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门和郊祀建筑

大多数城门特别是城墙，今天已见不到

胡吉勋：今天我们讲一讲北京城门和郊祀建筑，今天我们所还见得到的天地日月坛在明代建设的情况。

胡吉勋：我们先讲讲关于北京城门的建设，今天我们看到的北京城大概只有东便门、正阳门等少数城门还能保留下来，其他大多数城门，特别是城墙，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城墙在明清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北京城有很长的历史，在元代时它是作为元代都城元大都，当朱元璋带兵把元人驱逐出境外时，就开始了明代对北京城的建设。

胡吉勋：在明代对北京城的建设里，特别是对北京城墙的建设应该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当时朱元璋时期徐达带兵攻下元大都城时在元大都城基础上进行了稍微的修葺和改建，但工程量并不大，因为当时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来到永乐皇帝决定迁都北京时，在永乐初年让官员对北京城进行了重建。因为当时永乐皇帝四处带兵征讨，北京城的城建也没有在当时完成。后来他的儿子和孙子，仁宗和宣宗，因为他们当时也不着意在北京城建都，所以当时北京城也没有进行很大的建设，整个建设到明仁宗、宣宗时也没有完成，比较大的建设是在正统初，明英宗时候完成的。

胡吉勋：在明代北京城门的建设中，有一个宦官值得一提，这个宦官名叫阮安，他对北京城九门建设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宗登上皇位时就决定正式定都北京，阮安对北京城，特别是城楼进行重新的近来，因为在正统元年时，北京城的九个城门楼只有城门洞，没有城楼等建筑，还是显得非常简陋，要重建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关于北京城的建立有一个工部侍郎提出了方案，本来是工匠出身，名叫蔡信（音），有很强的建筑能力，当时他认为，如果要重建北京城楼，需要从全国各地征调民夫18万人，而且报出了一个很大的数量，对物力的征集调运也需要很大的数量。这个数量超出了当时朝廷的承受程度，所以当时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方案，而让身边的一个亲信阮安来负责这件事情。

阮安其人

胡吉勋：阮安其实出身在交趾，现越南北部（北越），永乐皇帝当时领兵占领交趾，他在那时入宫做了太监，后来他在一系列工程建筑中显示出了非常强的才能，得到了明英宗的信任，所以到了正统初年要重建北京九门时，就命阮安负责工程整个协调和指挥。

胡吉勋：根据历史上的记载，“遂命太监阮安……”，当时的施工人员不是像蔡信说的一样从全国各地征调民夫，而是让当时驻守在北京的士兵，停下平常的操练每个月给他们增拨一些月粮，让他们负责城门的修建。按照明朝的制度，还有一个轮班制度，每年都有外地工匠到京师轮班，这样工匠就可以得到免税优待，每年京师都有一些轮班的匠做，这样负责城门建造的除了一万军士，大概还有几千匠做，另外还有一些有专业技术的名匠，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估计会达到2万人，不过这个数目比起工部侍郎蔡信提出的十几万人，已经少了很多。

胡吉勋：这个数字当然远远低于朝廷当时的预算，使得整个工程的展开成为了可能。至于物力的调运，也没有像蔡信当时提出的从全国各地征调，因为在永乐时期修建北京城时，当时的京师里存了大量剩余的工料，阮安就此动用了京师存下的材料修建城门。而且从工程安排上也不是九门同时动工，而是轮流的，一个一个修，这样也避免了同时进行工程太过浩大。

胡吉勋：最早开工的就是今天的西直门和平则门（现阜成门），开工时间是正统二年，到第二年就开始建东直门、朝阳门和德胜门，最后完成的正阳门，完成时间是正统四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了门楼、城壕、桥栅等几个部分，当时修建的具体工程有正阳门正楼一座，还有崇文、宣武、朝阳……越程楼一作，另外还有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比如今天我们还能看见的正阳门楼，越程楼就是平时俗语所称的箭楼，像现在还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的附近。当时还有护城壕的河道疏浚和整治，包括河岸的修砌，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这次全都改成了石桥，同时还设了九道水闸。

