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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耕身 资深媒体人，潇湘晨报评论员
生民之痛，国家之殇。2008年5月19日，14点28分，汶川震后“头七”之时，“国哀”首日，旗帜半举，汽笛呜咽，举国忍声。三万四千多亡灵，地下有知，在天有灵。十三亿同胞，与天地同悲，共山河失色。默哀时分，早报评论员与妻子面朝西北，肃立窗前。当警报响起，汽笛声声，妻子双手合十，泪如雨下，早报评论员同样满目泪溢。举凡国人，华夏儿女，此时此刻，必有一恸，为那三万多名死难者，为所有中国人，为中华民族。此时此刻，这是无须忍受的悲痛，更是不必压抑的哭泣。此时此刻，号哭不是软弱，抚胸难掩悲怆。
汶川震后，这是第一次，以国家仪式的方式举国同悲。多少平凡和睦的家庭，在地动山摇的一瞬间，就骨肉分离。多少可爱的小孩，从得救的那一刻起，便成为孤儿；谁在风雨中掷地有声：“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倍努力”；谁在流泪中跪地高呼“我还能再救一个”；谁头枕大地狼藉，冒死拼命挺进；谁在山崩地裂的一刹那张开双臂，翼护住她的学生；谁在废墟下坚守，让生命的奇迹成为可能？那些失却疼痛的亡灵，今夜何处安魂；那些肉裂骨折的伤者，是否得到救治。那些被掩埋或失踪的人们，是否仍拥有向生之门？
共和国建国以来，这是第一次，国旗可以为平民而降。十年前亦即1998年洪灾过后，每一次在媒体公开提出“国旗为谁而降”的郭光东先生在5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每每重大灾难导致中国公民伤亡的时刻，总有人反复提起“国旗为谁而降”的问题。十年间，虽说国家领导人之外，国旗也曾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殉职记者而降，但总觉得当时的政治考量更多一些。只有此刻，中国国旗才算真正第一次为普通公民而降。“十年后感慨系之，只愿天佑吾民，平安年年！”
在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上，这也是第一次，黎民百姓可以配享国哀。三天全国哀悼日，下半旗，鸣笛志哀，奥运火炬暂停，娱乐活动取消。这样一种隆重的悼念形式，我国传统视为“国丧”。
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这也是每一次，以公共政治的形式，表达对于生命的珍重。仅以地震灾害为例，“5·12”汶川地震也不是我们曾经强度最大或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致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受伤。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大的一次地震，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1月23日)夜间发生在陕西渭南一带和山西蒲州等地的强烈地震，死亡83万多人。现代科学家推断，当时的地震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
三分钟。多少古往今来，多少沧海桑田，多少云散风流，这一刻，我们终于可以哭，可以志哀。民族有多少苦难，历史的表情就有多凝重与肃穆。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说过的：“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如果说多难兴邦，我们更不能对苦难避重就轻。如果说生生不息，我们更需要从苦难中汲取力量。我们肃立，任凭涕泪纵横。我们的哭泣，是对生命应得尊严的欣慰，对国家应有表达的赞同，对政治应有良知的认同，是对“生命至上”文明法则的期求，对“以人为本”政治伦理的追寻。是一种悲怆的祭奠，一种真诚的致敬，一种坚强的表达。
死难者必将以死难的方式赐福生者，幸存者必将以哀痛的方式领受祝福。三分钟默哀，中华民族必将在对苦难的共同承担中获取关于自身命运的密码。三分钟之后，活着的人们，要好好活着。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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