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良: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一讲我想就传统武术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关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积淀起来的中国哲学堪称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宝库。这个思想宝库对于天体、地理、人世、社会具有极广的包容性,有力地牢笼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并且逐步形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诠释系统。
周伟良:我们的中华先民们从天地运行、万物生长等周围现象中去感受到普天之理,同时作为一种思想模式,人们也习惯于用这套理论解释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包括人世变迁。因此,无论是政治、军事、农业、天文历法,还是宗教、伦理、艺术,没有一样不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一种文化现象称之为哲学文化。
周伟良: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之一的传统武术,不论其实践或理论都必然受到中国哲学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中国哲学在上一堂讲坛中也已谈到了一些内容,比如说,中国哲学中认为,阴阳是独立不改的基本质料,任何事物离开了阴阳,它其中所蕴含的“道”,也就成了一个混沌的存在,“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杀生之本始。”阴阳学说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有关万物生长变化的关联点,它与太极、四相、五行、八卦等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统摄整个世界万物的理论总纲,成为一种被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称之为的共有的精神语言。
中国武道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五行流变
周伟良:中国传统武术的塔顶上同样闪烁着哲学的光芒,其中,浑然无极,有感接应,既是中国武道的生动体现,同时它又是阴阳互济切合的结果。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武术中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武道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五行流变。
周伟良:在中国的哲学源头上,阴阳与五行,本身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根据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在春秋以前,阴阳和五行之间各自为政,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到了成熟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中,已经开始讲阴阳和五行融为一体。比如在管子的《幼官》、《四时》和《五行》等书当中,初步提出了以阴阳学说为精神实质,以五行学说为表现形式的理论模型。到了秦汉之际,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已经完全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并且日趋细致,成为当时人们解释世界万物的观念系统和表述体系。
周伟良:比如董仲舒在他的《春秋泛儒》中说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里面已经很清楚地把阴阳、五行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观念发展到了北宋时期则明确提出了“天降阳,地处阴,阴阳合而生五行”的阴阳化生五行观点,阴阳和五行完全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随着武术的整体发展,阴阳学说进入武术理论,就像进入其他文化领域一样,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
周伟良: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武术发展过程中,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对传统武术理论产生影响,同样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差格,也就是说,它在时间上是有历史差距的。从史料来看,阴阳学说首先进入到武术理论中去,为什么这样呢?大概与古人认为阴阳乃天地之道,是世界万物变化最根本的要则这一认识有关,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种观点,凡是以巧斗力者,不是以硬犯硬,以力打力,开始总是始于阳,长足乎阴。这里提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阴阳观,而这里的阴阳显然是指两两相当的斗力中的变化而言。
周伟良:到了东汉赵毅写的《吴越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越女论首战之道”,上几讲中曾提到过,其中说,“道有门乎,也有阴阳,开门必乎,阴衰阳兴,凡首战之道……”这一段理论描述和庄子所说的相比较,有了新的发展,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在笼统谈阴阳观念了,而是在阴阳观念的基础上推演出了属于首战之道的一系列范畴,比如开亦阖,衰亦兴,动亦静等等。
