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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
——北大早年校歌《燕园情》
”
新闻提示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4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上北大之前】
当过基层干部 省级先进个人
1955年，李克强生于安徽定远。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李克强具有知青经历。1974年，他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曾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年，李克强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向记者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武树臣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念北大之时】
小本全是英文 排队都背英文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宋健的弟弟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一次头。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12点，何勤华的宿舍里，7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
王绍光告诉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出来，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去看。”何勤华将中文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作了比较，他觉得法律系的同学不张扬，相较之下不如中文、哲学系活跃。
组织能力强任校学生会主席
“大家也没少折腾。”杜春回忆，当年只要是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要“折腾”一番，“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做天之骄子。”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是当年各种论争交会的地方。
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
重点是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边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陶景洲(现为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提起龚祥瑞，何勤华眼前能浮现出老先生讲课时的十几种表情。班上爱好摄影的何山(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巡视员)将龚老的很多表情留影存照。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
“未名的77”
“李克强思想最活跃”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回忆，“法律系77级”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
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姜明安说，在那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都是福尔摩斯探案集。
1982年，“法律系77级”毕业。除了4位留校外，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出国留学。
陶景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律师。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去年4月，他还被英国智库评选为影响中国50位华人之一。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如今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杜春称自己大学四年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过来，最后“凭北大法律系这顶光环进了司法部”。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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