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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劫富济贫是正确解读《水浒传》第一把重要的钥匙
周思源：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这四大名著当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水浒传》。尤其是对男孩子。因为《水浒传》的文字比较容易懂，而且故事情节曲折，许多孩子，小学五年级，最多初中的时候都已经读过了。因此从建立健全人格上来说，正确地理解《水浒传》是很重要的。
周思源：在《水浒传》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印象，这些梁山好汉们劫富济贫，由于劫富济贫，所以他们是梁山好汉，由于是好汉，所以他们劫富肯定是济贫的，其实劫富济贫成为了一个预设的命题，大家认为他劫富以后肯定济贫了，既然是劫富济贫，当然这个人就是好汉了，所以成了一个预设的命题，反过来呢，因为他们是好汉，劫富之后肯定济贫，所以又变成了一个循环的命题。
周思源：其实从逻辑学角度来说，这个预设命题和循环命题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没有经过论证，所以弄清劫富济贫是正确解读《水浒传》的第一把重要的钥匙。
周思源：我为什么要说是解读《水浒传》的“钥匙”呢？我们可以这么打比方，像四大名著，还有哲学、文化方面的历史经典，有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等等，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座大的园林，一个大宅院，或者一座现代化的大楼，那么这个宅院、这个大楼肯定有好几个门，有正门，后门，旁门，角门，你要进去，总得有几把主要的钥匙，所以我感到，我们在阅读经典，解读名人的过程当中，要善于找到这些解读的钥匙，入门的钥匙，《水浒传》的第一把重要钥匙就是劫富济贫，因为你只有弄清了劫富、济贫，才能弄清梁山好汉等一系列问题。
周思源：我们来看一下，劫富济贫，打劫过路客商是许多梁山头领上梁山之前的主要生财之道，而且在上梁山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也是梁山头领们的主要生财之道之一。所以劫富济贫就成了弄清《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个基础性的课题。
周思源：在这儿有几个问题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在当时，在古代，富了，是不是就应该被劫呢？第二个问题，谁有权去劫富呢？第三个问题就更重要了，劫富所得之财，究竟归谁了？是否真的济贫了？此外还有，济贫是不是一定要劫富啊？还有一个问题，劫富济贫对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没有好处？它反映的是不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周思源：《水浒传》的故事反映的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它的成书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成书于元末明初，也就是说，从十二世纪初到十四世纪末，大概有两百多年，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作为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摆脱成见，不迷信权威，客观地、科学地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现象和艺术现象。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看待这些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它在艺术上的表现，那么历史就有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类似的重演，这种新形式也许是以犯罪的方式出现，但是也可能以正义，乃至革命的名义出现，这样对社会和公众所造成的危害就很危险了。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智取生辰纲”
周思源：我们来分析几个案例，当然了，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智取生辰纲”，“智取生辰纲”在《水浒传》当中是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几十年来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受到了数以亿计的中国青少年的熟知和欢迎。甭说别的，我在五十多年前上初中的时候，初二语文课本里就有一课《智取生辰纲》，当时听得真是津津有味，后来我教中学时也教过《智取生辰纲》。作为教材的选段一般就是到生辰纲被晁盖、吴用等人取走了，杨志眼睁睁地看着那八个人离去，挣扎不起。由于他喝酒喝得少，所以他醒得快，最后杨志悻悻下山。
