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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晨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日前透露，最高院正在力推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纳入即将公布的十一届人大立法规划，其修改方向为“从制度上排除干扰行政审判的各种因素，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在修订完成后，“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这一抽象行政行为也可成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1月18日《新京报》）。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对行政机关出台的文件、规定等抽象行政行为(即所谓的“红头文件”)的审查，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日益加快，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越来越被诟病。
从理论逻辑上讲，“红头文件”的合法性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基础，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和前提。不难想象，如果政府的“红头文件”不规范、不合法，必将导致按照这一文件精神实施的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的连锁反应。即便有人就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也只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造成违法、违规的源头不消除，还将有更多行政相对人受到利益侵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起诉一个“红头文件”，比起诉100个具体行政行为显得更为重要。
法学家姜明安先生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一书中写道：“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世界各国在行政诉讼制度初创时期，一般都不作为法院受案范围。但随着民主、法治的完善，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对行政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发展，抽象行政行为在以后可逐步作为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成为法院受案的范围。”目前在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都针对抽象行政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如美国称之为司法复审，不仅对行政行为有审查权，而且对立法行为也有审查权，即违宪审查。再比如德国，设有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当具体行政纠纷涉及到法规、规章时，就可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实施了近18年，中国法治环境也日趋完善，可以说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因此，将“红头文件”的审查纳入司法审判程序，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本文来源：中国保险报 作者：袁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