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11号将首次登月基本已板上钉钉后,报纸记者和一些国家航空航天局官员曾预测奥尔德林会是第一个踏上登月的人。他们的理由是,在“双子星座”飞船中,这位坐在左手边的人进行了舱外活动,而载人航天器中心(MSC)基层工程机构起草的初步程序也表明他将第一个出舱。但登月舱的舱门开在另一侧。要想让奥尔德林首先出舱,他就得穿着笨重的服装并背着背包爬过另一位宇航员。当对这一动作进行尝试时,登月舱模拟装置受到了损坏。斯莱顿说:“其次,单纯从礼节上说,我觉得也应该是指令长先出来……我一看到他们在程序上是这样写的,就把它改了过来。鲍勃·吉尔鲁思批准了我的决定。”那么阿姆斯特朗是否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滥用职权了呢?斯莱顿说,绝对不是。阿姆斯特朗则说:“从来都没人问过我本人有什么看法。”而奥尔德林则令人将信将疑地写道:“若是选了尼尔,我觉得也挺好。”
在他于1965年的那个午夜派麦克迪维特和怀特飞往巴黎前5天,林登B.约翰逊对五角大楼的运转机器进行了一次干预。他兴致勃勃地宣布要给这两名均为空军军官的宇航员提军衔,从少校提为中校(其实这两人不久前才刚被提为少校,而他根本就没想着要查一查)。两名宇航员自然是很高兴。
为了对3个月前飞了“双子星座”3号的美国空军少校弗吉尔·格里索姆和美国海军少校约翰·扬也一视同仁,这位总统又加速提拔了他们二人,而且还是没同国家航空航天局或国防部打任何招呼。他还回过头来选择提拔了一些未提拔过的“水星号”宇航员。作为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五角大楼的联络官,W.弗雷德·布恩注意到了“宇航员圈子里和五角大楼内都有一些不满情绪”,并开展了一项研究。布恩写道:“我们认为最好是根据已确立的政策,而不是基于‘一时的冲动’来给予奖励性提拔。”
提拔是由总统批准的一项政策,每位军队宇航员首飞成功后都会提升军衔,但不能提到美国空军上校或美国海军上校以上。平民宇航员将得到提升一级行政职级的奖励。任何人都只能提级一次。
那项政策在“阿波罗”12号任务时有所松动。飞这次任务的是3名海军中校,即皮特·康拉德、迪克·戈登和艾伦·比恩。康拉德和比恩已在飞过“双子星座”11号后从少校提为中校,再次提衔不符合规定。新手比恩符合提升政策。那么比恩的军衔该被提到比他的两位前辈还高吗?尼克松总统说,别管政策了,三人都提。
让宇航员们更高兴的是,“‘生活’合同”给他们带来了硬通货。1959年至1963年间,《生活》杂志向“首批七杰”宇航员支付了总计50万美元的“个人”故事费,由他们讲述自己及其家庭的故事,而不是对其从事的宇航员工作进行“官方”记述。这种做法使宇航员们的军人收入提高了约200%。它还简化了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公共关系,因为这些年轻名人的副业将因此而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合同还要求他们无论讲什么都要得到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批准。
这些做也有一些弊端。其它媒体对于把他们认为是公共财产的东西拿去做独家销售感到有些吃醋(“个人”和“官方”之间的界限其实也就是一层窗户纸)。由于都是同样的捉刀人在写他们的故事,宇航员们(及其家庭)好像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描写的非常值得自豪的家庭、母爱和航天计划都惊人地相似。巴兹·奥尔德林在他的《返回地球》一书中写道:“读这些书会让人觉得我们都是以前从未出过的最棒的人。”迈克·柯林斯则在他的书中说:“这份合同几乎让我们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故事描写得丰富多彩,又不时闪出一些并无恶意的调侃。”
(来源:摘自《阿波罗月球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