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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富人、老板才是新阶层，新阶层还包括我们这样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
新阶层是改革开放30年最新受益者，作为先富起来的新阶层，我们应该首先承担社会责任。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阶层人士对国家公共事务拥有发言权。对国家的民主政治有所担当，积极参政议政，也是新社会阶层责任所在。
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各个群体都有平等的表达权，能够规避所谓"新特权"产生。”
全国工商联常委、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迎霞
全国工商联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主席、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冠巨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投资银行家 韩方明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 刘红宇
全国工商联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王健林
新阶层“标本”剖析
30岁，他们站起来了
新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壮大的，广泛分布于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如今已30年，伴随其一起成长的新阶层也“三十而立”，站起来了。
据统计，目前我国新阶层人数大约为5000万，掌握或管理10万亿元的资本，直接并间接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全国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数。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5位全国政协委员代表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细读5人的简历，下列一组数据耐人寻味：5人中有4位是集团董事长或董事；5人中有3人是硕士学历、1人博士学历；5人中4位是企业家、1位是律师。
5个人，5000万中国新阶层的“标本”；了解他们，就了解了新阶层的30年发展历程……
“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
3月8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是“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刘迎霞、刘红宇、徐冠巨、王健林、韩方明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王建华图
早报记者 姜丽钧 综合报道
主题为“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昨日在京举行。王健林、刘红宇、刘迎霞、徐冠巨、韩方明五位委员代表新阶层出席招待会并回答提问。
韩方明委员表示，不一定富人、老板就是新阶层，还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中介机构人士，律师、会计师都进入到这个阶层。
包括新阶层在内
政治参与愿望强烈
路透社：
韩代表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像您这样的海归是如何看待西方式的民主，比如新闻监督、司法独立，还有多党政治？对于像你们这样的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您是如何看待的？
韩方明：
这是一个好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包括新阶层在内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崛起，政治参与愿望十分强烈，新阶层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参与是社会全体公民参与的一部分。
新阶层关注焦点
是不是本阶层利益？
中央电视台：
前几天我在网上做了随机采访，发现很多人对新社会阶层非常陌生，我采访了13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非常感兴趣。我把他们的好奇问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是不是想反映自己本阶层的利益？
徐冠巨：
有时候可能也会从本阶层的诉求上说一些话，比如这次委员长参加我们组讨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劳动合同法》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企业，如果尊重员工都做不到，这样的企业还会长久吗？这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真的是比较大，情况也复杂。中小企业是绝大部分，那天我跟委员长讲，能不能让《劳动合同法》晚点执行，99%的中小企业现在也有难处，这个时候又不得不为工商阶层说句话，但是有没有错我不知道，我认为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了就业，我们的企业如果关门了，就业没有了，我们的民生保障就没有了。我们把这些情况说一下，能不能花三五年时间让人家有一个过渡，反过来也是促进就业。
成为政协委员
经济实力是否很重要？
中央电视台：
第二，这次两会，你们作为首批新社会阶层的委员，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选出来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很重要的方面？
王健林：
你刚才讲了是不是实力最大的就选？我想不完全准确。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代表，肯定经济实力和基础是一个方面，你可能就开一个小饭店，一共雇了两个人，选上政协委员的可能性不大。
但也不是实力好了就行，我自己想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实力是基础。第二，要有比较良好的社会形象，没有偷税漏税，现在被银行告状，要还贷款，选举的可能性不大。第三，政协委员是协商产生，可能还要考虑代表性，每个省、每个民主党派可能都差不多，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新阶层比较富裕
会不会为穷人说话？
凤凰卫视：
从本届两会上也可以看出新阶层委员参政议政的空间越来越大，现在很多民众也担心，因为新阶层中有很多都是大企业主、大老板，都是比较富裕的阶层，他们会不会为穷人说话呢？
刘迎霞：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绝对不能仅仅为富人说话，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主要是靠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城乡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税收调节、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扎扎实实地办好企业，努力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员工的工资标准，改善他们的就业、生存环境和各项福利保障。同时，我们绝对要守法经营，绝对不能为富不仁。我们还要在经营好自己企业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今后我也会更多地关注贫困群体，积极反映他们的诉求，认真履行一名政协委员的历史使命。
缩小贫富差距
新阶层应担什么责任？
记者：
刘迎霞女士，您是一位企业家，当今社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属于贫困状态，对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作为社会新阶层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刘迎霞：
我认为新阶层是改革开放30年最新受益者，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富帮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等，下一步我们相信政府会出台更多更有效的措施为缩小贫富差距做一些工作。
作为先富起来的新阶层，我们应该首先承担社会责任，首先在自己的企业范围内落实和响应国家要求消除贫富差距的各项政策，同时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光彩扶贫事业。对于扶贫来讲，不能光捐助几名学生，办几所希望小学，更重要的是还要把我们的技术、产品、质量、管理带到最落后、最边远的地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阶层人士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能实现。我是从事基础设施运营和管理的，我们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广泛和各位同仁合作，请转达我的意愿。
新阶层如何拉近
与普通人群之间距离？
澳门澳亚卫视：
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公众的眼中，新的社会阶层是游离于普通人群之外的社会群体，通常是有钱人。人们通常看待这群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复杂的。您觉得如何拉近你们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如何提高社会认可度？仅仅靠扶贫以及捐款够吗？
王健林：
新社会阶层游离于体制之外，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很多新社会阶层的人原来就是普通老百姓转过来的，有些是官员，还有解放军转业的，我就是当兵转业做企业家的，我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阶层是完全跟社会脱离的。
至于说和普通老百姓有距离，我觉得说有距离，可能也有点距离。这个问题在于，我们以前没有改革开放的阶段，刚刚开放30年，前10年主要是解决吃饭、解决农村改革问题，现在转移到城市，现在在发展当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先富起来以后，还没有完全做到先富的带动全体致富，所以在这个转化、转型过程中，和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产生距离，这是很正常的。
其实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是真正存在仇富现象，现在还不敢肯定，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真正存在仇富的现象。温总理这次报告讲得很清楚，主要靠创业带动就业，只要有更多的创业机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兴办企业，带动所有人都能够体面地劳动，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本文来源：东方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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