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

作者：薛涌

“反智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正在中国静悄悄地崛起。我可以算这一思潮最鲜明的倡导者。十几年前，我就写了一篇《论〈渴望〉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分析当时红透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对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的挑战。两年多以前，我又以“反智的书生”为名开始了自己的博客，对国内主流知识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迄今已经获得了一千三百多万的访问量。最近，吴稼祥先生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发表长文《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系统批判我的观点。唐小兵先生则在《南风窗》上发表了另一篇长文《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把我在近著《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表达的反智思想，看成是“民粹主义”的“野火”烧进了自由派阵营。

总之，不管是反对还是拥护，人们对“反智主义”已经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作为这一思潮的发起人，我有必要澄清一下什么是“反智主义”，为什么“反智主义”是中国社会之必需。

批判“反智主义”仿佛是精英们的所谓“使命”

“ 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无疑是个外来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被左派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广泛运用。1960年代初，这派知识分子中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了一本《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下子走红，获得了1964年的普利策奖，也把这一词汇的贬义成分固定化。在中文思想界，余英时先生率先运用这一概念批判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并在海外文化界引起了辩论。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把“反智主义”当成一个贬义词。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贬义词当褒义词来用。这当然也给我的批评者提供了方便的靶子。比如，前述的吴稼祥先生，对霍夫斯塔特的观点不作任何分析，简单化地把“反智主义”描述为1950年代“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艾森豪威尔的粗鲁统治，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的结果。唐小兵先生则把我的“反智主义”理念归纳为新左派的倾向。

可惜，这两位批评者既不了解霍夫斯塔特思想的复杂之处，更不明白这种思想在美国政治文化脉络中的地位。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先生都属于市场派人士，都把市场经济的理念作为一个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果实来捍卫，因而批判“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就成了他们的使命。

他们恐怕没有意识到，在美国的思想阵营中则正好相反：那些批判“反智主义”的，多是新政以来主张大政府、用联邦的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左翼知识分子；而那些所谓的“反智主义”者，则往往是要求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人士。甚至像哈耶克这样的市场教祖，也可以归入“反智主义”的阵营内。“反智主义”并不局限在美国，而且也是英国史中的重要因素。有人甚至将“反智主义”归结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文化传统。而恰恰是这一传统为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这也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从理论上说，“反智主义”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在这种社会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并作为自由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进行选择。不管你拥有的知识和财富比别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这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这是我所鼓吹的“反智主义”的核心。

可是，在现实中，即使是民主的政府，手也经常可以伸得很长。特别是政府有着比个人雄厚得多的资源和权威，并需要大量的知识服务。当政府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集中起来以后，政府权力的诱惑就变得难以抵抗。结果，不管是在政府之内还是政府之外，都有许多人会想：既然政府集中了这么多的人才，有这么多“专家”，那么这些人一定比那些没有念过什么书、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镇子的愚夫愚妇更有远见。既然你会花钱请比你更懂经济的财经专家经营你的股票，那么为什么不多缴几个税、让政府多雇些专家，让他们包揽你的个人事务呢？

自罗斯福政府以来的“新政知识分子”，就有着这种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而罗斯福的“新政”使联邦政府迅速扩大，又使这些人在权力的核心占据了大量的位置。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有着高超的专业知识和智慧，让他们帮助老百姓进行一些生活抉择，恐怕比老百姓自己来抉择要更明智。有些事情，聪明的政府如果不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话，社会本身是干不成的。这一精神，并没有随着罗斯福的去世而完结。上世纪60年代初的肯尼迪政府，就号称是通过“精英的精英”（The Best of the Brightest）来治理的。约翰逊“向贫困宣战”的“伟大社会”计划，也是建立在让专家更多地运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之上的。

然而，正像哈耶克所警告的，少数的精英官僚，不管多么聪明，靠他们的决策也无法有效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益。一个社会太复杂，难以被少数人的智慧所驾驭，必须通过市场博弈、通过每个人的参与来达到健康的均衡。一位欧洲作家曾经观察到：在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小民百姓活得是如此地自尊和骄傲，乃至一个没有离开过村子的农夫，也觉得对于干他手里的活计而言，他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选，绝不会听别人指手画脚。这样的社会，也自然有着强大的反智传统，即对少数人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大众非常警惕，对这些人运用的政府权力更是怀疑。新政以来，联邦政府和技术官僚的权力越来越大，老百姓越来越感觉到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那些多喝了几口墨水、进入政府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代老百姓来决策了。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正是这种反对大政府的保守主义开始的时代。虽然肯尼迪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尼克松当选了总统，使新政精神得以继续，但这种保守主义，还是随着里根时代而达到了高潮，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