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传统武术文化

周伟良：各位网友大家好。从这一讲开始，我给大家讲讲有关传统武术文化方面的内容。

周伟良：提到武术文化一词，应该说是当代武术研究中一个使用率相当高的词。考察武术一词的起源，大约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武术界文化讨论热而开始形成的。武术文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有着自身的实际内容，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传统武术文化内容时，谈武术文化的人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传统武术方面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化是由不同的文化形式展现的，而人们之所以把目光投向传统武术，是因为传统武术更多浸润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它作为一种体现习武者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传统武术独有的拳理功法，它绵延的价值追求等，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全息影象。

周伟良：把传统武术放到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把传统武术看作一个文化的样式，这里面在方法论上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怀特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曾经说过“对于文化，必须依照文化自身，从文化学上加以解释。”在这里面，我们就传统武术本身所彰显出来的几个主要文化特征给各位网友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传统武术的俗文化特征

周伟良：第一个问题谈谈传统武术的俗文化特征，这个题目也就是对于传统武术文化的定位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结构上看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士文化，也把它称为上位层次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俗文化，也可以把它称为下位层次文化。一个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一个是被统治阶级的问题，两种结构。

周伟良：尽管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也包含着下层民众与统治阶级共有的民众心理，从而表现出了文化上的重合性，这一点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中国的老百姓往往拿盛世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看到，由于两种文化在生活内容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特色的文化系统，表现出它们的非重合性。即便像儒家学说的孔孟之道，比如像老庄的道家学说等等，这些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内容，也是经过了一番世俗化的整合以后，才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去的，然后又以自己的形式展现出来。作为传统文化结构之一的武术，只要我们对它的历史文化作一番深入的考察，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武术中所具有的浓郁的俗文化气息。因此我们认为，从整个文化体系讲，传统武术，应当归属于俗文化的范围。这也是对传统武术文化的定位。

周伟良：由于这种文化定位，我们在讨论传统武术文化的内容时，首先要考察它的俗文化特征，也就是，我们既把它称为归属俗文化的范围，那么它在俗文化方面体现出哪一种俗文化特征来呢？我们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周伟良：第一，传统武术的主要活动载体，文化要由载体完成，文化要由载体绵延，这个载体就是人。中华武术几千年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各历史时期华夏先民的实践活动，从历史纵向考察，传统武术的主要传承载体乃是世代衍生不息的广大民众百姓。我们在材料中就可以看到，比如在先秦时期，一些材料所记载的武术活动参与者，大多就是各色乡里之辈，我们谈中国武术历史特征时曾经谈到过，在汉代《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越女，她就是因为生长在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而不达诸侯的民间子女。又比如，在《庄子书剑篇》中所提到的当时被赵文王召进宫中的那帮斗剑士，说他们头发蓬乱，不加梳理，身上不像读书人一样穿长衫，穿着短衣，瞪着眼睛，在语言上很难和他们沟通。是这样一种人物。因此庄子在他的书中把这部分人习练的剑称为“庶人之剑”。庄子在他的书中把剑分为三种剑，最低等就是这种“庶人之剑”，其次是“诸侯之剑”，第三种是至高境界的“天子之剑”。

周伟良：中国武术发展到了宋元之后，这种文化载体的身份就更加清楚，大家知道，宋代是一个平民兴起的年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扬文抑武，导致社会的尚武精神逐渐转移到了下层社会，尤其在江湖绿林中。英雄中已经没有侠义精神了，所以使得江湖草莽而起。在整个宋代，不管是城市中的相扑拳棒比赛，还是自发结社的习武组织，不论是被官府关注的河北株洲的民间习武，还是练武习技的江南盗贼，他们的身份都是下层民众。而这种习武练拳历来被世人看不起，比如大家熟知的《严氏家训》中记载道：“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自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表示出了作者对习武者的鄙视。即便像黄宗羲，也恐怕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习练武术而走上邪路，因此他要求他的儿子专注于读书，去考试，所以黄百家从开始的一代内家拳传人，最后不练拳了，后来他也非常懊悔。针对宋元以来武术在民间的发展，明人郑若在他的《江南卷宗卷八经》中总结：“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古始以来，各有专门秘法散之四方，……教师相传，各臻妙际”这句话道出了中华武术历史上生生不息的基本载体。

