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观念和艺术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观念

杜晓勤：杜晓勤：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一讲我们来学习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观念和艺术成就。

杜晓勤：我们先来看看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观念。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

杜晓勤：一、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因而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把诗歌与社会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起来，这是其诗论的核心。

杜晓勤：二、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杜晓勤：三、阐发了诗歌的特性。《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情”、“义”指内容，“言”、“声”指形式，他特别强调“情”“义”对“言”“声”的决定作用。

杜晓勤：四、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做到语言的平易通俗，音节的和谐婉转。

杜晓勤：中唐的新乐府诗派，便是在白居易的上述诗论指导下形成的。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很符合白居易的这些理论精神。

白居易具体的创作实践

杜晓勤：下面我们就看看白居易具体的创作实践。

杜晓勤：白居易四十四岁到江州不久，即开始写《与元九书》，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他当时将己作八百余首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杜晓勤：上述的四类诗歌，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讽喻诗与闲适诗，它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而最具现实性的则是讽喻诗。讽喻诗今存一百七十首，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这些诗涉及到唐代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就内容的丰富性而言，可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写这些诗，就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的许多弊端都揭露出来，表现于诗歌。

杜晓勤：清张培仁《虎丘白公祠》诗有句云：“绝代才华归讽谏，忧时乐府见忠诚”。这里所谓的“忠诚”自然是对君主和朝廷而言，这同白居易《新乐府序》中所说的“为君”而作，旨趣是一致的。作为封建士大夫，白居易自然懂得，在君臣之间，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之外，就没有别的法律了，君主除了自己的欲望之外，也没有别的规则了。因而，任何关于国计民生的兴利除弊的改革，都必须要通过君主的意志，借助于君主的权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创作的一切是以“稽政”为目的的讽喻诗，都是“愿得天子知”的。都是希望“时得闻至尊”的。

杜晓勤：以《新乐府》五十首为例，其“为君”而作的色彩特别明显。从结构安排上看，二十首历叙太宗、玄宗、德宗三朝史事，而后三十首则“刺美见事”，写宪宗朝时事。从内容看，有“美”有“刺”：美者，颂扬前朝（主要是太宗）之德业事功，以资垂范；刺者，指斥前朝及本朝之弊政，意在引以为鉴戒。诚然，着眼于启迪君主自身政治和道德上的自觉，即直接“为君”而作的作品，只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立部伎》、以及《隋堤柳》、《草茫茫》等，就是讽喻最高统治者缅怀足总创业之艰难，借鉴前代帝王败亡之教训，居安思危，仁民爱无，以修德守成为念的。其中，作为《新乐府》首篇的《七德舞》，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专陈足总王业之艰难以示其子孙。易言之，即铺陈太宗创业之功绩，以献谏于当日直线宗，所谓“采诗”、“讽谏”、“伪君”诸义，实在于是。”

杜晓勤：再如，《海漫漫》、《八骏图》、《红线毯》、《缭绫》等篇，则是告诫最高统治者勿惑于服食求仙以自食恶果，忽城其嗜欲以重扰于百姓的。《古冢狐》、《胡旋女》、《李夫人》等篇，显然是讽喻“后宫多嬖艳”的唐宪宗勿沉溺于女色的。至于《昆明春水满》、《骊宫高》、《牡丹芳》、《百炼镜》等篇，则是以正面颂扬的手法，激励最高统治者不要满足于已经实行的一些善政，而应以更大的规模广实仁惠于百姓，以舒解其倒悬之苦的。

杜晓勤：编排于《白集》第一篇的《贺雨》诗，也是有感于前代帝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运用正面颂扬的手法，历叙宪宗自即位以来，相继诛除西川刘（辟）、浙西李（奇） 等判镇，以及减赋税、绝进奉、出宫女、降系囚等善政，以敦促他“推其诚，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终”。而《杂兴三首》，则是托楚、越、吴三国故事，借古讽今，规谏唐宪宗勿荒于女色与游猎，勿扰民以营造池苑，勿追求珍奇瑰宝，以免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败德离政。