周思源：所以在中学生没有阅读原著的情况下，只看到了智取生辰纲的过程，并不知道生辰纲的下落究竟如何，反正老师说了，劫富济贫嘛，那当然是好汉行为啊，没问题。如果读了原著之后，一般来说，大家也不会怀疑生辰纲的下落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小说里写得清清楚楚，晁盖、吴用他们后来上了梁山，他们曾经把生辰纲的一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梁山的头领和小喽罗，不但如此，还把他们自己庄子上带出来的财产拿了一些分给小喽罗。看来这劫富还真是济了贫了。
周思源：可是如果我们读得仔细一点的话，我们深入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看来就不那么简单。为什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没说十万贯生辰纲被晁盖、吴用等人夺去后，究竟拿出多少来分给梁山上的七百八小头目、小喽罗和其他的头领。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要把十万贯到底值多少钱，它是个什么概念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性质，涉及到问题严重性的程度。咱们想想，一个小偷偷了一百块钱和偷了一百万，尽管他偷的是贪官的钱，但是偷一百跟偷一百万性质是不一样的。贪官贪一百块和贪一百万，处理起来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
周思源：我们来说说。十万贯的贯，一贯就是一千个铜钱，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把一千个铜钱用麻绳穿起来，叫一贯。宋元的时候叫“一贯”，明清的时候，特别是清代，叫“一吊”。一贯跟一两银子谁值钱呢？一两银子值钱，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两贯到两贯半。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因为古代铸造铜钱不是在一个地方，可以在好几个地方铸造铜钱，而且不同朝代的铜钱有不同的标准，不同朝代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之所以一两银子值两贯到两贯半，这还是属于比较好的铜钱，甚至有的还超过两贯半、三贯的，为什么呢？看铜钱的含铜量和整个的重量。有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朝代，像唐代的开元通宝，清代的乾隆通宝，一看那铜钱，黄澄澄的，份量很重，很沉，像这种就是一两银子两贯。一两银子，两贯铜钱能办多少事儿？我们看《水浒传》里面有一回写到武松回来要给他哥哥报仇，找到了卖水果的小孩儿运哥儿，请他作证。在古代审判的时候，证人也要被衙门拘押起来的，小孩儿没法儿做小买卖养家了，所以武松拿出五两银子给他，要他帮他作证，让他用这五两银子养家。运哥儿一想，有这五两银子我就可以让我老爹生活个三五个月没问题了。当然了，他指他老爹也就是指他一家子。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一两银子可以使一家普通人生活得不错。
周思源：另外我们想一想，十万贯相当于五万两银子，这五万两银子可以办多大的事儿呢？我们知道，北宋的时候为了跟北方的强敌辽国议和，北宋被迫尊辽国的箫太后为叔母，就是婶婶，每年给她十万两银子，另外还有二十万匹绢，这样辽国就跟北宋议和了。当时北宋在西边还有一个强敌，就是西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为了让西夏放弃帝号，向北宋臣服，不叫皇帝了，就叫西夏王，北宋每年给它七万二千两银子，再加一些绢，还有茶叶。咱们看，北宋为了取得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宁，和辽国打了好多年仗，《杨家将》不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吗？为了取得西部边境的安宁，向两个强敌妥协，一个是十万两银子，一个是七万二千两银子，就把事情摆平了。可想而知，这十万贯，也就是五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周思源：还可以再用别的例子来说明它，这十万贯在当时是多么值钱。北宋官员的俸禄，文官最高的是宰相，武官最高的是枢密使，枢密使就相当于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的样子，他们俩的月俸是三百贯，一百五十两银子。一年就是三千六百贯。十万贯得多少年？得三十年的薪水，除了每月三百贯还有点儿柴火、米啊什么的，那就有限了，加起来最多五百贯吧。所以这“十万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都是民脂民膏，不义之财，毫无问题。
周思源：那么这个不义之财取了怎么样呢？因为小说里不是写了嘛，他们当时上了梁山，不但把生辰纲里的一部分拿出来给了梁山其他人了，而且还把自己庄上带来的财帛，就是钱和丝绸，因为丝绸这个东西不仅可以做衣服，而且本身还有货币功能。看来真的是济贫了，但问题就在这儿，他没写晁盖他们到底拿出了多大比例分给大家。这个问题咱们就需要来点儿小小的考证。
