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朱翊君

陈时龙：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人物是距现在400多年前的一个人物，明朝的万历皇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叫朱翊君。名字很有意思，翊有辅佐的意思，这当然是朱元璋留下的规矩，他给他二十几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后代都留下了多少个字，所有儿子每一代用什么字都是有规定的。到朱翊君那一代，这个字必须是翊，君，我们知道，其实是国家政权的意思，如果翊君两个字连读，就是要辅佐国政的意思，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不是要辅佐国政的，而是主持国政的皇帝。

明代年龄最小的皇帝

陈时龙：关于这个皇帝，我想先给大家提供一个轮廓，四点：第一点，他曾经是明代年龄最小的一个皇帝，继位时只有10岁，实际上是9岁；第二，他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时间48年；第三，这个皇帝毛病很多，当时就有人说他，酒色财气；第四点，历史学家对他的批评也非常之多，主要集中的一点就是他20年不上朝。我们大家都知道，皇帝主要的职责就是上朝听证，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由此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甚至有历史学家说，他统治的那段时期是明朝灭亡的序曲，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主要围绕这几点认识来展开。

陈时龙：我们可以想一想，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他是怎么当的？这是一个；第二，48年的统治，我们应该怎么来评价？为什么可以20年不上朝，以及究竟万历一朝，是不是明朝灭亡的序曲。整个问题我准备分两段来讲，第一讲万历皇历与张居正，第二部分我会讲他20年不上朝。

陈时龙：第一点，万历皇帝跟张居正，因为熊召政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张居正》非常流行，大家对张居正这个人物相对就比较熟悉起来。张居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从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张居正首先是一个改革家，他有着非常坚定的推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勇气；其次，张居正是一个两面派，是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最后，张居正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做事情几乎从来不知道给自己留后路。

陈时龙：当然我们今天不打算讲张居正，但为什么又必须讲张居正？因为在万历一朝的前十年中，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10岁到20岁之间，明朝国家大事的处理不是由皇帝操作的，而是由张居正本人操作。也就是说，当时的国事不是在万历小皇帝手里，而是在张居正手里，当时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说，我不是辅政，我是摄政。大家知道，辅政跟摄政是有区别的，辅政是帮助皇帝干活，摄政是代替皇帝处理国事。所以张居正在万历前十年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朝廷首辅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功能，同时还是皇帝的老师。

陈时龙：当然我们就要想，张居正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小皇帝为什么会如此依赖张居正？

陈时龙：如果要说张居正这个人是通过阴谋上台，我想这是一点也不夸张，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份，隆庆皇帝病逝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皇帝死的那一年仅仅36岁，临终之前皇帝把自己10岁的儿子托付给了4个人，也就是所谓的四个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高巩、张居正、高仪，还有太监冯保，在这四个人中，高巩排在第一位，张居正在高巩之后，排第二位。据说皇帝临死之前的前一天，这几个人被召到皇帝的寝宫之中，老皇帝（当然皇帝不老，只有36岁）抓着高巩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这句话很好解释，今后的天下大事就要麻烦先生您了。还有一句话“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我们说刚才那句话高巩比较好理解，他要辅佐小皇帝治理天下，第二句话对高巩来说相对有点难度，什么意思呢？以后你凡事和冯保商量着办。高巩和冯保两个人关系数来不合，在此之前，司礼监几次掌印太监职位有空缺，高巩推荐的都是别的太监，比如陈洪、孟冲，始终不愿意让冯保做掌印太监，我们知道掌印太监在宫中太监的位子可以说是最高的。高巩先后推荐别的太监，这件事对冯保来说是怀恨在心的，但冯保此人知书达理，喜爱琴棋书画，非常有涵养，所以皇帝非常喜欢他。现在，冯保、高巩同样是顾命大臣，但冯保相对高巩来说有一个优势，他处在宫中，有机会直接接触皇帝，有机会直接接触皇太后。所以这两个人接下来发生的政治斗争一定是非常激烈。

陈时龙：我们想，张居正这个时候究竟是站在高巩这一边还是站在冯保这一边？按照正常想象，张居正是一个文臣，而且张居正多年来和高巩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善，据记载说，他们俩人不斥兄弟（好得像兄弟一样），所以按正常想象，张居正应该站在高巩这一边，共同排挤、打击冯保。但私底下情况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表面上张居正是站在高巩这一边，而且口口声声对高巩说，同意他采取的一切措施。但私底下张居正却迅速地跟冯保结成了联盟。当时他跟冯保两个人商量，抓住了高巩一条辫子，高巩在皇帝去世不久，曾经在内阁中发牢骚说，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从高巩来说，他说那句话也许是对整个形势的担忧，但对于皇帝、对于刚刚失去丈夫的皇太后来说，那就是非常让他们感到恐惧的话语。