周伟良：从根本上说，明清两代武术发展的成熟也确实是得到了民间土壤的滋养，才得以扬花吐叶的。比如明后期扬名天下的少林武术，到后来出现的已经制动的内家拳等等，都是民间习武人士，民间武术活动长期形式的产物，像唐顺之、戚继光、何梁成……这一批武术论著的论者，事实上也都是对这一群习武群体的实践进行的总结与整理。到了清代，历朝清政府都是严令禁止民间练武的，这种禁令迫使社会上的练武转向了地下，通过南方的会党，北方的教门以及拳会组织进行的。所以说清政府的禁令如同虚文，民间习武照样绵传不断。

周伟良：当武术进入近代大门以后，开始逐步走向近代体育时，由于政府的要人以及社会名流的提倡，武术出现了一种新的时代发展，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武术的主要活动群体依然是广大民众，二十年代有一位著名的西方体育家麦克勒，曾经对中国的体育活动做了调查以后说“武术至今，民间流传最广。”这里我们指出，武术的主要载体是下层民众，并不否认各个历史时期有非下层民众参与的历史事实，但是客观地看，平民百姓的生活天地历来是传统武术星火相传的最广袤的肥沃土壤。

周伟良：第二点，俗文化特征，除了它的载体以外，来谈谈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俗文化印记。武德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的重要范畴，它的内容不管怎么丰富，境界怎么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等正统的官方价值体系中来，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下层民众这一载体特征，因此，传统武德在表现出与官文化有重合方面的时候，又强烈地展现出了它自己的乡土文化个性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在封建社会，民众百姓对于人际关系的思维与评价，并没有超脱衡量传统道德社会行为的一般准则，作为统治地位正统伦理纲常，它支配或影响着中国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传统武德不是直接体现封建伦理纲常的，也就是说，它所体现的内容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教化不完全同步，这种不完全同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周伟良：首先，传统武德不表现为完整的伦理体系，作为一种农业社会各种社会关系的质朴反映，与自己的心理认同和民俗习惯相交融。其次，在具体的对于道德评判上，传统武德和官方的道德说教有时候会发生强烈的碰撞，比如由民众自发信仰的文化英雄，不管它的影响有多大，在没有被纳入官方统一的意识形态前，总是难以被官方接受，甚至连道义的合法性都不具备。比如《水浒传》，《水浒传》中崇尚义气，不分贵贱，对民间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清前期出现的异姓结拜兄弟，创四海为一家的天地会和《水浒传》就有紧密关系。但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断断不行的，把它称为“以害人兴术流毒于乡国天下者”，就说，这部书害人之深不一般。即便像关云长这样的人物，为民间和官方两种道德价值所推崇的人物，即便这样的人物，两者在表现出比较接近的价值共义外，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统治阶级对于关云长的垂青主要是侧重于它道德、人格的政治价值；而民众百姓则从他们熟悉的道德观念中塑造这位武神，从中表现出自己的道德向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农民阶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大量的通俗戏文，是填补他们平日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民俗文化之一的传统武德，不可能通过官方所认定的经史子集，或正规教育程序进行道德启蒙，只能采用一些市井的语言传承来进行。尤其是通过一些现在以文其言，能够便于记诵的方法创编出一些格言俗语，在民间广为流传。

周伟良：另外，大量武林中的传闻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消遣，在它的文化故事背后，直接意义就是提供某些道德启示，在故事中显示出道德伦理的种种价值。这就是传统武德中体现出来的俗文化特征。

周伟良：第三，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武术中的一些传闻故事，通过这些传闻故事展现出的又一个俗文化特征。琳琅满目的各种拳种是传统武术的基本文化形式，我们在考察这些拳种的生成和发展时，往往可以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丰富的传闻故事，正是这类经过不断充实，最终以历代武林英雄贯穿起来的传闻故事，构成了极富武术文化特色的历史传说系列。当然，这种故事传闻按照历史学的要求，对此需要下工夫、进行梳理，但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类故事不是无稽的对接，是广大群众不断创造的文化产品，它反映了前人对于传统武术的认知心理、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等等精神历程。同时也负载了那个时期大量有关传统武术的文化信息和历史内容。所以这类传闻故事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

