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读书》换帅是一个里程碑

2007-08-06 09:09:18 来源: 青年观察
0
分享到:
T + -

作者:陈永苗  青年学者

《读书》换帅,本来以为会掀起新一轮的“左右之争”高潮,没想到就几许口水,更多的是理性反思。牵扯到这个不大不小争论中的各派,基本上是理性的归理性,阶级斗争的归阶级斗争。

我觉得《读书》换帅,老左未必难受。他们估计对汪晖老早就不耐烦了。说汪晖和自由右派不干不净,这家伙《读书》搞的都是他们都看不懂的。仅仅出于阶级斗争的惯性,阶级斗争一下。

新左可能心里难受得一下,但是一想也就是没什么了。除了比较无耻的文革造反派,和一些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老左之外,基本上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坐下来反思90年代,而且很多得出结论,过去的都讲过的,开始意识一个新时代要破晓了或者已经破晓了。虽然他们无法命名。我这里可以大声地说出他们无可名状的感觉:《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汪晖说《读书》发行量上升应该不假。自由右派在心理上,认为发行量下降。还有人为不好读,很大程度上出于是因为对80年总体性的回忆。80年是知识分子青春焕发的年代,略带苦涩中幸福无比,尤其到了今天回忆过去。《读书》在80年代的符号价值,折射了这一点。如今自由右派如此表现,不外乎是到了再次回归总体性,怀念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过是要求回归总体性。就像看不到政治体制改革希望的人们怀念前15年改革一样。

89之后自己趴下来,并不是可耻的。可以给自己趴下来辩护,例如用保存生命乃是第一要务,也可以用个人主义为自己辩护,可是不要把这种辩护当作普世价值,自己趴下来,就不要论证别人也应该趴下来,把别人也拉趴下来,以遮蔽自己的丑陋和恐惧。大部分也普遍趴下来,甚至是全部趴下来,那心中还是必须以“站立”作为标准,千万别把大部分或全部,就当作真理。“站立”必须是绝对价值,绝对高度,即使全部趴下来,那也不是真理。

在这个方面,自由右派虽然以保守主义的姿态,与现实一定妥协,尽管在国内有所屈服,还是坚持两步走的改革逻辑,但是其心中或者理论上的政治高度,远远高于新左派。自由右派仅仅是不敢强项而有所低头,而新左派半趴在地上。

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右派支持1956年的新民主主义和1978年之后改革:当接近或者符合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的,会伸手推一把。必须记住的是,自由主义永远在历史长河之外,它属于永恒。自由主义可以将伸手历史长河中,助推改革,但本身并没有被河水淹没。自由主义在历史之中,又高于历史。因为自由主义从1840年开始,就是整个民族的根本救赎,它是作为命运之神出现。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而是精神的和总体性的。它是作为中华民族重生和再造的根本方案,新的开天辟地的根本精神,作为起源和开端。

它不可能被改革历史之重负窒息,当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无法完成自由主义给它的使命,它就抛弃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入维权运动。在改革初期反思文革形成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市场经济,分成两步走:先市场经济后政治自由。现在面对改革共识破裂,在维权时代初期反思改革的新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维权运动,一步走:当下就要求兑现政治自由。改革时代是经济问题去政治化,政治问题要去政治化道德去但被拒绝。如今应该是政治问题继续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经济问题相反要政治化,以法政方式作为总体解决方案。

1998年的左右之争,造成一个严重的负面后果是,把本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内部批评的“新左”,作为自由主义试图超越历史现实的努力,推到对立面,变成敌我之分。经过这种意识形态化,害得自由主义本身,看起来就是从市场经济到政治自由,惟有华山此条路。如此自由主义自我封闭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而被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历史之河淹没。当市场经济和改革已经失败时,自由主义也作了殉葬品。还有害得“新左”在政治上脱离了民国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其现实性所指向出来的目标,仅仅是爬行,匍匐于现实。其赞同自由民主共和的目标,被其手段和现实性淹没。