周伟良:从东汉以后一直到明代,历史跨度很大,我们很少见到这方面的理论描述,但我们可以在明代的不少武术史料中看到,有关明代时期武术理论的记载中,基本是延承着前代的理论模式,在这个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对于武术史料稍稍了解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在明后期时出现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武术著作,那就是安徽人陈宗友(音)写的《少林棍法禅宗》,他在其中写到,“出手为阳,收手为阴。”这一出、一收,就是用阴阳两个概念加以表述。把这种变化用阴阳加以表示,不光见于《少林棍法禅宗》。比如俞大猷的《剑经》中也提到“阴阳要转”,特别提到了“更有阴阳决,请君要熟记。”这里顺便解释一下俞大猷的《剑经》,这是一篇有关棍法的书,这里面的“剑”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剑,这里所谓剑是指棍,剑经,就是棍法。剑就是棍法的变化,有阴阳之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中提出“请君要记熟”。
周伟良:在《剑经》一书中俞大猷还提出了“拍位”的概念,说白了,也就是指在两两相当的较技过程中,你要把握好节奏,能够把握好节奏,首先你要懂得阴阳互辨,所谓阴阳互辨,就是开亦阖,动亦静,攻亦守等等,这种阴阳互辨的武技之道确实非常笼统,很难用一种逻辑语言表述,只能靠习武者个人体悟,意会。所以俞大猷又在他的书中写到“于至此,不能再附加一言。”很难用逻辑的语言加以表述。
周伟良:至此,我们可以说是明代对前代武术理论的一种继承,而我们刚才提到在明代是有发展的,体现在它的阴阳升华上,阴和阳结合在一起不是阴和阳的堆积,而是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明人的一些武术理论描述中已经有了,最典型的就是明代著名枪法家程真如在他的《峨眉枪法·攻守篇》中所提到的一句话,说道“阴中之阳,阳中之阴,阳中之阳,阴中之阴。”也就是说,阴和阳之间不是恒定的,阴和阳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的变化之中,阴和阳可能出现四种状况,这里顺便说一下,陈真如的《峨眉枪法》没有单行本在后面传世,主要见于清初文武学者符舒的手备录中。
周伟良:在陈真如的《峨眉枪法》中,在理论上提出了阴中之阳,阳中之阴,阳中之阳,阴中之阴这种阴阳升华观念,同时用这种观念来解释他的枪法。通俗地讲,守中有攻,就是阴中之阳,相应的,攻中有守,就是阳中之阴;连扎带打的拳功为阳中之阳,合枪到手为阴中之阴。怎么说呢?防守中有反击叫阴中之阳,在攻打对方时有防守,就为阳中之阴,一味地进攻,那就是阳中之阳,全部是防守,那就是阴中之阴。
周伟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明代的武术理论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这是有关阴阳学说发展至明代产生的变化。后来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种延续。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五行学说在武术理论中的反映和表现。
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是中国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结构
周伟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是中国哲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构,古人曾经说过,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隶于五,不仅仅是阴阳而已。五行起初是中华先人对于宇宙万物最基本的分类,当他与阴阳相结合以后,他们之间就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构成了世界万物的存在与变化发展。同时,这也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系统观念,在这个观念中,这个系统是怎样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什么样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伟良:五行学说相比较于阴阳学说而言,进入武术理论要晚得多,从史料上看,五行学说进入到武术理论一直要到明代,我们刚才说了,阴阳学说进入到武术理论,我们在先秦史料中已经看到,但是,五行学说进入到武术理论,一直要到明代。在这个时间跨度中,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一条在武术理论中提到五行学说的。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较早把五行学说引入到武术理论的,乃是明代著名的文武学者唐顺之,大家知道唐顺之编过一部书《五编》,在这部书中论述枪法时他说道“凡枪,以动静分为攻守,攻内有化为邪,以金木水火土为正五行,五行有变。”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以金木水火土为正五行,而五行有变。也就是说,他以金木水火土来表述一种枪法的分类,而这种枪法是有变化的,因此他说,五行有变。那么这种变化的动力和基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阴阳变化而来,这就是他开始说的“枪法是以动静分为攻守”。
