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平第一讲——志在兼济

杜晓勤：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生平第一讲——志在兼济。

白居易人生历程坎坷而漫长，可分为四个阶段

杜晓勤：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写实性诗人，中唐新乐府诗派的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写实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写实性诗歌创作的高潮。他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儒道释杂糅，既存在着矛盾，又充满了人生智慧，自中唐以后，一直影响着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们，对每天面对着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困惑的现代人，也不无启示意义。

杜晓勤：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晚年居香山，故称白香山，又官太子少傅，故又称白太傅。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享年七十五岁。

杜晓勤：白居易坎坷而漫长的人生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童年到三登科第；解褐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之前；元和十年俟罪浔阳到大和三年请长告分司东都前；大和初分司东都直至逝世。纵观白居易的一生，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是他思想和创作由积极走向消极的分界线。此前是他“志在兼济”的时期，此后则“独善其身”。

白居易的童年

杜晓勤：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他的童年主要是在新郑县临洧（wěi）里和东郭村一带度过的。

杜晓勤：白居易后来在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曾自述其童年和青少年时好学的情况。他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於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设计院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於科试，亦不废诗。”

杜晓勤：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白居易也应算是早慧的“神童”了，他五六个月大时，还不会说话，就已经认识“之”和“无”两个字了，五六岁便开始学写诗，九岁便能辨识汉字声韵，已精通诗歌声律了。而且白居易也很刻苦用功，他自己是“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昼夜勤学，以至于长时间读书读得口舌生疮，不停地写字，写得手肘都长了茧，以至于长大成人後体质还不健壮，未到三十岁就眼睛就已老化，可见其少年时用功程度了。

杜晓勤：白居易十二岁时，家乡爆发战乱，遂与家人至越中避难。他的《与元九书》云：“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朱陈村》诗亦云：“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 白居易十五六岁还在越中，正发愤读书，为应进士第做准备。他此时所写的诗作《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题下自注云：“时年十五”）：“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以及同年诗作《江楼望归》（题下注：“时避难越中。”）：“满眼云水色，月明楼上人。旅愁春入越，乡梦夜归秦。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都写得深沉老到。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九评价道：“此少年作，已自成就如此。”纪晓岚也说：“此香山少作，转胜老境之颓唐。”可见尚未成年的白居易，已经显示出优异出众的诗歌创作才华。

十五岁时创作出脍炙人口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杜晓勤：他在十五岁时创作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更是脍炙人口，曾引出一段文坛佳话。白居易十五岁时写了一首著名的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杜晓勤：这首诗曾引出过一段文坛佳话。《幽闲鼓吹》记载：“白尚书应举，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顾况对他说，长安的米价很贵，你要在长安居住下去，站住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打开他的诗一看，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此后，《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诗话总龟》、《尧山堂外纪》等书，都对此事有所记载。

杜晓勤：但是，从白居易和顾况的年龄和仕历来考察，这则故事谬误不实，显然不可信。因为近来学界诸多学者已一再指出，贞元四年（788）以前，白居易正在越中避难，断无赴长安之可能，而贞元五年，顾况即因嘲侮群僚，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所以，在贞元初，白、顾两位诗人，绝对没有在长安会面的可能。

杜晓勤：我们不妨把这则在笔记小说、诗话中流传甚广的故事，看作后人对少年白居易诗才早著的叹赏和对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诗的由衷喜爱。

白居易的三登科第

杜晓勤：经过多年的刻苦攻读，精心准备。到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岁时，“以进士举，一上登第。”（《箴言并序》）在同榜进士十七人中，白居易年纪最轻，且排名第四。《唐摭言》卷三云：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杜晓勤：其实白居易当时二十九岁，而不是《唐摭言》中记载的二十七岁。但是作为同榜中最年少的进士，白居易自然十分得意。

