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困境

作者：羽戈，青年学者

当司法足够独立，拒绝大众陪审团，而由专家组成小型陪审团，亦无不可；若司法不够独立，则必须推行大众陪审团制度，陪审制作为正义的矫正器而发挥效力，它可能会因人性之善恶在某一刻的错位、法律常识的不足等缘由危及现行法律的威信，但这些损害远远不及它在负载民意、促成公正、抵制腐败诸层面所生发的功用。

履新不久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4月10日与珠海中院法官会谈，提出死刑判决的三大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第一点充分展现了王院长的职业精神；第二点则暗示中国司法尚未走出“乱世需用重典”的实用主义迷局；第三点点燃了激烈的争议：司法不是已经勃然独立，怎么还要看人民的脸色行事——国人皆曰可杀，便杀之；国人皆曰不可杀，便赦之？更何况，“人民群众的感觉”（“感觉”一词实在暧昧）如何体现，如何衡量，如何进入规则化、体系化的司法生活，成为判处和审核死刑的必备标尺？

讲求“人民群众的感觉”，可谓政治正确。因为按中国《宪法》和政治伦理，人民是不折不扣的权力源头，是一以贯之的大立法者。司法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即来自人民的赋予。记得前些年有法学家建议删除“人民法院”之“人民”二字，以便于司法独立，与世界潮流接轨，可折腾了半天，硬是没有撼动“人民”的一根毫毛，“人民法院”的金字招牌依然悬挂在各大城市最富丽的那幢大楼之前。由此可见“人民”在司法生活当中的剽悍程度。问题仅仅在于，“人民”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政治学共同体，它将通过哪种声道来发言？代议制，广场政治，还是权利让渡于一人？

单就司法而论，已然落实为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次因“人民群众的感觉”而引发的浩荡争论，论者纷纷将矛头导至陪审制的建构和推广，确是一个可喜的倾向。但陪审制怎样落地生根，中国是否具备适合其生长的历史土壤，“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悲剧可否再现，乃至说，中国司法改革是否需要引入源自西方的陪审制——穿破观念的幻象而直指法治建设的细枝末节，我们会发觉，问题十分严峻。

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起源于英国的诺曼征服。不过，它之肇兴，并非用于司法审判，而是为行政管理之便。后来渐渐升级为司法民主的利器，反过来对行政权形成了强硬的限制。随英帝国的海外扩张，陪审制作为撒向世界的种子，遍地开花。花开九朵，形态各异。难免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由平民组成的陪审团沦为暴力政治的刽子手和帮凶。1948年，英国废除了大陪审团制度，而在美国，则被奉为普通法的精髓维持至今。

清朝末年法制改革，曾引进陪审制，始见《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但其效力仅滞留于空洞的条文。共和国成立，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可在文革时期被纳入“砸烂公检法”之列。1979年再度复兴，又被1982年《宪法》废止。1983年，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陪审制第三次被提上台面，只是由“必须实行”变成“可以实行”。自由裁量权交给法官如付诸流水，随时令变幻而朝三暮四。直到2005年5月1日，孕育数载的《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终告生效，中国司法史才算正式进入陪审制时代。

复述这些枯燥而坎坷的法律史细节，只是想指出，我们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像是作为司法制度，而像是作为政治制度，被强行加塞进形而下的司法生活。法律最讲究稳健，陪审制却三番五次兴而又废，废而又兴，近乎一个政治气候的调解器，来控制法治改革的温差。它的身上深重浸染的政治属性，乃是最致命的病毒，导致它在黄土地上难以扎根，举步维艰。

且让我们一一诊断陪审制的中国困境。最根本的问题是：陪审制有什么用？中国需要陪审制吗？

陪审制之兴盛，在于防止司法独断，促成司法民主。当主审法官拥有过大的司法裁量权，等于给了他腐败和专行的契机，因此有必要组成合议庭来予以约束。由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与由法官和社会人士混合组成合议庭，很容易判定哪一个更有利于遏止司法专横和腐败。正如某一句谚语，你可以轻易收买一个陪审员，但要收买合议庭的十二个陪审员，就很难。而且，非专业的社会人士进入司法判决的生产过程，能为冷冰冰的法律增加一丝温柔的人情味，使法之公义更能深入人心。

但人情能否高于法律？那些不具备足够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如何思考定罪和量刑？陪审员的激情和道德感会不会对判决之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只是一个特例？有人经常拿柯克大法官当年嘲讽英国国王的话来质疑陪审制：“陛下，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面前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基于此，在某些国家（包括中国），专家断案替代了陪审制，乃至由专家直接组成陪审团，既可捍卫司法民主，亦可保障判决质量。

这的确是两难。过度的司法民主导致泥沙俱下，而司法独断的危害似乎更大——专家陪审团是一条终南捷径，但到哪里找那么多合适的专家呢？

对此，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当司法足够独立，拒绝大众陪审团，而由专家组成小型陪审团，亦无不可；若司法不够独立，则必须推行大众陪审团制度，陪审制作为正义的矫正器而发挥效力，它可能会因人性之善恶在某一刻的错位、法律常识的不足等缘由危及现行法律的威信，但这些损害远远不及它在负载民意、促成公正、抵制腐败诸层面所生发的功用。

另一个问题更迫切，却近乎无解：如何改变近年来陪审员在合议庭上“只陪不审”的尴尬局面？

最后发现，我一直想在法律语境之中探讨人民陪审制的得失，而我的结论却逾越了法律的界限：

作为判审死刑之依据的“人民群众的感觉”，估计会——却也只能通过人民陪审制的渠道进入判决书。可对勘陪审制的司法现状，很难让人乐观——死刑跟着“感觉”走，人民群众的“感觉”又跟着什么走？（中国经营报） (本文来源：中国网 作者：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