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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船计划经理乔治·洛随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仍在12月份用“土星”5号发射指令与服务舱，但不带真登月舱，而是带着一个模拟登月舱一路飞往月球。这样，我们就可在花必要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解决登月舱问题的同时，使整个计划取得最快的进展。洛曾和吉尔鲁思、克拉夫特和斯莱顿在载人航天器中心探讨过这样一项任务的可行性；当他打电话通报他的想法时，我正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结果那天下午“阿波罗”计划管理队伍召开了一次会议。按当时我们所在的位置，位于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成了中心点。我的副手乔治·哈吉和我同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德布斯和佩特龙一起飞到了亨茨维尔。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的冯·布劳恩、里斯、詹姆斯和理查德已在那里。吉尔鲁思、洛、克拉夫特和斯莱顿也从休斯敦飞到那里。
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设计出一项灵活的飞行任务，以便使我们能根据多种因素，包括“阿波罗”7号的飞行结果，让“阿波罗”8号进行地球轨道飞行，或者飞到距地球几百或几千英里的地方，或者进行月球飞越，或者在月球轨道上飞几个小时。3个小时的会议并没有发现任何“大不了的问题”。完全相反，虽然还有许多细节需要重新研究，这一办法看上去确实可行。以往计划评审中那种郁闷的气氛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兴奋。我们商定5天后在华盛顿再开一次会。如果经过更全面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障碍，我将会飞往维也纳向我的上司、负责载人航天飞行的副局长乔治E.米勒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做解释。他们两人当时正在那里参加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起初我们觉得有必要前往维也纳，以免其它通信方式会向据信也在筹划他们自己的登月壮举的俄国人走漏风声。但最终我们认识到，我出现在维也纳可能会比通过越洋电话交谈引起更多的警觉）。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高增益天线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但克拉夫特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就算可能失去电视信号，这次任务采用全向天线也是可以安全完成的。登月舱用什么来代替呢？答案是已在马歇尔中心通过动力学计划的登月舱试验件。德克·斯莱顿想把麦克迪维特及其机组留下来执行登月舱的首次飞行任务。这样，原来安排执行E类任务的下个机组博尔曼、洛弗尔和安德斯就被提了上来，执行新确定的“阿波罗”8号任务。麦克迪维特的任务仍保留D类任务代号，而博尔曼的任务被贴上了“C′类”的标签。
一回华盛顿，我就把这一打算向韦布不在时的代理局长托马斯O.佩因做了陈述。佩因提醒我说，登月计划已经拖期了，上次飞行出了纵向耦合振动问题，3台发动机出了故障，而且我们还没飞过一次载人“阿波罗”任务；而“现在你却要加大赌注。萨姆，你真的想这么干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先生。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天内进行的详细研究没发现任何‘大不了的问题’，就作为一项灵活的任务实施。”佩因说：“我们要说服米勒和韦布可是很难的。”
他说对了。我通过与身在维也纳的米勒通话发现，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反应很冷淡。韦布先生对这一突然冒出来的建议及可能失败的后果显然也感到很震惊。
8月15日，佩因和我给韦布和米勒发了一封7页长的电报，提出了一份新闻稿的措词，说月球轨道飞行正被保留为12月份那次飞行的一个选择方案，最终决定取决于10月份发射的“阿波罗”7号能否成功。韦布在维也纳使用国务院电码做了答复，同意调换机组和改变进度。但他建议只说，在“阿波罗”7号之后将“进行研究并起草规划，以为确立最终任务目标留下应有的余地。”
佩因很“随意”地理解了韦布的指示，授权我在8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宣布调换麦克迪维特-博尔曼机组的同时，说明环月或月球轨道飞行是可能的选择。有人对我说，由于我反复地说“基本任务是地球轨道”，等于把月球轨道飞行这种可能性彻底否定了，以至于媒体一开始大都误解了我们的意思。
10月11日，肯尼迪角的天气很热，但当11时02分45秒“阿波罗”7号在两股桔红色火焰中腾空而起时，一阵舒适的微风使热度得到缓和。首次载人试飞的“土星”1B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发射，其第一级于2分25秒后脱落。S-4B第二级接替工作，使宇航员们第一次乘上了由液氢燃料推动的火箭。起飞后5分54秒，指令长沃尔特·希拉报告说，“她正像在梦境中一样飞行”。大约又过了5分钟，飞船进入地球上空一条140英里´183英里的椭圆轨道。S-4B和指令与服务舱一起飞了大约一圈半，然后分离。希拉启动了指令与服务舱的小火箭，以飞到S-4B前方50英尺处，然后使飞船掉头，以模拟对接。这是把登月舱拉出以便实施登月所要求的。次日，当指令与服务舱同S-4B相距约80英里时，希拉和他的同伴又在一次交会模拟中找到了这一毫无生息、正折着跟头的59英尺长飞行器，并接近到70英尺以内。
（来源：摘自《阿波罗月球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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