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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倾向经济手段
公安部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第一是就业，第二是住房，第三是教育，把这三个指标规划起来，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办理城市户口
南都：如何才能有效地打破这些利益壁垒？
崔传义：条块利益格局的调整，责任主要还是在城市或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在地方上是统一的，部门在地方实际上是由政府来统一管理的，它不会是各自为政的。另外，中央财政也应该给人口流入地比较多的地方以财政支持，因为这些地方的财政上缴也包含着农民工创造的财富。
王太元：由于各地政府各自考虑问题不一样、情况不一样等原因。同时，有些领导开放一些，而有些领导确实保守一些。从管理部门来看，应当说现在公安部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这也是世界上比较通行的做法。这个经济手段的运作方式，第一是就业，第二是住房，第三是教育。有人就提出过，把这三个指标规划起来，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办理城市户口，以北京为例，比如连续若干年在一个城市拥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人或者如果自己有钱，进城后买了房的人，就可以考虑解决户口问题；相反，如果一点钱都没有，希望凭借户口的办法解决小孩的上学，配偶的就业，解决自己的住房，那事情就麻烦了，北京市解决不了，那都得要钱。
南都：让地方政府做相应的变通和改革，逻辑上似乎是通的，但是地方政府变革的动力何在？
王海光：这个也应该是有的。在地方政府来讲，它应该有本身的发展诉求，你要是把人口的台阶抬得太高了，那么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就没活力，你比如说一些大城市的活力就不如广东。
把人口限制得越严，那劳动力市场就会有问题，人力资源就越不可能充分开发。从理性发展的角度，它是把双刃剑。你管紧了，人不来了，也是一个发展障碍。
改革不是杀富济贫
它是跟社会保障同步进行发展的一个过程。在保障城市的基本福利条件下，扩大自己的福利条件，把更多的流动人口容纳进来
南都：但是有学者又担忧，如果户籍制度都放开了的话，将有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会给城市造成很多的困难、混乱和不稳定。你如何看这样的一种顾虑？
崔传义：农民进城就业有一亿多人，包括沿海的大概有6000多万到8000万人，这一定是事实。户籍放开他也进来，户籍不放开他还是要进来。这个情况之下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对已经进城、并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要有一个制度的调整。使他们的权益要得到保证，使他们能够市民化。其次，我觉得可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但是现在这个门实际上没有开，现在就是要开门。通过逐步的改革和调整，问题是不大的。
王海光：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以后，不容回避，是容易带来两大问题。一是会对城市安全带来冲击，比如说大量人员涌入城市，城市管理成为问题，城市治安案件也会增多。再一个就是利益问题，城市里的最低保障金要比农村要高得多，城市政府想把农村进城的人都包下来，实际上也是不现实的。又没有生存技能、又无法立足的大量外来人口，在特大城市里居住，是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
南都：户籍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这基本是一个全面共识。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
崔传义：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把户口给取消了，但是《户口登记条例》到了废除的时候了。现在到了解决户籍制度的时候了，但是需要逐步来进行。第一是推动户籍上的不平等权益的消除，要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另外就是迁移权可以放开一个口子，在一开始可以对已经稳定就业的先迁移。这个“稳定就业”如何界定呢，这个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王海光：整体来讲，我觉得它是跟社会保障同步进行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城市人来讲，不能剥夺已有者的利益，不能杀富济贫。你只能说在保障城市的基本的福利条件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福利条件，把更多的流动人口容纳进来。所以我认为，它和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进步是同步的。
王太元：户口迁移不能单纯用行政控制，要用经济控制或法律控制。所以，户口迁移制度要改革，而户籍制度要改革更加强化，因为户籍制度本身不仅仅是迁移，还有户籍制度行政功能。
我想，将来的户口是附属于劳动、住房等的一个登记认证制度，关键是立法，即使不能研讨立法能不能拿出一个内部规定，让各地根据规定搞一个立法。
张育彪：几项民生关键问题应率先改革，为户籍制度改革破题开路。其一是社保。要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将为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扫清人口自由流动的后顾之忧。实现义务教育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平等化待遇；而在诸如福利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住房上，对本地和外来人口实行同等政策，根据其在当地工作服务年限和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综合衡量。在户籍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上，实行全国一盘棋，整体推进。(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文来源：新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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