周伟良：传闻故事有它的类型，因此我们考察这一类传闻故事时，首先要看一下这类故事有几种类型，通过归纳我们发现，传统武术的传闻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历史附会型；第二种是假托佛道型；第三种是传说延伸型。下面我们就对这三种故事类型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传统武术的传闻故事

周伟良：一，历史附会型。所谓历史附会型是指构成这类故事的基本内容，无论它的时代还是人物，似乎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社会名士，都可以成为这类故事中的关键人物。比如大家熟知的宋代第一代皇帝宋太祖，有关这位帝王的故事，历来被习武群体津津乐道，在明代的著作中，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拳种。在今天的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以他名字命名的拳种套路。比如《太祖长拳》、《太祖连拳》、《盘龙棍》等等，他们都把开山祖推为赵匡胤。历史上赵匡胤宋太祖擅武并非虚构，宋史中就说，他少时学骑射，则出人之上。宋人笔记中也说他擅长使用棍棒。《水浒传》中一开始就有这么两句话“一条汉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中都姓赵。”由此可见宋元以后，宋太祖擅武的故事已在民间流传，棍是他擅长的兵器。在华北地区民间还流传着赵匡胤与董家五兄弟相斗的故事，不同的区域其故事内容也不一样。讲赵匡胤在外闯荡，有一次碰到了董家五兄弟，有人说是打树上的枣和五兄弟发生了争吵，也有人说是赵匡胤住了房间，付不起房钱，最后和董家五兄弟发生了打斗。赵匡胤和董家五兄弟打斗的故事，最终逐渐演变成华北地区庙会武术表演。

周伟良：除了赵匡胤以外再看岳飞，岳飞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广泛文化影响的民族英雄，因此不少传闻故事拳种就把它的创始人推为岳飞，在传闻故事中就连赫赫有名的少林寺也把岳飞请进山门，像明清开始流传的《易筋经》就讲《易筋经》传到宋代以后是由岳飞传下来的。这种历史附会型中的人物，除了赵匡胤、岳飞之外还有很多，比如假托先秦孙膑的孙膑拳，假托关羽的春秋大刀、赵云的子龙枪等等，这类故事很多，我们把这类故事称为历史附会型。

周伟良：第二类是假托佛道型，佛道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子系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统武术也不例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传统武术文化中这种佛道的印痕。比如少林武术就是假托佛门的最典型事例，早在明中期开始，少林寺就以棍法名闻天下，谈到它的起源，一些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由明末的锦拿罗王传下的，锦拿罗王是佛教的护法深，因此锦拿罗王就成为少林寺中的护法，从而还形成了少林武术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锦拿罗王文化信仰，南北达摩更是少林拳术的始祖。达摩传拳曾几何时是习武群体内部普遍的说法。

周伟良：说到道，影响同样非常清晰，较早地记载着道教文化对于传统武术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撰写的《？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记载了有关内家拳的源流，当然，黄宗羲的记载是根据黄镇南生前所说而记，他说，所谓内家拳者，概起于宋子张三丰。由于张三丰是武当山的道士，后来也就演绎出了“武当拳”，或者说，武当派内家拳。因为到了近代以后，内家拳又指像太极、行役（音）、八卦这样的拳种，因此又把内家拳混同于太极拳，张三丰也就逻辑地成了太极拳的创始鼻祖。这是道教文化的影响之一。

周伟良：另外我们还看一下青萍剑，据说青萍剑的剑法是出自明末江西龙虎山天食府（音）全真道人潘元贵所创，该剑法以应周天之术，一共有365剑。这套剑法到底是否起于明末，是不是应周天之术，但说这套剑法是由龙虎山全真道人所创，就给青萍剑法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周伟良：第三种故事类型是传说延伸型，传说延伸型的故事是指该故事或由前代的传奇故事演变而来，或者编撰出一两个人物加以铺张。在具体内容上又和上面所说的两类故事密切相关，比如我们看看八卦掌的故事，谈到八卦掌的起源，人们往往说它的创始人是董海川，说他年轻时好武，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有一次他在深山之中迷路了，碰到了一个小道士，小道士把他领到老道那儿，老道给他传授了一套高妙的拳法，之后董海川习练之后就非常厉害，进入了宫内等等等等。这种故事很清楚，它和中国历史上的遇仙故事非常接近，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吧，或者说是理由，或者说砍柴，迷道于山中，最后碰上一两个仙人，带到某个地方，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恩惠，受到了很大的好处，最后回到凡间，这种故事我们称为“遇仙模式”，这种遇仙模式和董海川的故事就非常接近。

