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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的艺术发展
周伟良：我们介绍到秦汉时期至隋唐第一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秦汉至隋唐时期武术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武术的艺术发展。到了汉代，先秦的角力到了秦代更名为角抵，到了汉代又形成了角抵戏，角抵戏和角抵两者有关系，但是，显然两者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我们目前很多武术著作和教材，都把角抵和角抵戏混为一谈。简单说，所谓角抵就是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而角抵戏是在角抵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诸如舞蹈、音乐、杂技、戏曲等多种文化内容，从而形成了规模庞大，奇技异艺的角抵戏，这种活动方式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这反映出当时作为一种两两相当的角力、角技艺的人体活动走向了艺术化。
周伟良：在走向艺术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令人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为杀搏制式的力士舞，这种力士舞是一种舞蹈，但显然含有杀搏制式的演练，在演练过程中体现出一种练时无人似有人的特点；第二，这种杀搏制式的力士舞，手足并用，富有变化。当然，这种杀搏制式的力士舞，是否已是一种稳定的套路形式，现在尚无资料证实它，但它表明在中国古代舞蹈中，出现了一种手足并用，为杀搏制式的人体活动方式。应该说，武术以后的套路形式，和这种文化基础是分不开的。
周伟良：第二种艺术化走向，反映在多姿多彩的器械活动上，我们大家知道，武术的器械活动可以分为长兵短兵，在这一时期的武术活动中出现了剑舞、刀舞，以及枪矛之舞等等。谈到剑舞，我想有个典故大家都知道，西汉时期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大家熟知的典故。耐人寻味的是项庄在舞剑之前说的一句话，项羽和刘邦两人喝酒，军中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请让我来为你们舞剑助兴。当然，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舞剑助兴，而是意在沛公，但可以看出，当时军中舞剑助兴并不是一件少见的事情。另外在汉画石像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题材。
周伟良：另外，到了唐代曾经出现过以剑舞而闻名的人，那就是裴旻。杜甫也写过《观公孙大娘持剑而行》，剑器舞是不是剑舞，我个人更倾向于剑器武就是剑舞，因为在唐代史料中也有人把剑器舞直接写为剑舞的。比如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中写得很清楚，开元初，公孙大娘擅剑舞。同时杜甫诗中也给我们清晰描述出了公孙大娘弟子高超的剑舞技巧，除了剑舞以外，我们看到当时还出现了刀舞、枪矛舞，还有一种经过杂技化的武术表演，也就是跳刀和跳剑。所谓跳刀和跳剑，就是把剑往空中抛，抛得很高，演练者在抛起来以后还把它接住，刚才说到唐代著名的将军裴旻就有这个能耐，把剑抛得很高，骑着马，当剑往下落时，他能用手把剑接住。这种记载充分反映出一种不同于古代战场上实用征战技艺的技术，在受到各种不同其他文化影响下独立的发展走向。
周伟良：刚才我们提到徒手的、器械的，第三我们来看一下秦代至唐代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情况。根据《汉书》中记载，当时《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典型武术著作有两本，一是《剑道》38篇，一是《手搏》6篇，当然具体内容我们已经不可能看到了，但《汉书》清楚地给我们记录下了这两部书的书名。
周伟良：另外，到了南北朝，出现了一本有关马枪技艺的理论专著，马术谱，编辑者是梁建文帝萧刚。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期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对武德的要求，和对武术价值体系的概括。对武德的要求，并且对武术价值体系精神的基本概括是中国古代武术发展至汉代的重要内容，关于武德，在先秦的史料中已经提到了这个词，但这时候的武德和武术一样，指的是军功，或者指军队开疆拓土的政治功能而言，而真正具有武术文化意义，作为对习武者行为规范的武的要求，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接着他又写道：习武论剑，内可以制身，外可以应变，君子彼得。从理论角度看，司马迁这段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武术文化中对习武者信廉仁勇德的要求，把信廉仁勇放在道的位置，这个观念对以后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周伟良：其次，司马迁后面所讲的内可以制身，外可以应变，君子彼得。事实上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武术继身心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概括。可以制身，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强身健体，第二，也包括对伦理道德范围的制身；外可以应变，显然是指习武练剑者继身心高度统一以后的应变能力。所以说，继身心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武术延绵不绝的基本价值所在。这是我们讲的武术自秦汉一直到隋唐的发展的基本特征。
周伟良：隋唐以后，基本上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宋元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宋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特别是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使得当时的武术发展又出现一种新的发展气象，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华武术史上的完善期。这个完善期的特点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正式出现了武术的套路，当时的套路叫套子，套路是中华武术集中体现的一种活动特征，在宋元以前，有过关于类似套路的记载，比如刚才提到的力士舞。但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正式见著于宋代，见于《孟良录》。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见到有关套子活动具体情况的描述，但从字意上分析，所谓套，就是指那些相承的形式的编排，套子也就是套路。