陈时龙：所以，冯保到皇后跟皇贵妃那边说，高巩说，太子10岁孩子，怎么能做主？当时皇后和皇贵妃听到之后都非常吃惊，脸色都变了，据说万历小皇帝的脸色也变了。所以，在老皇帝死后大概半个多月时间之后，也就是6月16号早朝，按照高巩的部署，这一天皇帝可能会下一道命令，把冯保驱逐，不料，这天早朝太监从里捧出一道圣旨，第一句话就是“张老先生接旨”，这句话有点不对劲？按理说，应该是首辅大学士高巩接旨才对。接着太监读圣旨，今有大学士高巩，专权擅政，把朝廷微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执管，不知他要何为？这句话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高巩你专权擅政，把朝廷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不许小皇帝管理，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接下来那句话更可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安，高巩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所以第二天，高巩就离开了京城，据说当时高巩听到那句话时吓得面如死灰，汗如雨下，浑身瘫软，匐在地下爬都爬不起来。所以小皇帝的一道诏令，把老皇帝留下的排在第一位的顾命大臣高巩驱逐除了北京城，从此之后，张居正成了首辅大学士，并且他通过和冯保的权力联盟，一个外庭，一个内宫，两人牢固控制着朝廷达十年之久。

陈时龙：这十年之中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包括文化、礼仪、政令方面的学习，主要的老师则是张居正。但坦率来说，小皇帝这十年过得不是非常如意，在他顶上，首先有他母亲对他的管制，其次他的老师张居正对他也非常严格。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他的母亲李太后对皇帝的管束非常严格，据说每次万历小皇帝如果不乐意读书，李太后就会把皇帝叫过来，让他跪在地上，而且一跪就是很长时间。每到要上朝的那天，大概五更时分，太后就会到皇帝睡觉的地方把皇帝叫起来，让太监宫女把皇帝扶起来，给他洗脸，之后上轿上朝。所以小皇帝也非常辛苦。

陈时龙：张居正对小皇帝也有诸多限制，当然他给皇帝安排了非常详细的内容，每天什么时候上朝，什么时候讲学，什么时候读书，给他定好了详细的日程表，包括大到朝廷如何用人，小到宫中的一些细节，张居正都非常详细地跟地讲。有时候小皇帝比较贪玩，有一次过元宵节时小皇帝说，咱们办一次元宵灯火节吧，在宫中宫外弄点儿灯棚，张居正说，咱们把灯笼挂在殿上，尽尽兴就行了，不需要搞什么灯棚，天下财力有限，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你要结婚，你弟弟潞王要出阁讲学，都是要花钱的。这样一说，小皇帝也没办法，他就说，我知道，民间很穷，就按先生的意思办吧。

陈时龙：所以万历皇帝在母亲以及张居正的关注下，很多个性没有能展开，可以说受到了一定的压迫。但万历皇帝毕竟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明万历皇帝的胡闹。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了一点酒，命令底下的太监们唱歌，太监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你这太监敢抗旨，要把小太监杀了。别人赶紧劝，所以最后小皇帝把两个太监的头发给割了，意思是说，我把你头发割了，就象征着斩首了。还有一次，皇帝在一个叫孙海的太监的引导下喝了酒，把冯保的养子打伤了，又骑马要到冯保的地方去，冯保吓得赶紧把门闭上，撑住，这两件事情发生后李太后非常生气，召集大臣要把小皇帝废了。万历皇帝据说是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陈时龙：所以说，皇帝受到了种种约束，一方面固然对皇帝将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所以万历皇帝有时候也会心怀感激，比如他从来不叫张居正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先生，他在写诏书的时候也经常称“元辅”，也不写张居正的名字，经常也有一些真心实意的赏赐给张居正。但我们觉得，小皇帝身份上的至高无上，与他实际生活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其实是引起了他的一种心理冲突。

陈时龙：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皇帝不再是以前10岁、11岁、12岁的小皇帝，慢慢地他就变成了一个20岁的青年，所以在他这颗年轻的心中，除了感激张居正之外，我想，也有一点点遗憾，对自己这10年中的生活无法展现自己的个性，无法施展自己的身手的遗憾。所以，一旦万历皇帝真正大权独揽时，也许他就会试着开始摆脱张居正的影响，所以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张居正一死，皇帝立即清算了张居正。

陈时龙：也就是在1584年，两年之后，小皇帝就查抄了张居正家的财产，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迫自杀，由于有一些人来不及撤出张府，查抄时把张府整个封闭之后，里面竟然饿死了十余口人。我想在张居正生前恐怕绝对想不到他死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万历小皇帝，竟会对他的家庭如此无情的惩处。

