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达搬离很多姐妹生活失去依靠面对压力和磨难不少人勇敢面对
虽然还在打工内心宁静满足

郊游(版权说明:本专题照片由郑艳萍等凯达姐妹提供,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在出租车上留影,当时的车牌号(版权说明:本专题照片由郑艳萍等凯达姐妹提供,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百花洲影剧院,蛤蟆镜,太阳帽,白裙子,这些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元素(版权说明:本专题照片由郑艳萍等凯达姐妹提供,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深圳商报报道 1995年,凯达玩具厂的机器装车驶往东莞,曾经昼夜喧闹的厂房顿时空荡荡的,连说话都有回音。看着这一切,伴随凯达全过程的姐妹们心里顿时变得空落落的。
年少时,她们从不同的地方走进蛇口的凯达玩具厂,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工厂搬走了,她们又一起从凯达走出去,重新开启各自不同的人生旅程。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她们中的很多人依旧在打工。令人尊敬的是,虽然她们的收入比以前少了、工作加重了,但她们都在劳动中享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没有走出厂房,也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刚到凯达没多久,舒姐就对上夜班产生了恐惧:“虽说当时年轻身体好,也能扛得住。但我知道,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再好的身体也会累垮。”于是,舒姐萌生了离开凯达的念头,开始寻找机会另图发展。当时,她的家人经常发电报告诉她各种干部招考信息。期间,她曾两次回老家参加海关和税务部门的统一招考,顺利通过考试后,两次都因身高不符合条件被刷了下来。虽然碰了壁,舒姐没有死心。后来,她在蛇口报名参加一家银行的招工考试,这一次,她第三次因为个子太矮被拒绝。从此以后,舒姐发誓再也不参加任何考试——这些遗憾,令她安心留在凯达,勤恳地做一名打工妹。
在寻访第一代打工妹的活动中,记者得知,有一批下岗姐妹参加政府的“托底”工程,在一家医院里洗车。玲姐和陈大姐就是当中一员。与舒姐不同的是,玲姐一直没想过离开凯达。性格文静的玲姐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1982年,她到蛇口打工,收入比父母亲还高。玲姐说,父母亲一直在家书中嘱咐她:“做人要本分。既然有了一份工作,就要认真对待,不要心浮气躁。”1983年,工业区里的一家服装厂邀请玲姐去工作,但她没有去,坚守着凯达的这份工作,直到工厂搬离蛇口。陈大姐来自江苏,当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肩上的家庭压力和忙碌工作,令陈大姐从未想过离开凯达。
采访中接触的凯达姐妹,大都在数年内跳出凯达厂,如果还能再选择一次,舒姐、玲姐和陈大姐会不会也想法走出去?很多姐妹告诉记者,虽然她们都因不同原因留在凯达,但她们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即使再让我来选择一次,我也会留下来。人生的道路就是一步步走下去,不可以回头。”打工夫妻安家工业区,异乡成家乡很多凯达姐妹都说,她们起初都没有把蛇口当成家,夜夜在宿舍里哭,发泄自己思乡的情绪。梅州姐妹们说,每次回家,她们都开心得睡不着觉,一早就把行李收拾好等着回老家的车;而每次从老家回蛇口,她们都希望车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舒姐说,1983年,工业区开始安排工人迁户。听到这个消息,姐妹们都很担心,生怕把户口迁进蛇口这个荒凉的异乡。当时,梅州的姐妹还联名写信给工业区管理部门,要求不迁户。
一群青年男女远离家乡在外打工,恋爱成了他们单调忙碌的打工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当时压炼部里有名来自台山的小伙子追求舒姐,这对羞怯的情侣约会时常去宿舍对面的职工俱乐部看电影,每次等灯熄电影开映后才摸进场,电影没演完又摸黑退场。他们看的电影,总是不知道开头,也不知道结局。玲姐、陈大姐的爱人也都在凯达工作。