胡吉勋：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整个北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没办法看见这样的景象，当时大学士比较著名的“三杨”登上城楼去验收，他们觉得非常好，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叙述他们当时看到景象的感受。根据文章介绍“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们成，崇台杰宇……”在大学士杨荣的眼里，整个京师非常壮观，“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可见当时城门修好之后繁盛有序的场面。

胡吉勋：这篇文章当然是大大赞扬了阮安对于九门的修建。在后来的几年里，阮安又陆续负责了皇宫三大殿，当时称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重建工程，还负责了通济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阮安这个人虽然主持了那么多工程，经手了那么多经费，但他是非常廉洁的，当他去世的时候，历史上称“囊无十金”，连十两银子都没有，和后代很多人的大量贪污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历史上在提到阮安时，大家是非敬重他的。

胡吉勋：不过在这里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像阮安这样的宦官，在北京城建造上发挥这么大作用，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那么大作用是好事还是坏事，学术界也有反思，清代的官书也记载了阮安修筑城门的事情，在肯定他的成就之后也表示忧虑，阮安作为一个宦官能主持朝廷这么大的工程，正是因为他非常正面的影响，反而给后来宦官介入明朝政治留下了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明英宗初年，还有一个恶名昭著的宦官叫王振，王振比阮安稍微晚一点，正因为阮安这样介入朝政，所以后来王振作为宦官可以控制朝廷，也是遵循了这个先例。阮安本人是值得尊敬的，但从官制检讨上来说，宦官介入政事这点，阮安也是开了一个头。

古代皇帝用来祭祀上天的场所--天、地、日、月坛

胡吉勋：除了九门的建设，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北京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明清时期的祭祀建筑，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天坛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北京城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很多人肯定也都去参观过天坛，天坛是什么地方？其实它就是古代皇帝用来祭祀上天的场所，谈到这里就要追溯一下古代皇帝祭祀的制度。

胡吉勋：古代皇权的每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后，整个王朝如何让他的臣民认可他，认为他有权力统治整个国家和地区，能让臣民都信服他，当然除了暴力征战，通过武力征服以外，一旦确立起政权之后，还需要一个名义上的说法，必须让大家认为他得到了授权，符合正统，有权力统治整个国家，这个权力的源头在什么地方？中国传统来说，从殷商时期开始就兴起了祭祀上天的礼仪，皇帝又称天子，他们认为皇帝能够统治这个地方，是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令，上天给他权威让他统治万民。整个皇室怎样显示他得到授命的权力呢？祭祀制度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方式。

胡吉勋：祭祀仪式很早就有了，现在我们在西安发掘汉代冥堂时，就可以看到当时汉代祭祀的遗址的存在。明代也是这样，当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时，在南京也建立起了祭祀天地的地方，刚开始是分开祭祀的，后来到洪武十年，朱元璋认为把天地分开就像分开父母一样，不合适，后来就改为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称为天地坛。这种祭祀制度被永乐皇帝继承下来，当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他在北京建起了天地坛，天地合祀，地址也是在今天的天坛那里。天地坛是永乐十八年建成的，天坛建成之后一直延续到嘉靖，近一百年都没有做什么改动。永乐时期建北京城时没有今天所看到的地坛、日坛和月坛，今天大家见到的对称格局，大家知道天坛在南面，地坛在背面，日坛在东面，月坛遗址公园在今天的阜成门，西面这一块，永乐之前只有天地坛，没有后面的日坛、乐坛，四郊的格局实际上是在嘉靖时期建立起来的。

胡吉勋：嘉靖皇帝当时为什么要重建祭祀场所，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嘉靖皇帝建起的祭祀场所，祭祀天地日月坛的仪式一直延续下来，除了明代的皇帝，清代皇帝也按照这种仪式每年进行祭祀仪式。

