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的为与不为

2007-11-06 09:59:51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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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言咏

蒋梦麟,从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成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这番书写浓墨重彩。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

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

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

蒋梦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蒋梦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离美回国。

蔡元培认为绍兴中西学堂主要人物有四:马用锡、杜亚泉、蒋炳、胡道南。1900年,杜亚泉因在校中与蔡元培一起传播新思想,与校董会发生冲突,与蔡同时离开中西学堂。

到了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

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彼时,蒋梦麟已经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伙伴——在哥大期间,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适也在此求学,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蒋梦麟与胡适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

在美国 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这种思想反映在他日后在北大的学科布局。

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评议会”与“选科制”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辞旧聘新”与民主意识

1930年,蒋梦麟受蒋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五个大学有兼职,钱钟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形容那段时间“教授根本就没有心思教书,比早几年下海还厉害。”

蔡元培曾经倡导的评议会,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谋私利的地方。为了自己的“饭碗”稳定,评议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重掌北大的蒋梦麟,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最大的变化在于,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曾经一手创办的评议会被取消,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

蒋梦麟上任,曾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请新人,你们去做”。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蒋梦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门户之见”,甚至“独裁”。

“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蒋梦麟得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请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学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学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学院包括刘志易等2人。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马勇说,“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李啸天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言咏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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