在凯达打工的情侣们,大多在蛇口工业区分房时组建家庭。1986年前后,只要是在蛇口工业区的打工夫妻都可以分得一套房子,打工夫妻们在蛇口工业区终于落脚安家。很多姐妹都有这样的感慨:“我在蛇口打工,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套房子,在这儿安了家。”在寻访凯达姐妹的过程中,记者见到了很多对“凯达夫妻”。25年过去,他们的孩子都已十七八,和他们当年来蛇口的年龄相仿;当年年纪稍大的打工妹,有的已经成为祖母……当年姐妹们离乡来到深圳,如今,深圳已成为她们真正的家。13年的寄托成失落,失业后出门再打工随着蛇口工业区的制度不断健全,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凯达厂不再像以前那样让工人没日没夜地加班。姐妹们的工作环境一下子好了很多,日子在平稳中度过,直到1995年。
1995年,凯达厂从蛇口撤出搬到东莞。陪伴凯达13年的姐妹们领了失业金后开始新的打工生活。而此时,蛇口已不再是她们刚来时的模样:工厂周围不是美丽的海滩,而是林立的楼房;蛇口乃至深圳已不是荒凉的旧模样,特区的活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
凯达搬离深圳后,夫妻俩都在凯达上班的陈大姐顿时十分失落。“本来忙碌了那么多年,刹那间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家庭仿佛失去了支柱。”当时,陈大姐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她的丈夫为了家,又出门打工。
舒姐先是到亲戚在蛇口开的餐厅里帮忙,打工赚钱。但没几年,餐厅因拆迁关门,舒姐再次失业。玲姐失业后在家呆了几年,接送儿子上小学。1999年,她在一家公司打工,一个月后,她到凯达姐妹陈碧翘开的工厂里打工。2003年,陈碧翘的工厂要搬到番禺,因离不开深圳的家,玲姐再次失业。
姐妹们说,凯达搬走后,她们有时会不知不觉走到凯达旧址。后来,凯达的姐妹们参加政府托底工程,玲姐、陈大姐等七位姐妹在蛇口一家医院洗车,其他失业在家的凯达姐妹也投入到各种工作中。如果不是凯达,我们不会来到深圳走访了数十名凯达姐妹,记者发现,每当提起凯达,她们都很雀跃,说“在那个纯真年代,我们的快乐最单纯”。如果不是频繁与多位姐妹见面,不断了解她们的生活,仅从她们快乐的笑脸中,记者不可能知道她们都曾经历过艰难。舒姐说,1999年,她和爱人计划买房,刚交了定金,来深圳为她照顾孩子多年的母亲突然昏倒,脑出血成了植物人。舒姐赶紧把新房的定金退了,用买房子的钱为母亲支付医药费。但舒姐两口子花了几十万,在病床前悉心照料至2001年,也未能把老人救回来。
玲姐的丈夫离开凯达后开出租车,被查出患有肺结核,那时他们的孩子刚几个月大。当时,她的丈夫在广州住院三个月,回深圳后休养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玲姐要带孩子又要照顾丈夫,还要上班,柔弱的她依靠凯达的工作支撑起整个家。记者问玲姐,在凯达拿过高薪,今天在医院洗车,心里是否有巨大的落差?她坦诚地说:“收入肯定有很大差距,但心理却没有不平衡。只要一家人平安,心里就很满足。”
记者数次去南山某医院拜访在此洗车的玲姐、陈大姐等凯达姐妹。她们一直表现得很乐观,并没有因洗车是项辛苦的工作而忽略自己的端庄:她们把烫过的头发梳理得很优雅,身上的衣服烫得平平整整的,有的化着淡妆,陈大姐还在脖子上变换着样式系着丝巾——她们展现出来的认真的生活态度让记者感动。提起对凯达的感情,陈大姐说:“如果没有凯达,我们不会来到深圳,我们的孩子不会来到深圳。而我和我的孩子,都在深圳有了家。”
图为年少时,她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蛇口凯达玩具厂,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工厂搬走后,她们又一起从凯达走出去,重新开启各自不同的人生旅程。青春虽然已经逝去,但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却常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本文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蒋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