所以我认为,新左派在市场经济的批判方面,歪打正着,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在政治自由方面,新左派下降到匍匐到血染的土地上,以帝王师或者幕僚的姿态,冒充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右派,对于历史大潮可出可入,而新左派为了批判市场经济推动改革,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了,结果被现实政治所俘获。应该说自由右派下半身陷入历史泥潭,上半身还是自由的。而新左派相反,下半身自由的,而上半身全部陷入历史泥潭。在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幸婚姻方面”,新左派构成了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对于市场经济的批判,我站在比较政治成熟的新左派,很遗憾地看到市场乌托邦空想主义与

中国的一次失之交臂。对于政治,我毫无疑问站在自由右派一边。

我这里必须承认,新左派并非反对政治自由,而是意图曲径通幽,以一个与政治自由偏差甚大的威权整体作为前提。新左派认可现实的规定性,但是把事实转化为价值,赋予威权政体事实上的正当性。这种甚为微弱的事实上正当性,1949年之后强大的意识形态磁场中,在新左与老左的大合唱中,融入老左的轨道中,融入专制的轨道中,把事实上正当性转为专制背书。虽然新左派与老左同床异梦,但不过是为人作了嫁衣裳。虽然新左派闭上眼睛掩上耳朵不承认,但是在政治领域中,不代表别人就被别人不代表。

新左派的一个基点是想继承文革与毛泽东的遗产。我承认文革与毛泽东的遗产中,有杰弗逊式共和平等的因子,毛泽东是其意图中有用政治推动政治自由的理想。但是革命吃掉了儿女,在那里政治自由完全被专制吃掉。如果继承文革与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只有美好的意图和很坏的结局。这不足以祖法之,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回到孙中山。新左派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被当下的必然性所规定,被1949年之后的“新的时间开始了”所规定。把当前有限的,处于争议的,历史现实的有效性提升到准则,没有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还以为自己用心良苦,贴近于现实。其实大谬。

统治时间长了,产生的正当性,这里行不通。法国保守主义者麦斯特在《论教皇》中说,当一个政府被建立起来,并毫无争议地存在了很长时间,它就是好的。在中国并不满足这些条件。这就决定了不能出现新的“胡适”来事实或者价值上拥护,进行“补台”。保守主义要带来利益、和平和秩序,强奸后结婚,至少要可以过日子,还在打骂和虐待,那是要离婚的。出现新的“胡适”至少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外来民族的入侵。如今没有民族生存危机。“补台说”已经没有任何正当依据把现状正当化。

眼花了的新左老认为中国现在太自由了,要中央政治集权。现在有了卖淫的经济自由,却没有投票的政治自由。卖淫的经济自由拿来干什么?政治自由是首要的,经济自由根本无法瓦解专制,这时候来谈中央集权,无疑于饮鸩止渴。

现在的腐败,并不是太自由造成的,相反是过去集权在今天必然造成的。新左的判断背后,有一种道德文化结构,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延续,也就是党政官员太自由了,太自由主义了,所以造成目前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的味道,觉得一旦经济自由了,政治也必然自由。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路线,因此为一些子乌虚有的东西也搬进来争论,以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宣布中国已是自由主主义,以偏概全,把未来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意想中的趋势也拿进来讨论,来搞思想上的线路斗争。

89形成的历史高度,也与黑格尔、科耶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吻合。新左派反对这一点。我一直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要避免极权主义民主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么?我想遭遇的问题是:尼采要终结轴心期以将两千多年的自然法秩序体系,价值重估要开启未来秩序,那么避免极权主义民主维护宪政的努力,在尼采面前是不是很可笑?