周伟良：类似的故事模式又体现在形意拳的创始人姬龙丰身上，说行役拳也是明末时期有一个叫纪龙风的人，在终南山遇到了一个高人所传授的。另外《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许多故事，也给传统拳种的故事增添了很多内容，就《水浒传》中的武松而言，以他命名的拳种就有“打虎棍”、“武松脱铐”、“武松独背擒方腊”等等；由历史附会型、假托佛道型、传说延伸型三大类别所组成的传统拳种故事，各具特色，同时他们又在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整合、演绎。

周伟良：从它传承的方式看，主要是在民间口头相传，比起记载来，口头相传具有变易性，会按照传说者不同的爱好，理解，加以润色加工，使得故事不断地充实，同时也发生变化。相反，这类故事如果一旦用文字加以记载下来，它的故事内容就相对稳定，而且还往往会被后人引为事实加以引用。这类应该是我们在考察传统武术时注意到的问题，在口传时变异性相当大，但一旦这类故事用文字加以记载就具有了稳定性，同时又往往被某些人作为史实材料加以运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内家拳黄宗羲写的《黄镇南墓志铭》中提到的内家拳起源，特别是由这篇墓志铭出自黄宗羲之手，身价更不得了。比如说，到了晚清明初时期出现了一本《少林拳术秘诀》，其中有关少林武术的描写，很多人把它作为史实加以引用。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看到，因为有史为证的文字记载对于长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下层民众来说，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传闻故事的文化特征

周伟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类传闻故事的文化特征，不是普通的文化消遣，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功能和文化指向，这种传闻故事的文化特征表现在：一，道德性。道德伦理是一种社会调节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说从明清开始，一些拳种门派对于道德的要求是通过它内部制定的界约加以表达的话，传统拳种故事本身也在反映着这个主题，比如说传统武术中的功内拳之所以能在沧州地区，传说在清代嘉庆年间有位富人子弟自由练武，这个人不求功名，但有侠义之举，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生病的秋姓僧人，就他留到家中，秋姓僧人因为感此人恩德，也就把功内拳传播给了他，于是就在沧州地区传播了开来。这些都是反映出主人公具有济困扶危这种为传统文化所肯定的道德风范，所以得到了武技真传，反映了道德的重要性。

周伟良：第二，反映出技击性，技击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基本存在。我们看到先秦时期《庄子》一书中提到的“厚之以发，先之以制”，到明代的套路创编，再从清代练枪法，要像有仇一样的拼命刺杀，到各个拳种都注重各种功法练习，都有它的价值取向在里面，这种价值取向都清晰彰显出了传统武术的主体价值，所以说技击是传统习武者重要的精神栖息。这种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传统拳种故事中所要表达的主体内容。不管是少林棍的兴起，还是内家拳法，在历史上哪一家拳种没有几位功夫惊世骇俗的侠义英雄呢？不管是行役、八卦还是八极、梅花，有趣的是，传闻故事中有时候还会把两位顶级人物放在一起，说有一次，技艺先传的董海川和杨露禅比武，两人连斗三天不分胜负，结果是在东方式的和为贵文化传统下，没有造成既生亮又生瑜的难看局面，握手言和的喜剧大结局，使得两大门派握手言欢，皆大欢喜，引为佳话。

周伟良：第三，它的特点体现出了它的通俗性。在刚才的介绍中已经说了，传统武术的基本载体是下层民众，因此，与之相伴的各种武林故事，也是在民间拥有了最为广阔的市场，由此，传统拳种故事中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它的通俗性。这种通俗性首先表现出这类故事出自民众百姓中，为他们所传播，为他们所喜好，这类故事在内容上不涉及皇朝的典章，不涉及士大夫的功成名就，主要描述习武群体的生活体验和价值判断，刻划民众心目中自己的英雄豪杰，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里，贫穷百姓面临着一种被社会挤压，不断被边缘化，当他们的生存权利被剥夺时，通过这类传闻故事来宣泄挤压在内心的怨愤。但对习武者而言，它还是一种习得高超武功的精神动力，是对一种高超武功的目标追求。

