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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户口承载太多
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
南都：除了要废除《户口登记条例》以外，还需要进行哪些更多的变革呢？
崔传义：应该说是要废除，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它基本上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改变附着在户籍上的那些不平等的制度，包括就业的、教育的、住房的、医疗的、社会保障的，也包含着政治权利平等这些方面。要把这些逐步地来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是对户籍本身，就是取消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只要一种居住登记制度，依然有户籍登记、管理、统计的功能。废除不是条文上的一个废除，而是须用实质性的制度来讲话。
南都：很早就传出要制定《户口法》了，但直到今日我们听到的仍然是“抓紧《户口法》的立法调研”，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展，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张育彪：表面上看，户口不过一张纸，说废不就废了么，为什么国家迟迟没有出台这个政策，为什么一些地方改革之后又走回头路呢？这是因为，薄薄一本户口簿，却有太多的“附加值”。我国户籍制度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户籍制度改革，绝非改掉一纸户口所能解决。
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是实现公民在居住地可以合法享有与当地原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如住房、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十几年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其原因也在于此。
仓促改革难达目的
如果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实现城乡一体化，容易带来对社会管理和正常秩序的冲击，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崔传义：这个难点实际上涉及到工业化、城市化当中的城市政府的成本。有一种陈旧的观念，认为城市可以只用廉价劳动力，而不付成本，不承担进城农民工教育的、住房的公共服务。城市不愿意改变这种既有的运行轨道。
城市政府没有从城乡二元体制中解放出来，这需要一个思想的解放，需要政府回归到它自身的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的职能上去，而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地方公司。影响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难点，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诸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等其他制度的改革。这个是一个难点，而且也是城市发展自身要检讨的东西，也是我们国家打破城乡结构所要检讨的东西。
王海光：在中国现在的发展过程中，城乡不平衡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本上是个贫富问题，从利益的角度讲是个“利益级差”。一个发展很均衡的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城乡一体化可以做到。中国因为历史上形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到现在改革开放，原来政治上的差异就变成一种利益上的摩擦，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
城市居民本来是一个既定的利益格局，外来人口进去后要分割它的利益格局，城市居民会不赞同。农村人进入城市后，会遇到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和排斥。比如说，你进入城市之后要生存，就有一个就业问题，还有下一代的问题，那么下一代就有和城市居民争夺城市资源的生存问题。即使在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医疗资源也是紧缺的，即使对城市居民也是紧缺的。我们每年为了孩子的择校啊、上学啊、就业机会啊，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你要是放开，对这些方面都会造成冲击，本地居民的生活也受到挤压，他们本身也有一种排斥心理。
每一个地方政府可以制定自己的，比如暂住人口啊，或常住人口的一些具体的法令。在不违背大法的情况下，可以有具体的法令。但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法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
南都：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原因吗，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王海光：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你比如说农村人和城市人，你能给他同样的福利待遇吗？这是个发展的落差。我不知道北京的最低保障现在是多少，假设是400元，那么在山东就可能是200元，因为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一个落差。保障不可能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中国地方大，发展极不平衡，北京市四五百元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在县城大多数工人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它没法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张育彪：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实现城乡一体化、外来工与户籍人口待遇没有平等化的情况下仓促推出，不但实现不了改革的目的，使改革成为一纸空文，反而容易带来对社会管理和正常秩序的冲击，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只有在国家层面先期推进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逐步实现涉及户籍制度的居民的各项政治、经济、社会权益的平等，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水到渠成，各项改革措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来源：新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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