后现代主义的新左派学者遭遇了尼采之后的出路问题,例如汪晖他们,就像学习德国哲人,用中华文明来开启现代性终结之后的新世界。因此整个西方的宪政都进入他们的怀疑,而美国民主政体算最优良的,新左也要站在人类的最前面,批判美国民主。这里有两种新左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效果,一种是彻底否定了现代性,另外一种是学习毛泽东想超越英美宪政,结果堕入了“地狱”。这种看到现代性的缺陷,想在中国一步到位,加以避免,一劳永逸,恐怕是文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而非政治成熟。

高全喜先生在评论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时候,就直接碰撞了这个问题。当下到底是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还是开启新世界?德国哲人如同海德格尔,想用日耳曼精神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失败。我看得出来,新左派的下场可能也如德国,但是却是把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有人说,后现代的路未必一定会回归,未必一定在这暮色中的枫林里走向那暗红的源头,可能一路头也不回地走下去,直到另一片完全不同的林园,直到另一个忧郁的秋天。

我们必须面对黑格尔无法超越法国大革命所发现的现代性的预言。尼采反对黑格尔,但并未战胜黑格尔,黑格尔也未战胜尼采。但是问题始终存在:即将有新世界诞生么,或者已经怀胎十月。作为一个政治哲人,在这个赌局中,很容易被迫站在黑格尔一边。因为政治倾向于保守,为了人民就按部就班吧,对冒险中的伟业总是感到毛骨耸然。下的赌注对错,只有上帝知道。从如今来看,尼采仅仅构成了现代性浪潮的第三波,而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例如在美国,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尼采与黑格尔的赌局,就是自由主义的新左翼与右翼,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赌局。因此,新左对反现代性“先守后待”,敌人的敌人,或许就是朋友,能开启新世纪。新左归于文化,文化人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就来了,脑袋电路就短路,就开始想入非非,凭空进入共产主义,虚无主义前景,一团愿意和虚幻。因为文化本身,并不足以应对政治上危机,对付不了,就开始象征,就开始直观,就开始神秘兮兮。

汪晖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它确实是一种政治,但不使用政治的语言,在各个方面以去政治化的面目出现。如果说他主持《读书》的十年是总体性破碎,去政治化的,我异议不大。可是2003年之后,就不是了去政治化。例如胡温新政就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第三等级就是国民全体”的总体性,连战访问大陆就恢复了大中华。自由主义既有维权运动,恢复基于自然权利的总体性。否则新左派为什么去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

而且奇怪的是,社会主义、鲁迅和文革明明是现代性的,却说成新左派反现代性。用追求真理的激情,去追求谬误。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李泽厚80年代影响巨大的错误断论“封建压倒启蒙”的余音。新左派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半现实一半虚幻。因此新左派把现代性的独立和断裂取消,把民国明明白白的“重生”和“再造”之决断取消,强行弥合入前现代性。新左派的一办超越了经济自由主义,一半却落在80年代文化批评的野狐禅,可爱的谬误中。

2007年7月22日的《〈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谈会上,汪晖说,他们一直努力发出些与主流声音不太一样的声音,但学科领域非常多,而且每一处都有主流声音,这可能就导致了《读书》关注的范围包罗太广了。总体性破碎,造成了否定政治神学,遗忘改革总体性目标。汪晖的反思,确实有了现实性,靠近了土地,可是却被现实土地撕成了碎片,纷纷落到地上。为了弥补这个,汪晖似乎颇为重视全球化话语,并且关心帝国问题。就像尼采和施密特晚年考虑全球空间一样。所以应该说刘小枫引进施密特和施特劳斯,其政治性意在克服汪晖,自由主义跨越了新左派的挑战,走向政治成熟,有了其绝对高度和历史质感。

《读书》换帅之后,结论是:多读书,少说话,紧做事。可以在书斋里面闹自己灵魂的革命,也可以冲出书斋奔向田野闹社会的革命,千万少在《读书》上闹别人灵魂和道德的革命。别人的灵魂和道德,干卿何事?

不管《读书》要左要右,反正时局已是两岸左右唤不住,轻舟已经万重山:进入维权时代。

李啸天 本文来源:青年观察 作者:陈永苗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解决人生90%困惑的10个思维模型

热点新闻

态度原创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返回新闻首页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