胡吉勋：嘉靖皇帝非常复杂，现在学术界也有很多讨论，关于这方面的很多研究文章也已发表和出版，整个祭祀是和嘉靖皇帝继位时的特殊背景有关，嘉靖之前的皇帝是正德皇帝，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皇帝，自封为大将军，出外北狩或南巡，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没有子嗣，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继位之后没有亲兄弟，那么他死之后皇位由谁来继承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胡吉勋：根据明太祖的诏令“兄终弟及”，如果皇帝死了，又没有儿子，那就应该让亲兄弟继承。但问题是正德皇帝连亲兄弟都没有，所以当他突然去世时，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叫杨庭河（音），他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发了一份皇帝的诏书，以遗照的形式，选定了正德皇帝的堂兄弟，当时是在湖北安陆，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人继承了王位，当新献王（音）朱厚骢来到京师时，大臣说，要继承皇位，如果小宗入籍到大宗，你就必须改称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皇帝为皇考，称他为父亲，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改成伯考，也改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叔父。嘉靖皇帝就不乐意，亲生皇帝能改吗？后来和大臣达成妥协，称孝宗皇帝为父亲，皇考，改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身考。也就是称孝宗皇帝为父亲，称自己的父亲为亲身父亲，加以区别。

嘉靖皇帝为什么要把原来的天地坛搞成四郊

胡吉勋：就此朝廷安定了一段时间，但嘉靖皇帝并不满意，他觉得既然我当了皇帝，我就应该给我父亲一个很崇高的称号，应该称皇称帝，去掉父亲“本身”的称号。这样朝廷就炸开了锅，一旦他把“本身”去掉，那就意味着要把孝宗皇帝的皇考改为皇伯考，改称叔父，这样的情况会变成什么呢？有可能嘉靖皇帝会把他父亲的牌位放到太庙里进行祭祀，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嘉靖皇帝的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皇帝，在正德朝时期他是正德皇帝的臣民，如果他牌位放到太庙里，因为他的辈分比正德皇帝高，所以应该放在正德皇帝牌位之上，但他又是正德皇帝的臣民，这样会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正统的官员认为这样就是篡位的感觉，一个臣下的牌位都可以放在皇帝的牌位之上，那不是篡位了吗？而且古代传承十分讲究，孝宗皇帝是大统，应该按照正统传下去，正德皇帝称做睿宗，这样会打乱传承，不是从孝宗、武宗传下来，而是断开了，让一个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嘉靖皇帝的老爸那一代传下来，这在正统官员的思想里是一个篡统的局面。当时官员反对很激烈，几百官员在嘉靖三年时跑到嘉靖那里大哭，要求嘉靖不要改变原来的称号，但嘉靖皇帝不理，甚至动用了锦衣卫，把两百多名官员抓起来，其中让品值比较低的154名官员廷杖（打屁股），先后打了两次，打死了17人，这就是嘉靖皇帝时期比较有名的“礼御事件”，最后是嘉靖皇帝获胜了。

胡吉勋：虽然在嘉靖三年时他去掉了本身的称号，获得了胜利，但离他最终的目标还是有段距离的。嘉靖之前是没有地坛的，每年皇帝都要到天地坛祭祀天地，祭祀时要把祖先牌位放在天坛，表示祖先是得到上天授命的。嘉靖皇帝就想了一个办法，是不是通过改变祭祀天地的礼仪，最终达到把我父亲牌位放进去，进入这个仪式之中。

胡吉勋：刚开始因为朝中的反对声一直非常大，嘉靖六年时他曾经问过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因为有句话是“严父配天”，当时的大学士严父配天，指的是永乐皇帝，大臣不支持他，他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心愿。到嘉靖九年时他又想出来，当时天地坛是放的太祖和太宗的牌位，干脆把它分开，他就找了一些经典，因为古代时天地是分开祭祀的，他让大臣讨论，大臣刚开始反对激烈，认为这需要很大的工程，观念上也和太祖时期的制度不符合，当时也是议论纷纷，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但嘉靖皇帝也不管，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重新建起天地日月四坛的祭祀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在进行天地配祀时把太祖的牌位放在天坛，祭祀上天；地坛除了放太宗，自己父亲的牌位也可以放在地坛配饷，通过这样的手法，他就达到了给自己父亲的牌位配饷的目的。

