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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乌托邦”
当时，周立太的“工伤集中营”名声远播，很多“健全者”试图从这里走进“失手者”的世界，但收效甚微——从失手那一刻起，“失手者”也丧失了和“健全人”沟通的兴趣。
那时候，每周都有香港乐施会的社工来为工伤者做探访。社工们看到两个打乒乓球的失手者，不禁为之触动。
社工们决定支持他们，他们也想自此有点事做。
乐施会后来资助这两个失手者走了很多地方。珠三角的NGO组织风起云涌，他们的足迹也遍及这块经济蓬勃、伤心者云集的地方，见到了很多不凡的打工者。
他们还在虎门待了一年，祝强终于听到大学老师的讲课，云祖也学着做工伤探访。
随着NGO的发展，珠三角各地的民工维权意识膨胀，各种的维权培训和讲座层出不穷，劳资官司直线上升。大批代理民工维权的“律师”相继催生，这些人本身大多就是工伤者出身，没有律师执照，掌握的法律知识有限，维权的路子简单，社会上称其为“黑律师”。
云祖和祝强也曾尝试着去做“黑律师”。他们后来发现，诉讼只会让“失手者”越来越孤立。
2003年，他俩的官司结案，云祖获赔8万多，祝强获赔4万多。这个结果让祝强有些失望，还不到老板当初和他协商金额的一半。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两个失手者开始不断地追问。
那两年，越来越多的诉讼让珠三角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试图去寻觅一条中间的路。
第二年，云祖和祝强在深圳龙岗区成立“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服务部的成立费尽周折，没有人相信这两个年轻人能够走出第三条路来。
两人起先雄心勃勃，他们一上来就把目标设定为全珠三角地区的外来民工，主要是推进和谐劳资关系。他们希望能以协商取代官司。
云祖和祝强以朋友的身份陪着工伤者去找老板谈赔偿。他们去了一个五金厂，厂长火气很大，根本不讲理。他俩心平气和，想给对方传递一种友善的感觉。对方不买账，最终还是走了打官司的途径。
两人开始考虑怎么让企业更了解民工群体，让老板知道民工维权并非恶意。他俩秉承的沟通点是：工伤无论对工厂和个人都是一种损失，所以工厂也应注意安全生产，减少事故发生。
结果还是屡遭闭门羹。他们并未放弃，又做了很多设想，包括给老板写信，像业务员那样去游说，包括以员工身份进工厂。每一种设想祝强和云祖都做了很多尝试，却发现，这种沟通的地位根本不平等，完全无法建立一种良好的谈话机制。老板总是不耐烦地打发他们，“这关你什么事，工厂的事我自己能解决，不用你操心。”
他们总想找到问题的根源，但越接近事实真相，就越发现其中错综复杂。他们想从一个问题着手，却发现这不只是单一方面引起的，还与其他领域紧密相联。
他们被这种冲动支配了两年，直到2006年，几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们。
那一年，云祖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比他有文化，但手有点问题，在一家工厂做到管理层。一次，这个姑娘的坏手，被工厂经理看到，随即被无端辞退。这个姑娘后来成了云祖的妻子。云祖觉得这个社会对不健全的人，还是缺乏起码的尊重。
在那一年，和他们一起打官司的一个“失手者”，一次性拿到30万。这件事在“失手者”当中很轰动，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打官司的人更有信心了。
半年后，这个曾经风光的工友就把钱折腾完，在家里抓泥鳅卖。云祖觉得所谓的中间道路还得靠“失手者”自己。
祝强和云祖的服务部不掺和官司，没有正常的资金来源，所有的费用都来自于基金会的捐助。2004年中山大学给了他们一笔钱，但到了2007年，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方案，“志强服务部”没有申请到任何项目。
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一年没有经济来源。
这时，祝强和云祖懵了。他们才明白，劳工问题太大，仅工伤这块就很难解决。在众多支持者共同为他们把脉，以及他们反思之后，2008年开始，“志强服务部”把定位改回龙岗工伤民工群体，重点在工伤康复和支持上，实现从他助到互助再到自助。
转了一圈，两个工伤者还是回到这个与自己密切又痛楚的领域。
“志强”的新一天
