改写了这种观点。在她看来，文艺复兴是一场复杂得多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植根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社会，是许多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包括：商业、罗马教皇和皇帝的野心、艺术赞助者、科学发现、贵族和平民的暴力行为、法律的判例、农民的迁移、饥荒、疫病、入侵和种种其他社会因素。除了研究文学和艺术的巨大成就以外，这部文艺复兴史还包括对许多方面——权力、财富、性别、阶级、荣誉、耻辱、礼仪，以及有关近年才公布的历史调查结果的其他内容的研究。金将上一代学者所做的杰出工作和包括她本人成果在内的最新研究发现融合在一起，追寻了文艺复兴从意大利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踪迹。特别重要的是，她的研究成果使人们注意到了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时代影响后世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可以说，这部书中富有思想创新的精彩之处俯拾皆是。
《中西哲学十五章》
沉潜往复 融会贯通——读《中西哲学十五章》
钱文忠
张汝伦
教授的新著《中西哲学十五章》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大好事。
作为西方哲学，特别是欧陆哲学的著名研究者，张汝伦教授的名字早就为大家所熟知了。他不仅专业著作等身，而且经常就社会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见解鞭辟入里，他的风格特立独拔。可以说，张汝伦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备受关注的，既具学院色彩，又常怀社会关切的知识人。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张汝伦教授的研究和思考并不以西方哲学为藩篱。尤其是近十年来，他更是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领域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发表这方面的论著，并且以久被公认的西方哲学专家的身份负责复旦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机构。相当一部分的努力和创获都在《中西哲学十五章》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重写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的理性主义、海德格尔哲学的起源问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黑格尔和他的《历史哲学》、我国的人文精神、中国哲学的自主和自觉、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孔子的《论语》和朱熹的释义学等等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都由张汝伦教授凭借着深厚的学养加以独到的关照。作为一个兼具特有的敏锐和深厚的学养的哲人，张汝伦教授在细致梳理了哲学与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关系的同时，也以华彩之笔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环顾当下的学术界、出版界，类似的书名、题目多矣。然而，多数不是流于中西比附、妄加格义的陋俗，就是陷入源流不清、驳杂混论的境地。但是，《中西哲学十五章》却称得上气韵流通、了无滞碍。
这固然是由于作者张汝伦教授既在西方哲学的领域里含泳日久，又对中国文化传统素有探究，对中西诸家的理论脉络、思路取向、问题症结都有可靠的研究和把握。只有这样的沉潜往复，才能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中西哲学十五章》也正因此而中西逢源，纵横恣肆，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利维坦与空气泵》
反思科学为何如此艰难？——读《利维坦与空气泵》
蒋劲松
《利维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的政治学名作，而空气泵则是当年最有影响的科学实验仪器，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围绕科学实验是否可以作为可靠的知识来源，作为科学的基础，当年霍布斯与玻意耳进行了长期的激烈论战。不仅在《利维坦》中有相当的篇幅涉及这一论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论战的核心居然正是政治学的内容。后来实验科学成为主流，在科学内部霍布斯的质疑被彻底清除，科学史中就少有人提及霍布斯了。夏平与谢弗这一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从“佯装的局外人立场”，跳出长期流行的刻板观点，从这场看似对错立判的争论中重新解读实验科学的社会建构。
玻意耳与霍布斯的分歧源于对知识本质的不同理解。霍布斯关注的是建立像几何学那样可靠的知识，所以他更关注研究自然所使用的概念是否混乱，是否自相矛盾。科学实验之多不过是制造了一些现象，丰富了“自然史”而已。自然哲学(科学)需要的是人人不得不同意的必然性，在霍布斯看来这是实验所不能提供的。
玻意耳关注的是实验可以提供一种摆脱自然哲学中那些没完没了的形而上学争论的运作程序，所以他不在乎实验提供的事实是否真的可以解决传统的问题。空气泵并不能彻底解决漏气问题，对他来说甚至于反而是件好事，这样他可以回避掉能否制造真正的“真空”的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中本来就不可能达到数学那样的确定性。科学实验经由科学共同体的集体确认，经由重复实验的制度规定，超越个人经验的不可靠，而保证事实的确定性。
夏平和谢弗用细致的研究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与可靠性，依赖于这种从个体的经验走向共同体的集体认知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获得认可，又是与英国复辟时期的政治需要密不可分的。所以，虽然玻意耳最后战胜了霍布斯，科学实验传统得以确立为知识生产的主流模式，但是霍布斯对于实验科学知识的性质认识却更为正确。我们用以制造科学知识的生活形式，与我们处置国家事务的方式紧密联系。这实际上就解释了为何反思科学为什么如此艰难？因为，“对科学抱持怀疑，等于质疑我们社会的构造。难怪科学知识不易探究。”
(本文来源：
文汇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