胡吉勋：我解释这么多就是为了解释嘉靖皇帝为什么要把原来的天地坛搞成四郊的动机，这就是他的动机。

胡吉勋：当然最后他又不满足了，后来他父亲的牌位在嘉靖二十四年又放到了太庙里，嘉靖在北京城整个城市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从嘉靖之后明清两代的祭祀礼仪和祭祀制度，基本都是在嘉靖皇帝时期定型的。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热情和兴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要把他父亲的牌位放到太庙里，这对正统官员来说是一种相当于篡位的形式，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大规模地进行了礼制的改革和变动，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

胡吉勋：这些改革非常多，包括太庙，包括后来曾经祭祀了一段时间现在没有了的先蚕坛（让皇后祭祀的），还有先农坛，还有就是明堂建筑，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坛的祈年殿，祈年殿在永乐时期称为大四殿，当时是一个方形建筑，到了嘉靖时期又重建，建完之后当时叫大四殿，后来改为明堂，在嘉靖时把父亲的牌位放到大四殿里，后来放到明堂里，表示他的父亲有资格配饷上天，最终完成了他继承正统的身份，这是嘉靖皇帝进行四郊建设的动机和过程。

胡吉勋：具体仪式就比较复杂了，天坛祭祀是在每年动机进行的，这在当时被称为国家大事，国家和朝廷最大的祀典，每年冬季皇帝都要带领文物官员去天坛向上天祷告，去的时候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包括净身、斋戒、沐浴等仪式，根据大明会典记载，还有整套祭祀音乐、祭祀礼仪、跪拜程序，都是很复杂的。

胡吉勋：整个祭祀礼仪到了清代就被继承下来了，清代皇帝也是这样，每年都会祭祀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虽然日坛和月坛在嘉靖时期才搞起来，但祭日月在明代不属于大事，属于中事，不需要皇帝亲自拜祭，只需要皇帝派官员进行拜祭就可以了。

胡吉勋：当然有些仪式也在后来进行了改变，刚才前面说过，今天我们看见的祈年殿，在嘉靖时由大四殿改为明堂，但后来明堂制度改掉了，到了清代时就把祈年殿改为了旗鼓的地方，现在祈年殿已经成为了北京城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但它当时整个建设就是和嘉靖皇帝为了追封他的父亲，为了摆脱番王旁支末系非正统地位的努力，重新做成的建筑。

胡吉勋：嘉靖皇帝建出了这些东西，虽然他花了很大的热情来建祭祀建筑，但他本人对这些祭祀礼仪其实兴趣不大，根据史料记载，在嘉靖九年把天地日月坛建成之后他就不去祭祀了，而是让自己的官员代替他行祭祀礼仪，所以当时有官员上书批评他，大祀礼仪是非要皇帝亲自去的，为什么你让官员代替去呢？后来还被嘉靖皇帝责罚。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出，嘉靖搞这些祭祀并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这些，有多少兴趣，而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胡吉勋：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对这些祭祀礼仪倒是非常重视，祭祀天地的次数非常频繁，远远超过嘉靖皇帝，这套仪式随着帝制的结束，到民国成立之后，祭祀本来是象征皇权天授的制度，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整个祭祀都不用了。现在天坛地坛还保留下来，日坛月坛在民国时期被毁坏了，现在月坛建成了月坛公园，留下了一个遗址。

胡吉勋：这就是北京几个最重要的郊祀建筑，在嘉靖时期建的先农坛、先蚕坛，这都和当时整个关于祭祀的观念有关，有些不存在了，先农坛现在保存下来，就在天坛对面；还有一些，像先蚕坛，当时的皇后祭祀蚕神的，后来就没有了，实际也只在嘉靖时期举行过，后世都没有举行，这些现在都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