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师生恋”:对妻子的爱感动上苍

2008-03-03 16: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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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同一粒尘土,无论怎样飞扬,怎样喧嚣,到末了,还是要落到自家的土地上;一个丈夫,如同一片树叶,无论它怎样张扬,怎样由绿变红、变黄,到末了,还是要落到自己妻子身边……”——袁隆平

袁隆平

向学生发起爱情攻势

1953年,袁隆平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从重庆湘辉农学院(今西南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湘西安江农校教书。

光荫荏苒,袁隆平大学毕业一晃就几年了,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姑娘们都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一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候的袁隆平生活太随便,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

袁隆平在农校教书时,邓哲是他的学生。当袁隆平托邓哲的同学向她提亲时,内向的邓哲顾虑重重。“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算怎么回事?将来我怎么称呼他?他都30多岁了,比我大8岁,会不会年纪相差太大了?”但袁隆平似乎认准了邓哲——这个安静秀气的安江妹子做妻子。

33岁的袁隆平和25岁的邓哲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举行了一个非常俭朴的婚礼。在邓哲眼里,袁隆平是个浪漫心细的好丈夫。新婚没几天,袁隆平就兴致勃勃地邀请邓哲去游泳,这让邓哲颇觉意外。邓哲回忆说:那天袁隆平开会开到晚上11点,回到家非拉她去游泳不可。临出门前,袁隆平特意拿了一把小剪刀。邓哲问他游泳拿剪刀干什么,他说河里有许多渔民布下的鱼网,黑灯瞎火的要是游泳时碰到鱼钩,就能马上剪开帮她脱身。邓哲听完这句话心里暖和得很:“袁先生是个心细如丝的人。这个老公我找对了。”

1990年,袁隆平一家从地处怀化黔阳的安江农校搬到长沙市的新房。新家安了煤气热水器。每次邓哲洗澡,只要二三分钟没有听到流水的声音,袁隆平就会大声喊——“邓哲!邓哲!”起初,邓哲还埋怨,心想自己洗个澡还喊个不停,就含着怨气地回答他:“你喊什么,洗个澡都不消停。”袁隆平听到邓哲出声了也就不喊了。后来,邓哲才知道,袁隆平是担心她煤气中毒,隔一段时间听不见动静就要喊她两声,只有邓哲应两句,他才能放心。邓哲嘴上嫌他“烦”,心里却美得很。

所有的问题都替你扛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上级为了让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研究搞下去,决定调袁隆平到省农科院工作,而妻子邓哲未能随调,只好带着孩子留在了黔阳。袁隆平这一走,夫妻双方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异地分居生活。理解支持丈夫的邓哲毫无怨言,独自用弱肩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在外人看来,袁隆平夫妇感情甚笃,是夫唱妇随的楷模。邓哲笑着说结婚过日子,哪有锅碗瓢盆不磕碰的。但这些磕磕绊绊的事情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的分歧,只是立场不同,争争嘴而已。作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员,邓哲偶尔能听到来自同事们的声音,而这种声音袁隆平有可能是听不到的。好心的邓哲会把这些下情上达一下,不料却遭到袁隆平的“炮轰”,袁隆平让邓哲不要插手研究所的事情。邓哲则以自己是研究所的一员而争取“话语权”。“吵过两次,就两次。没有结论。我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我的话没有,没有下文了。”邓哲说,夫妻俩从没有过大的争吵,工作上很少,生活中更没有。“我基本上都听袁隆平的,想吵架都没有机会。”

“人家把他说得太好了,很多不是他专业领域的事情,他也未必熟悉。”在湖南安江时,邓哲快生第二个小孩了,母亲来家里照顾她,需要增加一个床铺。邓哲在学校借了一张有架的床,只需要袁隆平抽时间按照结构拼凑拢来就行,“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袁先生做不来,怎么拼都不是张床的样子。”

邓哲和袁隆平结婚很长时间过的都是两地分居的生活,在安江工作时两口子一年才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一起。直到邓哲50岁以后,全家才迁往长沙,住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夫妻才真正朝夕相处。

1974年冬天,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患胃癌,住在重庆市第三医院。他父亲身边的人给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发来了病危电报。那时,袁隆平正在海南进行育种试验,抽不出身来,袁隆平的妻子邓哲日夜兼程从安江赶到重庆看望老人。1975年1月3日,袁父去世,她代替袁隆平送终。老人身边,其他后人都到了,只有隆平缺席。他父亲在弥留之际表示:隆平正在忙着搞杂交稻试验,重任在身,无论如何不要他回来。事后,邓哲含泪给隆平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去世的事,并告知他把大儿子从重庆接回安江了。此前,大儿子是放在袁父和袁母华靖身边带养的。华靖早年毕业于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英语很好,对小孩教育细心。

