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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羽戈
开门见山，先说案例。据2008年5月5日《广州日报》报道，去年10月24日，在火车站经营货运档口的尹光雄到广州某银行取款，意外发现ATM机里有张别人的卡，内有10万余元，他取了5000元回家，此后再也没取过。20多天后，他拿自己的卡去银行取款，被警察当场逮住。以涉嫌盗窃罪之名，尹站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其律师辩称，“他比许霆还冤”。近日，越秀区法院宣判，尹光雄构成盗窃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他比许霆还冤”——由此可见，司法界与民间对一审重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许霆案仍持有异议。他们多半认为，许霆应该无罪。那么，尹光雄案呢？两案是否具有可比性？许霆案的法律关系只涉及两者，即在许霆与银行之间翻覆纠缠；尹光雄案则属于三角博弈，多了个遗忘银行卡的失主。因此，尹案似乎更复杂。
复杂之处，不仅在于案情之曲折，还在于号令不齐的中国司法制度。同一类型的案件，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省市，由不同法院审判，判决居然不一致。成都两名男子的犯罪经历都与尹光雄近似，一位利用他人遗忘于取款机里的银行卡提取了7万多元，一位提取了4万多元，两人都被判处缓刑，罪名却大为迥异，一位被认定为犯盗窃罪，一位被认定为犯信用卡诈骗罪（见5月6日《法制日报》）。
这样的歧异判决，无疑是在抽号称“大一统”的司法权的耳光，而且是双响炮。琼楼最上层的司法者终于按捺不住，跳出来发布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5月6日公布了《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此类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定性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于2008年5月7日起施行。
法不溯及既往。以盗窃罪论处的尹光雄等人确实够冤的。服刑不说，连罪名都被移花接木。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孰轻孰重，孰是孰非？其实还存在一种可能，即尹氏辩护律师所主张的无罪。与许霆案一样，此案引爆的应是民事诉讼，而非刑事诉讼。
认定尹光雄无罪的司法逻辑很简单：失主取完款后忘记取卡，此卡在那台ATM机上所出之款皆属于“遗忘物”，就像你在任何一处所丢掉的一个西瓜，一个硬币，哪怕包含百万巨款的一个提包，性质都一样。我拾到了，还给你，是拾金不昧，是美德。依此逻辑，是否可以说，我不主动还给你，拾金而昧之，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昧金者只承担道德谴责，而不受法律惩处？
问题在于，司法者若不承认尹光雄所取的5000元系“遗忘物”呢？越秀区法院即如此立论，遗忘物指财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本应携带因遗忘而没有带走的财物，但持卡者虽然丢了卡，银行仍拥有代为管理、控制之职责，所以，那5000元不应属于遗忘物；所以，尹光雄构成犯罪。
这不是很明白？但是，且慢，尹光雄如果犯罪，所犯什么罪？这就要看5000元的法律属性。我们把钱存进银行，钱的所有权依然在我们，银行只拥有管理权。反之，我们使用信用卡，透支的那一部分，所有权在银行，我们则属于借贷一方，管理权在我们。
案情开始复杂化。假如失主所遗之信用卡里有10万元，我只取走5000，这还好说；可若我统共取走20万呢？是否同时侵犯了失主与银行各自的所有权？这时的法律关系可有所变更？
再对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冒用他人信用卡与信用卡诈骗罪捍卫的是什么？是信用卡的权利。进而言之，是银行的权利。所指向的法律关系发生在犯罪嫌疑人与银行之间。该罪名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有别于一般的盗窃罪。如此前的许霆案，就有人建议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这样的话，银行有福了，但失主的权利哪里去了？谁来捍卫？
谁愿意相信，做此司法解释者连如此简单的司法常理都会疏漏，而不是潜意识首先想到捍卫银行的权利？许霆案已经使人们注意到，法院与银行的关系是如此亲近，银行早就通过保险条例而获得补偿，法院仍将其判定为凄惨的受害者。不论银行系国有化或商业化，它总能近水楼台，博得权力的青睐和爱护。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司法”。法律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所以对此案的探悉，最终必将转化为政治问题：谁是中国的统治阶级？那些行之有效的法规条例到底在捍卫哪个阶层的利益？失主还是银行？很明显，最高检的司法解释遗忘了信用卡的失主。
如果银行良知未泯，可能会原谅失主的失误，归还所失之金额。但毫无疑问，失主的权利却沦为“遗忘物”，被司法权及其共谋者拾而昧之。谁能向它们追讨呢？依什么名义来追讨？
信用卡诈骗罪并不足以一揽子解决这一类案件。但如果定性为盗窃罪，失主的权利找回了，对尹光雄们却多少有些残忍。即便那5000元不算“遗忘物”，可失主和银行存在明显失误，利用失误而获益，就像趁你酒醉和你打牌赢你口袋里的银子一样，要打板子，三方都该打。如此，则回归为众生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如果任何一个罪名都无法充分解析此案件，那么宁可宣告无罪，哪怕我不幸成为遗卡的失主。因为若强行扭曲定罪，定诛心之罪，我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罪人。
此案纠葛如斯，最大的“罪责”，在成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