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是发展契约经济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受访者：陈志武　　采访者：陈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如30年前开始的伟大改革首先由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来启幕，30年后的今天，新的改革命题的解答也依然要靠思想的力量。从本期开始，“思想者”栏目将陆续推出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参与者、观察者的专访，共同梳理30年改革成功经验，探寻新的大国前行的路径。

作为多年来游走于中美间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不仅具有东西方横向的观照，更是站在100多年来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去观察中国改革30年，从而得出中国改革下一步是契约经济的判断。

30年成就源于内外共振

陈程：你曾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赶上了“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的大变革。那你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上，改革开放、成熟的工业技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等因素哪一个更重要？

陈志武：过去3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如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不客观、不透彻，如果一相情愿地做一些情绪化的解读，那么，会给国家未来政策走向埋下危机的种子。所以，在此之际，广泛讨论、不受约束地思索中国3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主因，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

我认为，市场化与民营化的改革、对外开放当然是基础性的，就好像阳光对健康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拒绝离开屋子，到最后，阳光再怎么促进健康，也没有用。只不过仅“改革开放”还不够，事实上，从186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上不懈地努力。从“洋务运动”到“引进西方的理工科教育”，从190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到后来北洋政府大规模引进日本的法律体系，不管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晚清以及之后的民国政府都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和开放，在市场化、民营化、开放度这三方面，晚清、民国可能比现在走得更远。但是，为什么晚清、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从表面效果看，没有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么成功呢？

所以，单单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不够，还要看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包括人类的知识积淀。

到今天，农业只占中国GDP不到15%，也就是说，85%以上的中国经济都是工业、矿业和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跟60年、100年前相比，是完全换了位。这说明，今天中国经济的近85%都是洋务运动之后逐步引进的西方工业和技术（包括金融证券、保险、银行、现代通信、交通、运输等新型行业）所致，也是有了今天以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才有这些行业的引进和发展。从这些分析，我们看到国际秩序、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陈程：每当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总是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过去50多年尤其是过去30年，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迅猛发展，而印度的GDP现在却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而双方都是处于同样的“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秩序”当中，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有利于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外部大环境的好处？

陈志武：这可以从中印之间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路径区别中得到答案。首先，印度于1947年独立，之后没有经历中国文革这样的灾难性政治运动。所以，在大跃进、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物极必反，人们要改革的愿望实在太强，要不然没法再活下去了，这就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全国上下的改革共识，逼着中国搭上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便车，从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相比之下，正因为印度没有经历像中国这样的文革，在它的民主宪政制度下难以出现那样的灾难，所以，在1992年之前，反而没有改革开放的压力，让印度迟迟不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不能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国际秩序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

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如果要改革、要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那么，在一个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下，要通过选民投票来决定是否需要改革、要怎样进行改革，那会很难，因为没有多少人在生活没有危机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于是，在印度社会当年没有中国文革式的危机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制度当然使印度政府难以选择改革开放，一直到1992年感到中国发展成就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印度社会的主流意愿才支持改革开放。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建立这种制度，这可能是中国从1978年后能较快利用现代技术和以规则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发展经济、而印度则迟迟不能搭上这一便车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要强调，我不是在做价值判断，如果不需要文革式灾难，一个社会也能主动选择改革、改良，那会多好。可是，人的本性决定了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前提。很遗憾的是，正是1958年后的天灾人祸、1966年后的文革，才逼着人心思变，才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