周伟良：而且到了明代，到今天，还有很多习武者把套子称为套路。套子到今天依然是传统武术中的专业术语。套路是事先编排的，当时的套路就和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的角抵相扑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时人要将套子演练又称为“使拳”，“别有使拳另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和相扑不一样的。应该说，套路的出现，是古代武术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周伟良：在元代，元代兴起以后的武打戏就为套路的演练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元素。清末民初有一部书《清稗类钞》，作者在谈到戏剧和武术关系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两两挥拳，双双舞剑，虽非技击本法，但此来彼法无机可乘，自击之时剑光人影若实”，把舞台上的技击表现勾画出来了，因此说，武术丰富了古代戏剧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同时，古代的戏剧也对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术套路是宋元时期武术发展的显著特征
周伟良：提到武术的套子，这里面有一个话题想顺便说明一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往往都不是一个单一因素，中国古代的套路也同样如此。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武术套路是一个由练为战和练为看相互补充而存在的两元结构，一种套路的演练目的是为了以后提高我的技击能力，因为套路是一个入门之法，另外一种练为看，就是为了让人观赏的。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因此，演练的要求也不一样。
周伟良：我们刚才说了，武术套路是宋元时期武术发展的显著特征，宋元时期武术发展的第二个特征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在民间出现了冠以名称的枪法。枪是古代军事中最主要的兵器，但随着武术技术的发展，枪法的技艺开始有了它的名称，这个名称的文化意义是很深远的，大家知道，中华武术的任何拳种，都有它的名称。比如“少林拳”、“八卦掌”、“行易拳”、“梅花拳”、“峨眉拳”都有一个名称。这些名称的出现是相对晚的，它有一个历史铺垫，而这个历史铺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宋代出现了冠以名称的枪法。
周伟良：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杨妙真擅于枪法，他曾经自言“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这个梨花枪在后来的枪法中被人们所推崇，又称为杨家枪。杨家枪也是明清两代枪法传承中的主要阵徒。戚继光在说到枪法与杨家枪的关系时曾经说“夫长枪之法始于杨氏，谓之曰杨家枪”。应该说，民间的枪法出现了名称是我们关注古代武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动向。
周伟良：另外，除了杨家枪以外我们还看到在南宋人利登的一首诗中也提到了张、朱两家枪法。枪法之前冠以名称，在宋代以前是没有过的。尽管这些材料还是零碎的，但它弥足珍贵，一方面说明了宋代民间枪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同时也为后来武术不同拳种门派的出现开创了一代之风，因此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周伟良：另外，宋元时期武术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出现了较为完备的拳棒擂台赛，相扑擂台赛，宋人称之为露台争交，比赛之人都是要经过甄选的，比赛的种种情况，我们通过一些史料，通过元代杂剧的描述，甚至通过《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都能够把它勾画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相扑比赛有一个“部署”，相当于今天的裁判，他出来以后，手里要拿着一份类似于比赛的要条，给比赛双方读一下，内容大抵是双方应该注意的问题，比如不许暗算之类的；然后部署就开始说一声看扑，双方正式开始比赛，这种比赛是有奖品的，胜者可以得到这份奖品。
周伟良：我们可以看，比赛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双方选拔出来的参加比赛的人员，有了裁判，有了比赛的规则，有了比赛的奖品等等，应该说具有体育意义上的相扑拳击比赛，大致在宋代开始形成了。宋代除了相扑拳击比赛以外，还出现了棍棒比赛，基本上程序也是这样，有部署，拿着社条（规则），给大家说一下，双方进行棍棒比赛，比赛的程式和相扑比赛、擂台赛基本是一样的。
周伟良：从相扑比赛和棍棒擂台赛可以看出，近代体育比赛的几个要素在宋代都具备了。这是我们讲的宋元时期，武术作为完善期体现出来的三个特征。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武术发展史上的成熟期
周伟良：下面我们再简要介绍一下自宋元以后进入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几个特征，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武术发展史上的成熟期，在很多研究者笔下也称为繁荣期，的确，每当我们回视那一段多姿多彩的武术历史时，不仅为它博大的文化气象所倾倒，我们常说的传统武术基本文化命脉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这时期的无数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包括武术理论在内的武术文化形态的成熟上。其中有三个方面我觉得最值得我们注意，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三个特征最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周伟良：第一，各种拳种大量涌现，门派林立。什么叫拳种门派呢？简单说，所谓拳种门派，是指除了拳术以外还包括器械以及拳法功理以内的，这点上应该说宋代的套子和关于枪法的出现是明清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传统门派的历史原因。根据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的记载，以及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和何良臣的《阵纪》等书，其记载又有不同.到了清代以后拳种名称就更多了，而且还出现了少林寺这样的习武圣地。同时形成了以套路为习武入门的训练方法，以克敌制胜为价值追求的练武目标，这充分反映出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精神，到现在，对我们的传统武术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周伟良：这种影响刚才说了，一是体现在他的习武方式上，由套路入门，我们习武一般都是按照规矩所要求的，入门之法就是套路。而练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击能力，有明确的价值追求，这种东西到现在都继续产生着影响。这是第一点。