周思源：有些朋友对考证有点儿反感，总觉得考证就是繁琐，就是没用，实际上考证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但古代有用，现代也有用，它就相当于自然科学当中的实验，比如搞自然科学的说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你得邮政局啊，你得拿出你的实验数据来，通过这个实验数据，别人就可以把你做的实验重新做一遍，做出来的结果一样就证明你的发明能够成立。考证也是这样，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在研究某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有什么观点，我怎么验证呢？怎么证明我的发现是对的？就需要有根据，有材料根据，这就是考证。所以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离不开考证，谁也不能不做考证，区别就在于什么呢，有些人的研究方向考证得用得多点儿，他用得比较好。有的人用得少点儿，用得不太好，甚至不会做。现在我们来考证一下晁盖他们上山以后给梁山原来的头领等七八百小喽罗多少呢？书上没交待啊，可是书上写到，晁盖他们上山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一次抢劫，这次的抢劫因为过路客商比较多，所以晁盖他们几次派人增援，从好几个方面来围追堵截，最后抢了二十多车财物。这二十多车财物抢上山来以后怎么分配呢？小说交待得很明白，晁盖说这样，每一种都拿出一半入库，以后山寨需要用的时候再用。这就去了50%，剩下的一半再分成两半，也就是各25%，一份（25%）由11位头领，白胜等七人，山上有四位头领，包括林冲、宋万、朱贵，这25%由11位头领平分，剩下的另外25%由山上的七八百小喽罗平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回抢劫所得，每位头领所分到的是小喽罗们的70倍。我们想一下，这回抢劫，梁山原有的头领和小喽罗是有份的，因为他们参加了，都下山了，好几百人呢，那么他们理应所得，所以他们分得比较多了。
周思源：可是智取生辰纲，梁山人物可是一个都没参加，而且从小说、故事来看，这事儿可能连晁盖庄子上的庄丁，他的庄客可能都不知道，没写。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晁盖从生辰纲里面拿出来赏赐给梁山上那七百八小喽罗的肯定是微乎其微，极少。因为别人根本没参加嘛，参加的也才不过得了七十分之一呢。
周思源：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晁盖他们的这次抢劫和智取生辰纲以后，我想绝大部分，这十万贯最少有八万贯都被他们八个人瓜分了，甚至可能九万多贯，每个人分到一万多贯。这两个事情有没有代表性呢？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在《水浒传》当中写到的各个山头打劫过路客商，具有普遍性呢？我们来进一步考证。
周思源：第五回曾经写到一个例子，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有一次打劫，他们带领了小喽罗下山抢劫，杀死了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的财物，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怎么分配呢？周通提出两车财物分成三份，你、我（周通跟李忠）各得一份，每人33.33%，剩下三分之一，33.33%由山上的五七百小喽罗平分，由此我们可以算出来，周通和李忠这两个头领每人所得是小喽罗的五百到七百倍。
周思源：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打劫过路客商，抢劫所得的分配，这种比例具有普遍性，这种行为具有普遍性，分配比例也具有普遍性。我们得注意一个问题，晁盖这个人是比较忠厚的，比较好。上山以后，刚才我们讲了，要下山打劫过路客商，晁盖特别关照，只许抢东西，不要杀害过路的客人，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他只谋财，不害命。周通、李忠可就不行了，他不仅抢了两车财物，而且把七八个客商都杀了。因此，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当时各个山头的头领们，打劫过路客商也好、打家劫舍也好，他们劫富所得，分配的比例大体上就在70倍到500和700倍之间，因为小霸王周通这个人确实很坏，下面我们还会讲到他。晁盖这个人比较好，在梁山的头领当中是数得着的，所以劫富不济贫，劫富之后绝大多数所得都被极少数头领们所占有，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性，这个分配比例具有普遍性、规律性。
周思源：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历朝历代农民运动不断，为什么成功者寥寥无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农民运动的头领劫富没有济贫，劫富所得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瓜分、侵吞了，这种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导致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劫富济贫，不是必然的
周思源：那么劫富济贫，我们刚才讲了，它不是必然的，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劫富没有济贫，打劫过路客商在当时是不是一种进步行为呢？是不是一种革命行为呢？因为长期以来劫富济贫、打劫过路客商都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正当要求，是进步行为。不，我们看一下《水浒》。