周伟良：其次，传闻故事开始都是口传的，在类别上它应该归属于民间口头文学，从这种故事的来源看，它的变异性很大，有的是从传奇小说中而来，有的是来自于元明清的戏曲演绎，更多可能是乡村小名门自身的自编自传。关于这一点，民间有一段关于罗家枪的源起，很能反映出这一特色。据说罗家枪起源于三国英雄姜维，姜维的孙女叫姜秀英，有一天，一个名叫罗义的人病倒在他家前，姜秀英的父亲将他救起，之后将女儿嫁给了他，又将姜家的传家枪法传给了他，罗义又传给自己的儿子罗成，罗成又传给了他的儿子罗通，这就是传统武术中著名的罗家枪。

周伟良：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民阶级终日劳苦困顿，他们的思想文化除了接触到的传统道德与宗教外，大多数是通俗小说与民间戏曲，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对他的日常审美情趣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心理一旦形成，便积淀在听讲者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时常会在一定条件下被诱发出来，对习武者而言，被诱发以后，在训练学上就会形成一种意向训练，这是传统武术中特有的。我们举个例，比如说武松的脱铐拳，就取材于《水浒传》中武松飞云浦的故事，对英雄人物的描写、人物个性、人物信息就会被揭发出来，因此习武者对拳法、拳理的理解更加深刻，习练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角色效应，自觉进入到当年武松在飞云浦与两个公差殊死搏斗的场景。这种趣味性就对他的技术训练产生了一次深刻影响。对普遍人群而言，可能是饭后的文化消遣，但对习武群体而言，可能是一种习前教育。

周伟良：当然传统文化故事除了上面介绍的文化特征以外，还有它本身的文化意义，比如我们刚才说到这种故事对某些拳种技艺的出现起到的文化影响作用，比如“春秋大刀”、“子龙枪”、“岳家拳”等就更多了，这就是这类传闻故事的文化作用。

周伟良：第二个，作为俗文化的有机构成，传统拳种的传闻故事和统治阶级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和差异，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这类传闻故事可以成为有机下层民众习武抗暴的精神纽带。清前期天地会所编撰的南少林故事和清末义和团的习武活动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关于清初清前期天地会编撰南少林，以这种故事来扭结下层民众，在前期讲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这种故事成为一种精神纽带传统习武者的共同认识，从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末义和团的习武活动中，首先要点香焚表，念咒请神，他们请的神是谁呢？就是平时所接触到的二郎神，孙悟空，除了这样的神仙人物以外，还有诸如关羽、张飞、武松、岳飞这样的豪杰人物。

周伟良：还有一个价值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对传统武技的价值肯定，这类故事中反映出了对一种传统拳种武技价值的肯定。争胜好强是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的生存意识，不管是民族还是具体的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欺凌的境地，就往往会滋生出一种强烈的好胜欲望，并通过某种形式释放出来。它在武术传闻故事中，前朝的英雄、江湖的侠士，能助长习武者的信心和勇气，比如在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有一个村民由于喜欢留长须，舞动一把八十多斤重的刀，像老百姓理解的青龙偃月刀，因此这个人就受到了当地村民的敬重和赞誉，被推为当时的神拳领袖，因为他的神形和所练的刀接近于老百姓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因为关羽是武圣，关羽的人格，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高超武技，这种故事反映出了老百姓对于武技价值的肯定。

周伟良：这类传统故事的创造、演绎，没有按照严格的历史逻辑进行发展，更多也是吸收了民间的传统公案、小说而创编出来的，可能仅仅是创编者所勾勒的一个象征性系统，但它毕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上产生的，因此必然负载着那个时代的历史信息。具有它的学术意义。目前我们对于这部分的传闻故事，不是像黑格尔老人所指出的那样，把它刨光磨平，而是要进行一些学术整理，我认为有它的学术意义，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通过剖析整理，较为全面地把握历史上形成的广大民众对习武活动的观念认识和价值趋向，成为研究我国民俗文化的窗口。第二重意义，就是通过这类传闻故事的梳理，能够为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重要资料源。我们应该把寻找武术史料的触角伸向另一个虽然庞杂，同时也带着一些神秘色彩，但充满着活力又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一文化领域。

周伟良：今天的讲座到这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