袁隆平有三个儿子,却只有一个是“属于他的”,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是属于奶奶的,老三从小跟着外婆过,属于外婆。只有老二,5岁的时候,袁隆平出差带着他去海南、广西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这么说,这个老二才是他爸的”。

袁隆平给孩子取名也是有意思的,他有三个男孩儿,分别取小名为五一、五二、五三。他说:“我家孩子是单一品种,都是雄性,要有个女孩多好!”到了下一代,他的愿望得以实现,有了大孙女又有了二孙女,两个孙女的名字都是他取的,有意义又富有幽默感:大孙女叫袁有晴,因为出生前一直不停地下雨,生下当天,雨过天晴。第二个孙女是2005年2月18日生的,这天正好逢农历的“雨水节”,便取名“袁有清”。他说:“这两个名字不但叫起来顺口,而且合起来有晴有清,晴就是太阳,清就是雨水,有太阳有雨水,万物自然就会茁壮成长。”

他对妻子的爱感动上苍

在袁隆平的记忆里,曾经有一段几乎令他心碎的“黑色”日子。1982年除夕,袁隆平十多年在南方育种第一次回家过春节。正月初二那天,妻子邓哲因突然患急性病毒性脑炎,被送进了怀化地区医院抢救。祸不单行,紧接着,他80岁高龄的母亲也患了重感冒,在家卧床不起,岳母又患脑血栓住进了黔阳县医院。这突如其来的病魔的袭击,给原本其乐融融的家庭以沉重打击,忙坏了本来就不善于操持家务的袁隆平。

他除了紧急动员3个儿子分头服侍病人外,自己则忙不迭地跑三个地方轮流照料病人,从挂号、缴费、拿药,到买营养品、端屎端尿、端茶喂饭,忙得焦头烂额。好在安江农校的老同事曹胖公夫妇及李代举他们热心帮忙扫地抹灰,洗干净几大盆脏衣服,否则袁隆平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堆家务活。

那时,邓哲躺在病床上深度昏迷不醒,将近半个月没有睁开眼睛,靠输液维持生命。袁隆平白天照料病中的两位老人,晚上几乎夜夜陪伴在妻子身边。他深情地看着妻子孱弱苍白的脸,柔肠寸断,半是内疚,半是心酸。他喃喃地说,都是我不好,我不是好丈夫,你是累病的呀,可我没办法呀,我离不开杂交水稻,禾苗也离不开我呀,老天不公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邓哲,我在你身边,守着你,护着你,你就醒醒吧……说着说着,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更加精心照料妻子,回报妻子这么多年对他对家庭的付出。他为她抹身子、换衣服,一勺一勺地喂鸡汤;为她背唐诗,讲故事,轻轻地用英语唱《老黑奴》。他知道妻子心里明白他在为她祝福、祈祷,为她做丈夫该做的一切……也许是苍天有眼,好人有好报,他的真爱和一片痴情感动了上苍,连死神也悄悄抽身而退,不久,邓哲终于睁开了眼睛,神情恍惚地看着丈夫,深情地吐出几个字:袁先生。

“谢天谢地,你总算醒了!”袁隆平高兴得孩童般地笑了,笑得格外开心。接下来,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隔一小时帮妻子翻身,为她按摩。一个月后,邓哲出了院,并且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2006年邓哲和单位同事在去延安参观的途中遭遇车祸,她的腿严重骨折。身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袁隆平因为担心邓哲,等不及会议结束,做完报告的当天就赶到了西安。“在电话里听秘书形容我的病情,他还是担心。只有亲眼看见我的情况他才能松气。这么多年了袁先生这份细心的爱还是蛮感动我的。”邓哲说。

邓哲63岁时学会了开车,考的是自动档的Z牌照。“当初征求袁先生意见,他还是特别支持。我学了一个月,很轻松过关。”但是袁隆平虽然鼓励妻子学车,却不太主张她常开,更不敢请老婆当自己的司机。邓哲说有一次两口子去城里办事,袁隆平坐过一次她开的赛欧车。虽然邓哲开得有板有眼,但是袁隆平心里还是发虚。“他害怕坐我的车,可能我年纪大,他不放心。”会开车的邓哲想自己开车出去遛遛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袁隆平总要看看四周,只要家里有年轻人可以当司机,邓哲就别想摸方向盘。

“袁先生现在对我管得越来越严了。”邓哲爽朗地笑道,紧接着她幸福地补充了一句:“有人管你,说明疼你,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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