周伟良:这种理论的提法与宋人说的“阴阳化生五行”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提到了五行学说引入到武术理论,从目前的材料看首推明代的文武学者唐顺之。值得注意的是,唐顺之在《五编》中所提到的金木水火土,枪法中的正五行,这种五行观与后来趋向类比的五行观有了很大区别,上一讲我们在谈到类比思维方式曾经说过,到了晚清民国以后,不少武术生硬地套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学说,而唐顺之的这一个五行论,和这一种类比式的五行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不是将五行和枪法做机械式的对应类比,这里面的五行是用来指称不同枪法变化的。应该说,唐顺之有关枪法中的五行学说为日后传统武术理论的发展、建构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周伟良: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清初乾隆年间,王宗岳写的《太极拳论》中也提到了五行,是指在武术过程中前进、后退、左顾、右盼、中定。进、退、顾、盼、定。这种五行很显然就是指五种动作技法,到了以后,很多全家有关五行的描述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对于五行性能特点的理解要求,习武者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意向训练的特点,比如大乘拳,也就是易拳的创始人王相载,在他的理论中提到,“所谓金,为筋骨含炼……”这种理论表述就是从五行的特性阐发的,要求习武者加强对五行性能的理解,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体会,并在自己的训练实践中展现出来。
周伟良:很显然,我们刚才说到的王芗斋对于五行特性的理解,依据了中国哲学文化中所谓“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发展而来的。
周伟良: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太极拳论》中也提到过五行的相克,而这种五行相克是指两两相当的斗力过程中的刚柔之辨,比如以柔克刚,就是以水克火,以刚克柔,就是以火克水,以金克木,此为五行生克之道。
周伟良:很显然,从《太极拳论》的作者黄宗喻一直到王相载,到程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程式太极拳图书的作者,他所说到的五行,基本上和明代唐顺之讲的五行有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应该说,这些理论表述有它一定的拳理技法意义。它和后来生硬的把五行类归为五行,从而在五行基础上推演出所谓的拳技中的相克关系有很大不同,这里面主要强调了一个变字。
周伟良:随着武术技术体系的日益成熟和文化积累,就必然会产生出强烈的理论升华要求,于是乎,古典哲学文化对武术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传统武术理论的主要表述系统。我们从资料上看到,清初,梅花拳传人,也就是我们上一讲中说到的杨秉写的《习武序》中接受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的理论,提出了“一贯之道”,而这仅仅是对易学理论的直接引用,某种意义上他还没有和武技理论,也就是拳理进行有机融合,但已经呈现出一种用古代哲学理论进行诠释的理论走向。在历史上,把阴阳五行学说和武术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我觉得有两个人物应该知道,一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太极拳论》的作者,清乾隆年间的黄宗喻,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同时期人,河南的苌乃周。根据太极拳目前的有关理论资料我们看到,作者王宗岳在他的《太极拳论》和《太极拳实名》两文中,已经把太极阴阳和五行八卦糅合在一起,完成了传统武术理论的基本框架。就是说,他把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构建成了一个传统武术阐发的理论框架。
太极拳又一个全名叫“十三式”
周伟良:在这个框架中,他把太极拳的武技之道称为太极,他说“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同时,他把太极拳的进、退、顾、盼、定,配以金木水火土,成为五行,把太极拳的八法配以八卦,合称十三式。所以太极拳又有一个全名叫“十三式”,这种理论模式与宋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不谋而合。这种理论学说有三方面的意义:
周伟良:第一,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把武技之道解释为太极,同时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卦,丰富了传统武术理论范畴。第二,将以上的阴阳五行八卦有机融合起来,构建起了一个武术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这标志着传统武术与古典哲学文化的最终结合。第三,非常重要,在黄宗喻之前阴阳五行学说基本是用来解释武术的技法变化的,但黄总喻的太极拳理论就实现了从相到理的飞跃。原来仅仅是描述一种现象,而黄总喻的太极拳理论实现了从相到理的飞跃,因为在他的太极拳理论中,所谓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不再是一种经验层次上的具体的技术表象,而是被符号化了的东西。有学者说,只有符号化,类化意相才能真正超越相而把握理。所以我们说,黄宗喻的《太极拳论》以及《太极拳实名》的重要意义在于此,实现了从相到理的飞跃。
周伟良:由于王宗岳的理论是汲取了当时相当成熟的中国哲学文化的成果而形成的,因此,这一理论一经传播就被奉为经典,从而产生了弥久的影响力,直到今天。
周伟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位和黄宗喻差不多同时期的人物,也就是河南的常乃周,苌乃周的阴阳五行观主要反映在他的《苌氏武技书》(音)中,长期以来在民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这个抄本到了民国年间被著名的武术理论研究者徐哲东先生整理出版,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苌氏武技书》一般就是由徐志东整理出版的本子通观全书我们不难看到,《苌氏武技书》中有许多理论和太极拳理相合,这和黄宗喻的《太极拳论》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就阴阳五行观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周伟良:第一,苌乃周在理论观念上也提到了阴阳本太极,太极本无极以及阴阳转极等,但是苌乃周的阴阳五行观没有像王宗岳那样提出一个相对清晰并具有一定逻辑框架的体系来,而大量散见于《苌氏武技书》的各个章节中,这是第一个特点。