杜晓勤：贞元十八年冬，白居易到吏部候选，次年春，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人同等第，并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三十五岁，又应制举，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就是白居易颇为自矜的“三登科第”。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回顾了自己为应科举考试而“苦节读书”的经历，同时，颇为自豪地谈到自己不是凭借门第或攀附权势，而是全凭自我奋斗的顽强拼搏精神，得以顺利实现“三登科第”的夙愿的经过和心境：

杜晓勤：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緦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张空拳於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

杜晓勤：对自己在科场的连战连胜，白居易虽颇自矜尚，但并不夸张。他成功的奥秘在哪里？既然没有可资凭借的“外援”，那就只能靠自己超人的才华与执着的奋斗，再加上侥幸的机遇。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所具有的那种执著追求的进取之心和刻苦勤奋的务实精神。因为唐代科举，要考诗赋、判、策论。如前所述，白居易自幼对诗赋勤于研习，才华早著；至于判与策论，因为是科场必试的内容，一般士子在考前当然也要练习写作和准备，但是，准备得像白居易那样精心，那样充分，那样完备，却极为罕见。今存《白居易集》中的《百道判》101道，《策林》75道，都是他在应拔萃与制科之前的备考和练笔之作，却因为写得文词华赡，内容精审，成为当时和后来应试者的范作，被奉为程式而广为流传。

白居易早期为官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杜晓勤：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三十七岁。他被从盩厔尉上召回京城，四月拜授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自此，他才以左拾遗为职事官，与他不甚惬意并视为“风尘走吏”的盩厔尉脱离了干系。

杜晓勤：翰林学士和左拾遗，都是随侍皇帝左右，听候差遣，令人称羡的近职，白居易当时是颇引为自豪和得意的。但是，就其实质看，左拾遗不过是一个“其选甚重，其秩甚卑”（《初授拾遗献书》）的“言官”；而翰林学士也仅是一种差遣，有虚名而无实权。要想发挥干预朝政的积极作用，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得到皇帝和权臣的信任和支持。在元和初期进入仕途的白居易，正好获得了这样难得的机遇。《旧唐书·白居易传》云：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

杜晓勤：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当时因为文采惊艳，尤其惊于写诗作文，而且他当校书郎和盩至尉这段时间，已经写了歌诗将近一百篇，意存丰富，针砭时弊的，而当时的十君子往往喜欢白居易的这些作品，所以这些诗作也流传到了宫中，而当时的宪宗皇帝正好是励精图治，喜欢纳谏之臣，喜欢听臣下的直言，所以就在元和二年十一月时，把白居易召入了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到元和三年五月的时候，又把白居易提拔为左拾遗。白居易自己也认为自己碰到了浩恩之主，碰到了明君，而且是非常规地进行了提拔，他就愿意把自己一生以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唐宪宗在元和前期对白居易是赏识和信任的。另一方面，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垍（jì），元和三年正在宰相位上，而他正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锐意革除弊政的青年文士的政治后台。

杜晓勤：多年的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白居易深深感到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皇帝的信任和宰相的支持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积极进谏，不怕牺牲：“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宁可像宝剑一样因为刚而折断，也不愿意像曲全一样钩折。他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到：“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百姓之欲为欲”。为了解民“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

杜晓勤：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这一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于这时候写出来了。其锋芒所指，大致有如下四端：

杜晓勤：抨击权豪的贪暴，反对宦官专权，悯恤生民疾苦，“但伤民病痛”。这些诗篇象连弩之箭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杜晓勤：当然，结果是白居易的这些指陈时弊，鞭挞社会黑暗的谏章和讽喻诗，不仅触忤了权倖，同时也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唐宪宗的不快。自此以后，白居易就渐被疏远和冷落了，他的仕途也出现了危机。