周伟良：第二点，武术与气功发生了文化交叉，中国的古代气功属于导引文化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祛病健身，养性养身等多种价值取向在内的文化，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气功文化和武术文化都有各自的发展脉络，但是，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两者发生了交叉，这种交叉大概始于明代。
周伟良：从唐顺之最早写的《峨嵋道人拳歌》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记载，到了清代以后，许多拳种更是把练气作为习拳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功文化与武术文化的交融给明清两代的武术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这种交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把习拳和练气结合在一汽，形成新的拳种，比如清除太极拳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交融的代表。另外，根据八十年代的调查，比如山东地区的“文圣拳”，也是把气功和拳术相结合起来的一种活动方式，最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拳种，文圣拳。
周伟良：另外一种是把练气作为习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武术内功这个特殊的活动方式。关于这一点，清代华北地区民间教会和拳会组织中的武术活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因为习拳运气是这类组织活动的一大特征，当然，在气功文化影响下的武术内功，既表现出了和气功相一致的地方，但它毕竟受到武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武的规定下又展现出自己独立的文化个性和价值追求。什么追求？克敌制胜，提高自身的技击能力。
周伟良：第三部分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完善期第三个发展特征就是古代武术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古代无数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体现在，第一，武术理论和古典哲学文化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在很早时就对武术理论产生了影响，比如我们在讲先秦时代的武术发展时说到，《庄子》中已经用阴阳一词来称武术技术的变化，是比较早的。相比较之下，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五行学说对武术所产生的影响则要晚得多。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材料中，较早地把五行学说引入到武学理论的，当推明代的唐顺之，唐顺之在论述枪法时曾经用五行一词比喻各种枪法的变化。
周伟良：集中把阴阳五行学说，包括八卦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是到了清代的太极拳论中，清代乾隆年间人黄宗喻写过两篇文章，《太极拳论》、《太极拳释名》，在这两篇文章中把阴阳看作武术的变化，把进、推、左、右、中用五行比喻，再把太极拳中的八法用八卦加以说明，所以太极拳又称十三式。由于清代太极拳论是采用了一种中国相当成熟的哲学文化成果，因此它一经形成，对其他拳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伟良：第二部分，明清时期武术理论的发展体现在它形成了武术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我们根据明清两代的武术拳理，通过归纳可以看到，已经形成了一个师徒传承、习武方向、价值取向等相同的理论认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武术理论中的许多场景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有关师徒传承，比如在明代，有人提出“传拳授道，贵乎传人”，选择传人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德。已成为整个习武界的普遍认识。德行如何做好对老师也提出了相应的规范，比如戚继光就把习武者能否确立师道视为习武者能否有成的一大关键。
周伟良：另外，在训练方面，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地提出了有关训练阶段、训练方式等一系列观点，在训练阶段上，明清之际吴殳的《手臂录》以枪为例，提出开始阶段练枪时，枪应该是纵使扩大，然后要谦虚谨小，最后要追求平淡脱化。稍后乾隆年间的黄宗喻，就提出了“招熟”、“懂劲”、“神明”，我们把它称为习武三部曲，黄宗喻的习武三部曲应该说和苌乃周讲的是一个意思。
周伟良：因此，习练武术由拳法开始，这是中国武术训练的基本样式。综观世界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两两相当习武之道的练习方法，但是以拳法为武技之源，以套路为法，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和方式。
周伟良：刚才我们简要就武术在秦代一直到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做了归纳，毫无疑问，上下五千年中华武术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几点，第一，主要是让观众们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基本情况有一个了解，第二，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也是中华武术最基本的方面，由于时间关系，第二讲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