深圳到底有多少民工？1000万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保守估计。这些人大多聚集在深圳关外的龙岗区和宝安区。据有关部门统计，71.8%以上的工厂都发生过工伤。工伤普发还促进了手外科和手外科医院的“繁荣”。大小工厂的丛林里，四处可见手外科医院。
“志强”位于深圳龙岗区，距离区政府几步之遥。政府那边是宏伟的区政府广场，“志强”这边更像是混乱的城乡结合部。
自从“志强”将定位确定在工伤救助这一块，两个“失手者”就计划建一个“工伤互助网络”，促进拥有共同遭遇的工友交流，让他们恢复自信，分享再就业信息，以及找到伴侣。如今这个互助网络有两三百人，多是靠朋友间传播，但农民工流动性大，人员并不固定。
与每一个工伤者建立联系，需从探访开始。这些年云祖和祝强跑遍珠三角的各家医院，看望断肢工人。他们发现60%到70%的工伤者，因为工厂拒交有关费用，吃饭和医疗都成问题。
当他们终于拿到赔偿，也只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开始。
突然拿到一大笔钱的民工，往往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回到老家，他们被称为“废人”，农村很多地方都需要花钱，没几年就折腾光。随之他们成了“老大难”：找不到老婆，干不了重活，只能赖活着。留在城市的工伤者，如果受伤还算轻，可以勉强留在厂里，但变得逆来顺受。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者，虽然有极少数福利工厂可以接纳他们，但也要挑腿部残疾、双手完好的人。更多工伤者，成为城市里最边缘的拾荒者。
3月14日，祝强去广州
办事，云祖照例在龙岗做探访。
出发前，云祖把衬衣袖子放下，遮住断臂。在一辆没有空位的小巴上，云祖的残手无法抓住扶杆，靠着座位保持平衡。就这么，晃了一路。
探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刚出院的工友家庭。受伤者是19岁的罗磊，他被机器压断了右臂，工伤三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事情发生后，腿有残疾的爸爸从老家河南信阳连夜赶来，妈妈也辞掉苏州的工作。全家聚在一起，却不知如何是好。
出事已经9个月，罗磊天天夜里打游戏，白天睡觉，不与父母说一句话。
云祖一来就帮他们看赔偿的手续，仅余的两指艰难地用手机计算着，然后和罗磊的父母细细讨论是一次性领还是按月领。
罗磊戴着假肢坐在一边，眼神呆滞不发一言。
孩子他妈突然哭起来，念叨着丈夫残疾，家里还有瘫痪在床的公婆，他们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却不想儿子又出事了。说着说着，爸爸也掩面而泣。云祖想用自己的经历去劝他们，说着说着，自己也哭了。
云祖匆匆逃出来，来到龙岗区人民医院手外科医院。这里有三层病房，每层40个床位，每个病房有五六个病人，几乎住满了失手者，这还不包括走道的加床。
云祖每周都来这里，却很少遇到同样的面孔，失手者来得快，走得也快。他不得不每次都像搞传销一样，挨着病房重新介绍自己。每个病人都有一只手裹着重重的纱布，年纪大部分都在18至20岁之间。
18岁的李君力来自湖南邵阳
，昨晚刚做手术，正躺在床上做光疗。云祖试着与他聊起来，他仿佛看到了8年前的自己。“村里的同学都出来，我高中上了一个月也待不下去了。”李君力没有父亲，在深圳他很快就学会了在模具厂开机器。
如今的工厂和云祖10年前基本一样，还是简单的重复，然后重复到自己麻木的一刻，一声巨响⋯⋯李君力失去了四根指头。
小伙子还挺天真，和云祖相比他觉得自己至少是幸运的。云祖心里清楚眼前这个孩子的伤，已经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只是后者现在还不明白，或许等到一天他真正发现那只手连根烟都拿不住的时候，他才会体会到失手者的崩溃。而这一切，云祖说不出口。
周围每一个床榻上的工伤者，都跟当年的他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命运和应对一无所知。外面的人也许早已习惯一个手裹纱布的民工在身边经过，这座城市从来就不缺少牺牲和伤痛。
云祖试着跟病房里的每一个失手者交朋友，他下意识地向每一个人伸出援手，而很多时候他伸出来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袖筒。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孙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