杜晓勤：但是诗人耿直的性格并没有因仕途受挫而改变。当他闲居下邽四年之久后的元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14年，再次回到朝廷任职诏授太子赞善大夫时仍旧不改忠直之心、耿介之性。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杜晓勤：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在宰相武元衡的主持下，正加紧部署对淮州、蔡州吴元济的用兵。这不免引起了河北、山东割据称雄的巨镇强藩的恐慌，产生了唯恐被各个击破的“唇亡齿寒”的危机感。于是，当时割据十五州，辖境同淮、蔡毗邻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便先发制人，派遣刺客潜入京城，于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的清晨，杀死了立主以武力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并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京城大骇”，朝野震动，他们妄图以此干扰和动摇朝廷对淮、蔡用兵的决心；“贼遗纸于金吾及府、县，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当时的强盗、刺客十分猖狂，还写了一些纸放在金吾和一些府、县门口说“你们不要来抓我，我先杀了你们！”气焰十分嚣张。

杜晓勤：面对中唐政治史上这一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白居易认为是开国以来未有的“国辱”，不顾己为东宫官的身份，迅速作出反应，第一个站了出来，亟请上书捕贼，以雪国耻。不料，白居易这种公忠体国、急朝廷所急的耿耿忠心，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和奖赏，反而被权贵们斥为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并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

杜晓勤：当时朝廷加于白居易身上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呢？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是有“素恶居易者”，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所谓“名教”，即以“忠”与“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毁谤的恶毒之处，正在于构陷了白居易犯了有悖于封建礼法人伦的“不孝”的大罪。这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白居易遭到的惩罚，先是被执政者“奏贬江表刺史”，继而又遭到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落井下石，上疏论“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

杜晓勤：其实白居易遭贬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从元和初年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以来，公忠体国，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对那些剥下媚上、横行不法的权倖，或在疏奏中指名道姓地予以抨击，或则以其匕首投枪式的政治讽喻诗，将他们的丑行恶德作为某种类型加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因此树敌太多，积怨过深，从而导致他们内外勾结，造谣中伤，使白居易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庇护，最终遭到贬谪。

江州之贬让白居易“独善其身”

杜晓勤：自贬江州司马到逝世，是白居易“独善其身”的时期。

杜晓勤：江州之贬是对诗人的一个沉重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些政治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此时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白云期》），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读道德经》）、“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享”（《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京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每求外任，任杭州和苏州剌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中隐》）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杜晓勤：但白居易后期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疏浚西湖，造福杭州。出刺苏州，清正廉明。

白居易出守杭州三年，心情最好，政绩最显著

杜晓勤：长庆二年，因为有感于唐穆宗的昏聩荒淫，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正直之士在朝已难有作为，为了远离朝中政治斗争的漩涡，白居易主动要求外任，自中书舍人授杭州刺史。

杜晓勤：出守杭州的三年，是白居易后期心情最好、政绩最著的一个阶段。他治杭以爱民为上，主张政省刑宽，留下了不少关心民瘼、舒解民困的善政。

杜晓勤：《新唐书·白居易传》云：迁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即今西湖），锺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政。

杜晓勤：这是白居易在杭州留下的造福于民、功在千秋的最大德政。关于治理钱塘湖（即西湖）及疏浚李泌六井的事迹，白居易曾撰《钱塘湖石记》，内称：“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 他经过实地考察和亲自试验，总结了“后来要知者四条”经验，设计了一整套既节水又确保不误农时的灌溉方案，十分缜密和周到：

杜晓勤：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馀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馀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立於田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原注：州《图经》云：“湖水溉田五百顷。”谓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馀顷)。

杜晓勤：对相国井、西井、方井、白龟池、小方井、金牛井等杭州六井，他也是以实地考察为依据，弄清楚井水同湖水的关系，提出了合理的整治意见：

杜晓勤：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杜晓勤：到北宋，苏轼出守杭州作《六井记》时，仍写到：“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山，至今赖之。”长庆四年夏，白居易离开杭州时，作《别州民》诗，其中有云：“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看来，白居易所作的“治湖浚井”的举措，在他自己也是颇引以为自豪的，也的确给州民带来了实惠。