周思源：《水浒》里写到了在北宋末年时，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我们只要看一下鲁智深，他不是在五台山出家吗，当时在雁门关附近，到了代州雁门县，这是北部啊，在古代是属于边塞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但看看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一百二十行买卖，各种各样的货物都有，商店林立。鲁智深从五台山下山到一个普通的小集镇，这个镇上光酒馆，光是不让鲁智深进去喝酒的就有很多，甭说快活林了，快活林还不是县城呢，光是大小客店就有一百二三十处。商贾云集。咱们想想，光是集镇商业就那么繁荣，当时京师汴梁城，后来成为南宋首都的杭州、苏州、扬州、福州、长沙、成都，这些都是十万户以上的大城市，还有北方的洛阳、河北南部的大名府，这些地方的热闹就可以想见了。《水浒》里写到洛阳和大名府，多热闹，多繁华。
周思源：我们知道，当时北宋的商业发达是世界第一，开封，后来的杭州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北宋的时候，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发达。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发达必定会导致市民阶层的出现。也就是说，除了官僚地主阶层，除了农民，还会出现一种新兴的市民阶层，那么商人、市民，他们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平等、竞争等方面，都必定会和封建专制主义构成矛盾和冲突。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促进封建专制主义走向瓦解，因此，打劫过路客商，杀害商人，夺取他们的财物，是不利于商品经济流通的，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是一种进步行为，而对这种行为不加谴责，反而以一种欣赏的态度去描绘它，本身不是一种先进文化。也就是说，在当时，比如说说书人、演戏的艺人，以及施耐庵、罗贯中有这样的看法就不奇怪，可是我们作为现代人一定要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有某种仇富心理，这种心理是不健康、不正常的。
周思源：在这儿就涉及到对打家劫舍、打劫过路客商看法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具体还拿智取生辰纲来说，这不是不义之财吗，取了也就取了，因为这些财富都是贪官污吏贪来的，劫了又怎么了？不，这个问题咱们必须要弄清楚，咱们不能像刘唐说的那样，刘唐说“这是一套不义之财，取来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老天爷知道也不会怪咱们。刘唐、吴用可以这么想，咱们不能这么想。为什么呢？咱们想一想，如果把不义之财拿来自己挥霍了，因为刘唐跟吴用他们都说了，取这一套不义之财来干嘛？咱们快活一生啊。他取了不义之财，劫富不是为了济贫，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快活。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这个财是不是不义，还要看到他们取这个不义之财的结果是不是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目的、动机，还要看过程，还要看结果。
周思源：吴用他们夺取不义之财，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世快活，实际上也是这样，他们取得了十万贯不义之财之后，哥儿八个瓜分了，阮氏三兄弟回石碣村享福去了，如果不是东窗事发，每个人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这不得了啊，每个人都成了大富翁了。咱们说“腰缠万贯”，“家财万贯”，万贯就意味着非常有钱了，万贯什么概念？意味着有一所大宅院，有一群奴仆，而且中国人古代是不喜欢存钱的，最重要就是要买地，有一处大宅院，还要有一处大买卖，买了不少地，当然了，他手里肯定还有不少现金。所以说“腰缠万贯”、“家财万贯”，那就表示非常有钱。可是我们想，这个不义之财被吴用他们夺取了之后，主人改变了，它的性质改变了没有？没有改变。不义之财仍然不义，因为智取生辰纲实际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形式，结果这十万贯不义之财由一些掠夺者，从梁中书手里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手里，财产的主人改变了，但是财产的性质没有改变。
