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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以宾
据北京日报报道：前几年在京城风风火火买房的温州和山西大款现在开始“出货”了———抛售手中囤积的北京商品房，其中最多的一位准备出手400多套。也就三四年工夫，北京万年花城的房价从每平方米五六千元涨到了一万五六千元，其他楼盘的房价差不多也翻了一番多，不少炒房客准备“套现”了。以万年花城为例，一平方米赚一万元，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就赚100万元，可以想见，当年的炒房团将在京城房地产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满。
就像股市一样，某些炒家的暴富常常建立在无数散户亏本的基础之上，然而炒股并不被认为是剥夺乃至掠夺，因为游戏规则明摆在那儿，只要遵守规则，谁赚谁赔皆无话可说。房地产市场毕竟不一样：炒房导致泡沫，直接损害普通购房者的利益。出于实际居住需要的普通购房者毕竟不是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的利益被掠夺，本可实现的住房权利被剥夺，其非公平性、非道德色彩比股市上的“剥夺”要严重得多。
尽管如此，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却给予了炒房者以及炒房团过度的理解和宽容。
一是情感上的宽容。市场经济允许投机，而“炒”是投机的典型方式之一。任何一种“炒”都需承担风险，且收益与风险成正比。也许基于此，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炒房者是相当宽容的。按说，经济就是经济、市场就是市场，对任何投机行为都不能简单用道德标准予以衡量，更不能指望投机者人人都变成慈善家。然而它需要一个大前提，即这个市场是成熟的，因此也是公平的。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非一个成熟、公平的市场，因为构成该市场的非市场因素太多。对于这种背景下的市场投机行为，用道德标准衡量一下乃至约束一下并非苛刻。
二是理论上的宽容。虽然零散看到过专家对商品房特殊性的说法，但完整的理论体系始终未能形成并指导实践。既然人人都知道土地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既然土地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并容易导致其价值观的“非民生”、“非公平”倾向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那么，对商品房属性的理论认识就要到位，理论论述就要明确。因为一方面，这是理论工作者的社会使命，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政策的建立完善亦需要理论依据。
三是政策上的宽容。从政策层面看，我们这个社会对炒房者同样是相当宽容的。早几年只有某些地方政府出台过“禁炒令”，但作用十分有限。近年来的第二套房贷政策对大规模炒房者的抑制作用似乎也并不大。
四是舆论上的宽容。几年前温州、山西炒房团大规模进军北京，此时新闻监督的责任不仅仅是高度关注，而且应对政府以及市民发出预警。然而笔者从媒体上看到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说法却是：炒房团并不会导致泡沫，。
因价格畸高、节节攀高而买不起房的普通市民对炒房团当然是反感的，然而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却难以从理论上、政策上以及舆论上对炒房团进行制约。至于操控理论、制定政策、负责舆论的人，在情感上对炒房团以及炒房行为却是接受的。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生怕本地房价涨得不够、涨得不快，因为房价背后隐藏着他们太多的利益。
由此笔者呼吁：从“民生”计议，从“公平”计议，从金融的安全计议，我们这个社会能否应对炒房团的“宽容”收敛、再收敛一点？
(本文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刘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