周伟良:第二,他所涉及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内容比王宗岳更加庞杂,起项类比的特点也更加突出,比如苌乃周杂八卦理论、阴阳学说以及人体经络理论为一体,提出了阴阳入伏说,另外他又讲人体的五脏、五子与五行一一相对,从这一点看,这种理论不免陷入一种所谓类比式相克关系的理论模式中,比如他在《论手》中谈到,人手的五指如同四季加常夏,大家知道,在古代一般人们都说一年四季,但把四季和五行相配少了一样,古人就在这个基础上,在夏的后面放上一个常夏,也就是春、夏、常夏、秋、东,以五季来匹配五行。苌乃周的《论手》中就认为,人的手指就是这五季,两手手节则像一月的天数,三十天,人手十指,每指三节。这种理论很显然延承了前人天赋人诉的旧说,我个人认为这种学说在武术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苌氏武技书》中对阴阳学说的贡献是什么呢?尽管没有建立起自己阐述的理论体系,而集中反映在他对具体理论的描述中间,比如苌乃周应用了阴阳互济互辨的理论来阐发习武活动中人体运动中的体系,在这一方面,苌乃周的解释就相当精彩,非常有理论意义。
周伟良:苌乃周认为,人体习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开阖、吞吐、旋转、往来,都是一种阴阳交结的结果,或者说,都是一种阴阳交结、阴阳互济的形式。请注意,这里面的阴阳不是一个生硬的概念,乃是指一种事物的运动属性而言,这里面以在习武过程中经常见到的仰俯为例稍作说明,常乃周说,人体的背为阳,腹为阴,人体在仰和俯的过程中,如果太俯了,人体就会产生不稳定,而且背会曲,在这个时候,由于太俯了,背显得太过了,就显得太阳了,这时候就必须要用阴气扶起,阴是什么?阴为腹,这里就要考虑到腹的问题了。太阳了,就要由阴气扶起,要不然就有前栽之患。仰也是如此,如果过分仰就偏于阴,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阳气相扶,不然就有后倒之忧。因此,通过这种阴阳调节来使运动中的人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周伟良:说得白一点,这里面的阴阳仰俯关系,事实上就是指大脑皮层参与下对人体的平衡调节,通过训练使得阴阳互济能够做得非常自然,有得心应手之妙。很显然,这对习武中的人体运动作出的阴阳学说解释和今天运动生理学中的姿势反射理论十分相近,这应该是常氏武技理论的精华,也是传统武术中闪光的部分。
周伟良: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农耕文明背景下是通过经验、体悟积淀而成的,它对传统武术产生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它的意义简要来说表现为哪几个方面呢?首先表现为:一,使得传统武术的拳理技法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依托,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理论框架,有关传统武术理论中的一系列观点、范畴也由此演绎出来了,要不然就没有这些观点以及范畴。其次,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阴阳学说,概括出了传统武术大话流行,生生不息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拳理。第三,传统武术理论中的阴阳互济观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机整体思想的一种反映,其中彰显出传统武术文化和谐的理念追求。我记得三个意义主要可以概括阴阳五行学说在传统武术理论中的积极方面。
周伟良:然而,传统武术理论中的阴阳学说毕竟是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曾经说过,自发的唯物主义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传统武术理论中的阴阳互济观、天人合一观,尽管在它的理论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观念的形成,本身是靠经验积累和直观类推为基础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一到以后,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周伟良:我们看到,在清代以前传统武术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是用来解释五季之道对立统一的矛盾变化的。同清代以后这种学说不断被完善,逐步成为传统武术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质料,人们也把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如何完善这一表述体系上,很少去关注阴阳五行学说的实际内容。理论解释的使命是什么呢?要使对象精确化,但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不难明白的东西被包裹在了一层神秘的玄理之中。比如乾隆年间有一部拳谱,叫《拳经拳法备要》,其中说到“习武之道须要配之阴阳……”这里面的阴阳实际并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一个概念,尽管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一点对事物内在矛盾认识的合理因素,但在实践上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趣味的是,进入到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始得到了传播,但是我恰恰看到,在这个时候,也是阴阳五行学说在武术中泛滥最为兴盛的时候。
周伟良:动不动就是拿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解释,原因何在呢?简单讲,一,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尚不足以在有几千年积淀的文化河床里掀起大的波澜。第二,是作为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已经牢固的潜呈于人们的意识深处,这种观念不会随着时代的变革一下子发生变化,相反它依然规定着人们对于理论体系的选择和崇尚。