万历皇帝态度的转变显然是一种长期受约束之后的发泄

陈时龙：万历皇帝180度态度的转变，显然是一种长期受约束之后的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可以说原因也是多方面，比如张居正太自信，他没有给皇帝足够的尊严，说明威权镇主，所以最后导致了皇权的报复。第二，他没有给慈圣皇太后李太后的父亲李伟足够的方便，所以后来万历皇帝要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也没有给张居正说什么话。再比如，张居正太过自信，对当时的士大夫过于刻毒专制，遭来了报复。但对万历皇帝来说，我想，清算张居正是他在朝廷亲政的基础，把张居正的影响清除掉，万历皇帝的统治力、他的形象才能重新确立起来。

陈时龙：当时皇帝在弹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是这么批示的，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张居正诬蔑亲番，侵夺王权府地”，张居正在湖北夺了辽王的地那件事；还有一句话，不让别人说话，让我听不到该听到的东西；说张居正是忘恩负义的，我本来应该把他的棺材断了，鞭尸，念在他效劳了那么多年，所以就免了。其实我们想，万历皇帝十年中是受到了张居正的一力扶持，所以张居正骂张居正忘上负恩，万历小皇帝本人，未尝不是忘恩负义。

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

陈时龙：万历皇帝亲政之后有一个非常受人批评的现象，20年不上朝，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没有权力时他想亲政，等到亲政时却能干出20年不上朝的事情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万历皇帝的个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万历皇帝的本性中，有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还在万历二年时，10余岁的小皇帝去见他的母亲李太后，他母亲问他，你身边经常跟的四个小太监今天怎么没来？小皇帝顺口说，不小心吃了毒药。皇太后吓得不轻，宫中出现毒药是很可怕的事情。小皇帝想了想，顺口说了两个太监的名字，结果这两个太监差点被杀。幸亏当时的刑部郎中高萃说，这是皇帝一时慢言（一时胡说八道），不是真的想杀这两个太监的。从小他就有一种非常不负责任，信口胡说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他晚年发展得非常严重，因为他的不负责任，以及他的地位，他非常喜欢与当时的整个文官集团对抗。但我觉得万历皇帝的20年不上朝可以客观地来分析一下。

陈时龙：首先，万历皇帝最初亲政的几年，还是很积极的，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比如万历三大征，三次军事行动，都是在万历皇帝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在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几乎相继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包括1589年平定宁夏的叛乱；1592年到1597年支援朝鲜的援朝战争；1596年平定亳州，也就是今天贵州遵义的叛乱。在这三场战争中，万历皇帝对于整个战局有全盘的了解，而且他经常能下达非常细致的指令。比如在评定宁夏叛乱时，万历皇帝就曾经直接给前线下达指令，把黄河水挖开，把宁夏城给灌了。当时他是这样的计划，但底下的军事将领们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没有实行，皇帝又亲自下令，这件事情就这么办，不要再吵来吵去。实际上，万历皇帝对于当时的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能充分认识到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他对前线将领是充分信任的，一旦他发现将领指挥失误，就会非常坚决地撤换。从这些来看，万历皇帝是很有胆略，而且是有治国能力的。

陈时龙：再比如说。在援朝战争，抵抗当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他曾经多次给朝鲜国王写信，在信中始终强调，朝鲜我可以支援，但你的基础是自保。从这点来看，万历皇帝的治国既有胆略，而且还非常现实。后来万历皇帝不喜欢上朝有别的原因，比如他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更主要是他对大臣之间一些无谓的争吵非常反感，所以不想上朝，宁愿把大臣要争吵的事情到他那里之后就到此为止，无限期地搁置下去。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虽然万历皇帝后来20年不上朝，但最初几年是很积极的皇帝。

陈时龙：其次，万历皇帝的20年不上朝，也是因为底下一些文官们给他提供了一些可以不上朝的制度保证。这个文官主要是申时行，我们要知道在张居正之后相继任首辅大学士的是申时行，他们亲眼看到张居正生前如此受重新，如此风光，死了之后却受到这样的惩处，所以这些首辅大学士再也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他们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申时行在做首辅大学士时是典型的和事佬，在他上任时开创了两项非常恶劣的先例，即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程。

陈时龙：我们知道，皇帝治国要上朝，如果他不上朝，他还可以批达奏章，大臣们把事情书面上呈，皇帝通过披阅下达指令，这也是一种方式，不一定要上朝。但如果奏章送到皇帝那里之后皇帝可以不批示，而且可以留在宫中不发下来，那就意味着所有事情到皇帝那儿就可以停止了，什么也办不了了。还有一点，经验讲义的进程，什么意思呢？皇帝让很多很有学问的大臣给他上课，现在大臣们可以不用讲了，直接把讲义送到宫中，也就是说，皇帝听不听或看不看，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两种惯例的养成，实际上是比较彻底地切断了皇帝跟大臣之间交流的渠道，后来有很多人批评申时行应该为万历皇帝的荒诞负责。