杜晓勤：白居易出宰杭州，还以廉政著称于世。他在《三年为刺史二首》其二中说：“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这首自我调侃的诗，足以证明白居易的确是两袖清风离开杭州的。在笔记小说《唐语林》卷二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及罢，俸钱多留守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五十余年。及黄巢至郡，文籍多焚烧，其俸遂亡。

杜晓勤：一个州郡长官，俸钱本来就不丰厚，卸任时竟然将节省下来的部分存入官库，作为继任者以资应急的备用金，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

杜晓勤：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再次外任，担任苏州刺史。和上次出宰杭州主要是避开朝中政治斗争不同，白居易这次主动要求出任苏州刺史，主要是觉得分司东都洛阳太清闲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为有了上次任杭州刺史可以放手治郡的经验，所以这次到苏州，他更想勤政爱民，以报效朝廷。

杜晓勤：他在到任后给朝廷上奏的《苏州刺史谢上表》中云：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宜择循良之吏，委以抚绥，岂臣琐劣之才，合当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拟夕惕夙兴，焦心苦节，唯诏条是守，唯人瘼是求。

杜晓勤：这些话对白居易来说，并不是客套话，他初上任之后，也在《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有所表露：

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

自顾才能少，何堪宠命频。冒荣惭印绶，虚奖负丝纶。

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

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以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

襦袴提于手，韦弦佩在绅。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

杜晓勤：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勤政爱民、报效朝廷的热忱，也得到了后人的由衷赞叹。为了处理烦剧的郡务，白居易常常是“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甚至于“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要知道，白居易在分司东都时曾是多么地沉溺于饮酒与音乐，但是在苏州刺史任上，这一切的消遣都让位于政事了。

杜晓勤：和在杭州刺史任上疏浚西湖类似，白居易到苏州后也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德政，这就是疏通阊门至虎丘的河道，整修七里山塘。

杜晓勤：虎丘，在当时已是吴中名胜，声闻江左。白居易一年去很多次。每去一次，都要坐船，再下船从田间纵横的田埂上步行上山，倍感劳顿。他于是发动民工，清淤排涝，使河道畅通，从阊门始，长七里，直达虎丘山下，并利用河中挖起的泥土，顺势拓展河堤，垒石加固，又在堤岸栽柳种竹，不仅解除了洪涝之忧，也可供车马往来驱驰。如此一来，无论从水路还是从陆路，去虎丘都是一件易事和乐事。

杜晓勤：后来明清的七里山塘，会馆林立，牌坊处处，歌楼隐隐，河中花船来来往往，笙歌曼舞，繁华美丽，早已与虎丘合为一体，并哺育出了两岸灿烂的文明，为苏州这座文化古城制造了一个大手笔。白居易这一政绩，真是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杜晓勤：听说，今年四月份苏州市还在苏州老阊门山塘街口建了一座白居易纪念苑，厅堂里陈列了白居易在苏州的史料，其中还有一件高达１６０厘米、宽２６４厘米的《白居易为民修山塘》大型漆画插屏，也放置在厅中。作品反映了白居易在唐代出任苏州刺史时，发起并修筑了阊门通往虎丘山的“七里山塘”水陆街河的场景。

杜晓勤：白居易在苏州任上一年，虽然为时虽短，但由于他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政省刑宽，使得苏州人民获得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实惠，深受州民的爱戴。所以当他两袖清风地经水路离开苏州时，勤劳淳朴的苏州人民，夹岸相送，呈现出“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的依依难舍的盛大感人场面。这种融洽的吏民关系，在封建专制时代是并不多见的。白居易的好朋友，当时为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也禁不住感叹道：“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谿。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太守驻行舟，阊门草萋萋。挥袂谢啼者，依然两眉低。”颇有自叹弗如、见贤思齐之意。

杜晓勤：后来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只是老百姓“饥饿”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终年七十五岁。

杜晓勤：白居易的生平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