周伟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阴阳五行学说理论在近代的许多拳论中随处可见,比如逢刚之柔,逢柔之刚。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思想本质,本来是用相来表述思想,用直觉来认识事物的,并且在方法上将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做一个对应,从而派生出了一系列的相生相克关系,因果变化关系等等。但在这种相和观念之间,缺乏一种必要的逻辑前提和逻辑过程,因为在这类表述中,阴阳只是对象的划分,五行就是一种机械的类推。尽管也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但在很大程度上,主观的随意度是很大的,就像程式太极拳图说中所说的,万相俱成,任吾所驱。各种各样的事物形成,到底用哪一种呢?并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可循,就任吾所驱。
周伟良:将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任意比附人体,是晚清以来传统武术理论中的一个特点。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以类渡类观念的支配,不少人沉醉于这种只能通过直觉来意会的朦胧阐释,而不再做理论上的深入讨论,不但把拳技类归成五行,还牵强附会地解释这一世和那一世之间的所谓深刻关系,把追求武术的至高境界,看成一种循环往复的机械运动,事实上这种观念本身就违背了五行五常胜的中国哲学精神以及无技可求的无极之道了。
周伟良:比如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有这么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在谈到行役拳的健身和积极功能时这样说到,在健身方面,“行役拳能够参阴阳,合造化……由后天反先天……”在技击上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即生阳,阳即生阴,错综变化,不可端倪。”一本太极拳理论中也这么写,人的身体就是太极之体,因此人不能不练太极之拳,就是由此类推出来的。这样的观念连一些武术学家都不能免,比如著名拳术家孙禄堂提出了“以八卦之身练八卦之掌”。
周伟良:而有趣的是,当我们进入到了现代社会以后还是有人坚持着这样的观点。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某家体育科研所编著的《八卦掌》一书中这样写道“以八卦之术为八卦之身,以八卦之身练八卦之术,这就是八卦掌能够强筋壮骨,坚实五脏六腑,使人体精神充沛的道理。”原来练八卦掌之所以能够强身健体,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是因为人体是八卦之术,以八卦之术的八卦之身来演习八卦掌,因此就能强身健体。如果说这样的理论放在民国时期还情有可原,但发展到了八十年代,而且是体育科研所编著的这本书中,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值得注意。五行中的深刻学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把五行比作绝对的法则比附于万物,把相克解释成万物的关系,把事物的发展看成这种相克关系循环往复的结果,就使五行生克学说走入了误区,造成了许多貌似科学而实际荒谬的伪理论。这是李泽厚先生说的。
周伟良:比如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经对穿凿的五行之说提出了批评,稍后的龚自珍也写下了反对五行沾益说的非五行传,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到了清末得到了谭嗣同、梁启超以及严复等人的赞同,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中把穿凿附会的阴阳之说称为封建迷信的大本营。拳技也是如此,在理论上,一方面把五拳类归为五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演绎出了五拳的相生相克关系。事实上,这样的理论表述,无论在拳理还是学理上,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周伟良:我们也看到,在民国时期,当武术界的一些人士津津乐道于这种充满着神玄之理的阴阳五行八卦学说时,也有不少拳家对这种不做真正理论思辨而满足于快舌于口的敷衍成章提出了激烈批评,“不过古人之糟粕而已,杂乱无章。古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笔墨,原非为拳而释。”把它看成一种糟粕,泛滥肤浅的糟粕而已。易拳的创始人王相载在他的《拳道》书中说,直接将这种被人津津乐道的五行之说痛斥为“此不过为江湖之流,信口云云而已,使学者不明真相。”更有人直接痛斥,凡是好谈那技击术,神而又神,玄而又玄的人,我认为他就是邪。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样的文化走向,对这种充满神玄之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周伟良:而遗憾的是在现代一些著作中,对于传统阴阳理论学说缺乏应有的理性认识与批判,正像李贽语所指出的那样,“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胧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的思维方式,已经牢牢束缚着一些研究者的思想外套了,一谈到这类传统武术文化,会情不自禁地屏息静气仰视那道神秘的光环,好象不这样就亵渎了这个悠久的文化,于是就被禁锢了。他写的理论描述,成为对旧有思想的注解,更有甚者把这种看成传统武术的整体观而作为高于西方体育的例证,老实说,这样的研究连民国时期一些人研究的水平都没有达到。马克思“人们的思想认识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其认识也就达到什么程度。”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前人基于当时的条件提供的思想资料形成的观点,其中精华与糟粕共存,这种学说观点既非历史的包袱,也不是自傲的资本,更需要的是我们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蕴含在昨天理论中的智慧而认识到缠绕在上面的藤蔓,那么我们在通往明天的路上,将走得更加清醒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