陈时龙：我觉得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还真要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证，后一阶段是连大臣的奏疏都可以不批，直接留中不发。如果皇帝不上朝，还可以通过批达奏疏来解决问题，那么奏章留中不发，就会导致整个政府运作的瘫痪。

陈时龙：第三点，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是他对酒色财气的迷恋，万历十七年（1589年），一个叫雒于仁的官员上了一道奏疏，疏中对皇帝的批评非常严重，批评万历皇帝纵情于酒、色、财、气，这种对于皇帝私生活的干涉，当时万历皇帝非常恼怒，但申时行在旁边说，如果你这会儿把雒于仁处理掉了，等于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确有其事，外面的人就会认为你确实沉迷于酒色财气。所以最后对雒于仁的处置比较轻，最后是革职为民。但后来万历皇帝召申时行澄清自己对酒色财气的沉迷，他又解释了一通，好酒，天下谁人不好酒？至于好色，专宠郑贵妃，是因为郑贵妃平时小心侍奉，很辛苦；再说我好财，我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都是我的；批评我好气，人孰无气？谁不发脾气？也就是说，万历皇帝根本不认同洛余人的批评，但事实上，万历皇帝沉迷酒色财气确有其事。比如万历皇帝在宫中养成了一批小太监，号称十俊，这在当时大臣们批评得是比较严重的；至于贪财，万历皇帝在明朝各帝中是非常有名的，在晚年时他为了掠夺钱财，派出了许多的矿监、税监到各地搜刮民财，像苏州、武昌都发生过抗税监的骚乱。

陈时龙：最后一点我想说，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最终还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本来皇帝不愿意上朝是由于他对文官集团党争的抵制。到万历皇帝治理国家后期时，明朝的党争发展非常严重，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在我们今天江苏苏南一带的东林党、在浙江的浙党、在关中的……等等按地区或由其他关系结成的一拨拨官员集团，互相之间争吵不休。但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所有事情最终是由皇帝仲裁的，所以官员们的争吵最终缺乏了一个仲裁者，所以党争越来越厉害，而且越来越混乱无序。皇帝不愿意处置国政，又不愿意把国家大权交付给哪个太监，比如像他的孙子那样交给魏忠贤处理，或者交给哪个大臣，就像他还是小皇帝时交给张居正处理，但他又不愿意这样，整个朝政就会处于停顿，到他死时1618年这段时间，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官员中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这个官员退休了或死了，没人往上补。我们知道，官员的任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任命是需要得到皇帝批示的，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当时官员空缺现象有多严重。万历30年，也就是1602年时，当时有一个统计，南北两京，缺了三名尚书、十名侍郎。我们知道，明朝有南京跟北京，两京各有六部，按正常编制，应该有十二名尚书，南边六部六个尚书、北边六部六个尚书；二十四名侍郎。但这时候已经缺了三名尚书、十名侍郎。也就是尚书缺了25%、侍郎缺了42%。合起来，高级官员中缺了三分之一。

陈时龙：各地巡抚，也就是在当时各省的最高官员缺了三名；各省的布政室，管民事的；安查室，管监察的，我们知道明朝总共13个省，布政室、安查室这样的缺了33名；有些县的官员缺了之后，只好让隔壁县的县令来兼任。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

陈时龙：皇帝20年不上朝，中间在京城做官的人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大家热衷于党争，搞小集团，再往底下是大批的官员空缺，我们从那种情形中可以想像，当时的政府运作基本处于一种疲软的状态。所以后来正如梁启超先生说的，明末的党争就好象两个东宫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才拉倒。其实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万历皇帝的荒诞造成的。所以明史对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是这样表述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我们要知道，在万历皇帝之后还有三个皇帝，但这句话就是说，到万历皇帝时，已经是明朝灭亡的序曲了。

陈时龙：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7月21日，万历皇帝朱翊君病逝，此后安葬在定陵，300多年之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出来一次，这是明代十三陵中唯一被发掘的，1958年。当时万历皇帝的棺椁被打开之后，在厚厚的龙骨下，尸骨还是保存的。对尸骨复原之后得出的结论非常有意思，万历帝生前体型的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从头顶到左脚长1.64米，我想大家可以从这点基本上对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万历皇帝的形象大概能有个认识，但很遗憾，这位皇帝的尸骨在1966年时被砸烂了、焚烧了，包括他的棺椁也被扔弃了，今天我们去定陵看，也只能看到一个仿制的棺椁，这一讲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