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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寒假期间，冰天雪地，与朋友围炉夜话，其乐融融。我的这位朋友，作为法学界的精英分子，在经历了艰难曲折之后，终于在商业领域取得了骄人业绩。可是，酒酣耳热，这位法学界曾经的翘楚却出语惊人，他认为中国的不少法律研究者、工作者没有教养，并对法学院毕业生的所作所为大加批判，用词之激烈，足以醒酒。
分手之后，我辗转反侧。近些年来，不少法学院都办成了职业教育学院，着力培养一批法律实用性人才，难免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欠缺。再加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一些法学院毕业生急于脱贫致富，所以难免会利用法律专长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如果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法学教育，或者只看到法学教育的不足，那么难免会有偏激之词。
法学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特殊职业教育，它不能也不应该担负起人文基础教育的功能。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学教育既不同于美国的法学教育，也不同于欧洲综合性大学的法学教育，中国的法学教育几乎是专科教育。法学院本身不甚重视人文基础教育的内容，又没有其他相关学科协同教育。在法学课程设置上，过分强调法律技巧的运用，培养法庭上的“赳赳武夫”。好在现在法学院都在逐步转型，增加人文基础教育的内容，而一些大学合并之后，也实行所谓的通才教育，在法学专业课程基础之上，增加了许多经济、信息、管理方面的课程，这说明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所谓缺乏“教养”，法学院需要承担部分责任，社会同样需要承担责任。现实生活中，一些法官容易把自己凌驾于当事人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群缺乏“教养”的社会特殊人士。其实，法官的经验来自于实践，法官的洞察力来自于生活。在西方一些国家，处理细小法律事务的法官，大多来自于社区。为了防止法官盲目照搬教条，做出背离常情的判决，有些国家还引入陪审团制度，让社区居民充当案件事实的认定者，从而确保判决合乎法理人情。
现在，有人把任何与法律有关的研究者、工作者都称作法学家，实际上作为法学家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三点：第一，应把追求平等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信条，并且贯穿在实际行动中。第二，应有真知灼见，能够详细解释法律文件，并且能对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案件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第三，应具有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能以宽容的心态分析法律现象，把法律看作是展现人性的文明结晶。所以，真正的法学家都是有教养的人，而那些没有教养的法律工作者，则不能被称作法学家。
现在法学院培养的法律工作者很多，但是其中一些人把法律知识看作是取得某种权力或者财富的手段，而不是营造平等社会的基石。尽管他们可以非常流利地使用现代法律语言，但他们实与“绍兴师爷”区别不大。不能把这些人等同于法学家，污辱法学家这个神圣群体。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乔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