周思源：如果我们认为生辰纲十万贯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脂民膏，就应该夺取，取来以后花了没问题，如果现代人还这样看的话，那么小偷偷贪官，甭说有罪了，小偷偷来贪官的钱以后去挥霍，不仅无过无罪，而且还成为了梁山好汉式的英雄，应予表彰啊，这岂不是荒唐吗？所以劫富不济贫，极少数头领把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这便是古代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周思源：在这些人上梁山之前是这样，他们上梁山之后情况是不是完全改变了呢？不。这些头领上山之后，甚至宋江上山之后，打劫过路客商，打家劫舍，依然是梁山泊和小喽罗的生存之道，《水浒》里多次写到这一点，刚才不是说了，晁盖上山以后紧接着就下山抢了二十多车财物，晁盖得到朱贵的报告，说今天晚上有车队经过。晁盖不是说嘛，“正好山寨缺钱”，就派人下去，你想啊，晁盖他们七个人上山，带了十万贯生辰纲的绝大部分，一部分分给了白胜，另外的七个人肯定带了很多，怎么会缺钱花？何况原来的王伦时期就积攒了很多钱，你看他每次打发人走都是大银子，所谓大银子都是二十两以上、或者五十两以上的才叫大银子，十两五两都不叫大银子，一端就是一盘，准备打发林冲走，打发晁盖他们走，实际上梁山并不缺钱，但晁盖照样打劫。后来宋江上山以后呢？在这方面的情况没有明显的变化，至少是很长时间内没有变化，有一次李逵不是要下山嘛，宋江不让他去，去找公孙胜，当时不是让代忠去嘛，李逵非要去，宋江当时说，“要是冲州撞府，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这事儿你去。”意思是找人这种事儿你不合适，你别去。就是说，当时打家劫舍还是经常的。
周思源：我们再看九十回，宋江征辽取得大胜，班师回朝经过五台山，宋江和鲁智深就去拜见鲁智深当年出家的师父，智真长老，鲁智深就拿出了一些钱财和绸缎送给长老，宋江也拿出了一些钱财手段送给长老，智增长老两次都坚决拒绝，而且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无义之财，就是说，你们这些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他坚决不收。
周思源：还有九十九回，宋江征方腊之后，回到朝廷，朝廷赏赐封官之后，宋江回了一趟老家，还愿，因为他当时躲在九天玄女娘娘庙避难曾经许愿将来要重修这个庙，结果他重修九天玄女娘娘庙的时候拿出了五万贯，就是两万五千两银子，咱们知道宋江在《水浒》九十九回时，他的钱已经不是梁山集体的钱了，他拿出来的完全是个人的钱，因为在招安之后，梁山已经把钱全部都分掉了，把东西都拍卖了，或者送给了老百姓，然后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些钱。我们想，宋江本来只不过是县里的一个小吏，不是官啊，因为过去县里就三个官，知县七品、县丞八品、管治安的县卫九品。吏是没有品的。咱们想想，北宋的宰相一个月才三百贯，北宋的官员等级一共分四十一等，像宋江这样的，四十一可能都进不去。他在县里当一个押司，一个月能有几贯？他本人家里也不过就是个中小地主，不是特别有钱的。那么他哪来那么多钱？他一下拿出五万贯，肯定他自己还留了不少呢，这些钱很明显就是他上梁山之后打家劫舍所得。有读者可能会说，当时征方腊回来以后皇上封赏，给他们金银一千两嘛，金银一千两就是赏了一部分金子，一部分银子，总共合起来一千两，一两金子等于十两银子。即使一千两金子，那不就是一万两银子嘛，可是修九天玄女娘娘庙就是五万贯，两万五千两银子，还差一万五呢，何况小说上写得清清楚楚，给的是金银一千两，因此，应当是既有金子也有银子，合银子是一千两。所以宋江的这些钱，主要是上梁山之后打家劫舍所分到的钱。
周思源：小说里类似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比如燕青走的时候，征方腊之后燕青后来离开队伍了，没回汴梁，他就挑了一担属于他的金银珠宝、财帛走了。之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把打家劫舍看作一种好汉行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和危害性，这和我们文化心理当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有关系，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孔子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和孟子说的“为富不仁”的论断。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有特定的语言环境，我们理解经典不能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孔子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因为鲁国的大夫季实（音）贪得无厌，他想要霸占鲁国的一个附庸小国，孔子的意思是，你不要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就会引起很多社会矛盾。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也是这样，不是说富了就不仁，仁和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孟子当时是借用养虎的话来说，意思是，作为国君应该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不要只图自己富裕，不能贪得无厌的求富，那样的话就会不仁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不能把富和不仁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世界上最有道德的话就是最穷的人，越穷越有道德，越富裕就越没有道德。这样的话我们怎么由温饱到小康，到富裕呢？如果那种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为了保持道德水准高，就要永远贫穷？这显然是荒唐的。
周思源：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