杜晓勤：总得来看，对君主的讽谏之作，虽不失“温柔敦厚”之旨，但毕竟“美”少而“刺”多。《秦中吟》和《新乐府》都是对君主的讽谏之作。

白居易的创作内容大概分四个方面

杜晓勤：就其内容之大端，约有四个方面：一、土地和赋税问题。中唐时期，由于唐王朝所实行的均田制已遭破坏，租庸调为两税法所取代，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使农民破产，因此，土地和赋税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问题之一，而地方官吏为讨好皇帝，于常赋之外多所进奉，名曰“羡余”。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白居易在诗中及时地予以反映，并对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重赋》、《红线毯》、《买花》等都有这样的意图。比如《重赋》写时已严冬，而农民仍是“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全诗略）；可是官库之内，却是“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通过对比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严重不合理的现象。《红线毯》则写宣州太守为了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要勒逼宣州人民编织大量的丝毯向朝廷进贡，诗人在结尾激愤地写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买花》一诗（全诗略），则用“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对比，揭露了统治者们的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杜晓勤：第二、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在《观刈麦》中，白居易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和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铠的分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黄者》一诗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就是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愿意用马的食品，来换农民的口食。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杜晓勤：《宿紫阁山北村》约作于元和五年，诗云：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夕食）。主人退后立，敛周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杜晓勤：中尉，指时任左神策军中尉、深得宪宗重新的大宦官吐突承璀。此诗的情节，颇与杜诗《石壕吏》相仿佛。诗人笔下的这伙欺凌百姓的“暴卒”，全然是一派皇家鹰犬的嘴脸。《卖炭翁》则通过描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翁，横遭宦官的劫掠：“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悲惨遭遇，坐实了韩愈《顺宗实录》卷二所云“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的论断。就这两首诗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及其批判锋芒的犀利而言，都堪称同杜甫的《三吏三言》相媲美的诗史。

杜晓勤：三、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这是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杜晓勤：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为什么这些边防将卒无意收凉州呢？在《城盐州》白居易揭穿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因恩泽！”令人发指的是，是这班边将不仅养寇，而且把从失地逃归的爱国人民当作“寇”去冒功求赏。这就是《缚戎人》所描绘的：“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露行经大漠”，“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逐缚作蕃生。……自古此怨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在这些交织着同情和痛恨的诗句中，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精神。

杜晓勤：当然，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也是反对的，如《新丰折臂翁》，这首诗用纪实的手法写一个88岁的老翁，在24岁时为逃避征云南之役，以大铁锤折断其胳膊，而至今留存的一身惨痛经历，向世人昭示了黩武开兵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揭露了“千万人身无一回”的真相，从而引发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但也应看到这首诗是为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而发，带有咏史的性质。

杜晓勤：第四就是白居易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关心。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落银瓶》、《母别子》等诗。如《井底引银瓶》写一个多情的少女，为了追求自由婚姻的幸福，而勇敢地逃离家庭去委身于自己所爱的男子，但在当时严酷的封建礼教统治下，却遭到了可怕的非议和迫害，最后竟至走投无路。诗人为她的遭遇鸣不平，这在当时封建礼教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杜晓勤：《母别子》写一个妻子无辜被丈夫抛弃的故事，也哀感动人。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白居易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为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来关注，认为“不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他说，宫女的存在不仅仅要让国家支付更多的花销，经常要给她们供应更多的衣食，而且还让她们和亲人离别隔开，使她们饱受幽闭怨旷的痛苦，所以他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宫女。而且他在《七德舞》中，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来讽谏宪宗。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他说“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当地的农村女孩子为了逃避当时的选宫女，把自己美丽的面庞都烫伤了，现在脸上还留存着瘢痕。基于这样的认识的同情，白居易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

杜晓勤：他说，“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去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未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杜晓勤：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诗人在其中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对上阳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做了典型化的提炼和概括，从而使这个悲剧性的妇女形象格外生动和逼真，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但诗人在艺术上成功的秘诀，绝不仅仅在于艺术技巧，根本原因还在于她对这位被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青春的宫女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否则诗人就不可能把白头宫女的寂寞心境和悲剧命运刻画得如此深切细致而真切感人，有和没有这样的同情心是大不一样的。在白居易之前，元稹 也写过一首《上阳白发人》，正因为元稹诗的同情，主要在“帝子天孙”一方面，不能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性质，缺乏仁素之心，他的艺术水平和社会意义，根本不可能和白居易的这首《上阳宫人白发歌》同日而语。白居易所塑造的白头宫女上阳人形象，对反映封建时代宫女的怨旷之苦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曹禺新编历史剧《王昭君》中孙美人的身上，我们可以仿佛看到上阳人的影子。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杜晓勤：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

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杜晓勤：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

杜晓勤：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

杜晓勤：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

杜晓勤：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

白居易的后期创作

杜晓勤：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

杜晓勤：又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杜晓勤：这首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极贴切精致，显然是用心锤炼之语。

杜晓勤：另外一首《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也写得很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杜晓勤：所谓“红炉”、“绿酒”，这首诗中的色彩已经是十分明丽了，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最后的一句亲切的问语“能饮一杯无？”，又使人在阴冷寒湿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杜晓勤：在所谓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就有点枯燥乏味了。

杜晓勤：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了“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就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