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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独家报道这种做法差一点就走到了尽头，肯尼迪的新闻秘书也确实宣布“水星号”计划结束后将不会再出现更多的这类合同。但1962年夏季的一天，约翰·格伦在与总统一起做航海旅行时，细述了与荣誉相伴的代价和风险。总统动了怜悯之心，所以在“二批九杰”入选后又有更多的合同签署。这次不仅有《生活》，还包括《田园事业》。但随着选拔出的宇航员越来越多，蛋糕越分越小，到最后每位宇航员每年只能得到3000美元的著作费。1969年曾有过一次大的反弹。当时《生活》杂志通过报业辛迪加在欧洲联合发表“阿波罗”8号至11号的故事，为60名宇航员和遇难宇航员的遗孀每人带来了16000美元的收入。
这些合同的一大优点是，《生活》和《田园》杂志为每位宇航员提供了价值50000美元的保险，事故遇难者的遗孀也得到了储备金。国会本来还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和保险，可越南战争堵死了这条路。谁能说死在太空的人就比踩上丛林小路上的地雷的人更有价值呢？
遗憾的是，这种来得容易的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阿波罗”15号宇航员通过不太规矩的手段来赚钱。他们向一位德国商人出售了400个未经授权的纪念封，每人得了8000美元（那位商人赚了150000美元）。三人退了钱，随后还受到了斥责。后来还发现，有15名宇航员未向斯莱顿和谢泼德两位上司打任何招呼，就每人出售了500套有他们签名的邮票，每套5美元（15人中的5人将其所得捐给了慈善机构）。德克和艾尔很是恼怒，但也没什么办法。如果说一个人能声明什么东西应归自己所有的话，那便是他的签名。不过，国家航空航天局还是下令禁止了这种交易，并对宇航员可以和不可以往太空带什么东西作了严格界定。
宇航员们绝不是全都一样。弗兰克·博尔曼在还未到领取驾驶执照年龄时就学会了飞机驾驶，尼尔·阿姆斯特朗也一样，但在同样年龄时，迪克·戈登正在考虑当牧师，迈克·柯林斯对“女孩儿、橄榄球和国际象棋”比对飞机更感兴趣，而吉姆·欧文在坐在商用飞机上开始飞行训练之前还从未坐过飞机。
约翰·格伦步入了政界，并在几次失望而归后，于1974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为俄亥俄州的美国参议员。艾伦·谢泼德通过《生活》和《田园》杂志合同获得的12.5万美元成了他孵化其房地产财富的鸡蛋。总是顺风顺水的博尔曼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然后到东方航空公司工作，并成为该公司的总裁。唐·艾西尔在泰国当了几年和平队（美国一种志愿者组织——译注）的负责人。与之不同的是，迪克·戈登到新奥尔良圣徒橄榄球队干起了行政工作，而迈克·柯林斯则成为史密森学会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阿姆斯特朗成了辛辛那提大学工程学教授，埃德·米切尔创建了一家专门研究超感功能的机构，而吉姆·欧文则成了原教旨主义的福音传教士。吉姆·麦克迪维特成为位于他的家乡密歇根州杰克逊市的消费者权利公司的行政官员，而吉姆·洛弗尔则一直在致力于经营休斯敦湾拖航公司。
他们中的某些人仍不时会出现在电视上或广播中：希拉为铁路做广告，奥尔德林出现在大众汽车广告中，阿姆斯特朗和卡彭特做银行广告，而洛弗尔则出现在保险广告中。柯林斯曾应邀按5万美元的价格做一个啤酒广告，但尽管也“喜欢喝啤酒”，他却没有答应。怕别人说他假正经，柯林斯承认他曾为美国储蓄债券做过一次义务商业广告，尽管他一次也没看到过这则广告。
如果说宇航员不时会陷入被公众误解的气氛中，那也并未影响他们以自己的技能和技艺来完成令人眼花缭乱的那些壮举。遍查历史画卷，你找不出有哪项行为能与他们的业绩相提并论，许多年内也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壮举。那么，就让我们都来为那些集技术与勇敢于一身，并仅用了一个年代就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小事一桩的青年们欢呼吧。
（来源：摘自《阿波罗月球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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