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也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下辖108个县,人口约2500万。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抗战八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与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下辖46个县,320万人口。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后又与当地武装相结合,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7年至1944年春,根据地军民和日伪军作战10100多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一个东至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至石德路、滏阳河,南跨陇海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区,还有河北、江苏各一部分,下辖96个县,1350万人口。1937年冬至1938年,共产党先后建立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1939年3月,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鲁西,与之会合。从1937年至1944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人。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5月和7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创建苏南根据地。8月,谭震林率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开辟豫皖苏根据地;6月,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建立皖东根据地;年底,新四军一部在八路军配合下,开辟皖东北和淮海区。自1938年至1944年春,和日伪作战17500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
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后,原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在曾生等领导下,组成抗日游击队,建立东江根据地。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和海南岛人民,在冯白驹等领导下,建立琼崖根据地。两地都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由杨靖宇领导。“卢沟桥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他们以打击敌人后方和援助关内抗日为中心任务,破坏交通,使日本侵略军疲于奔命。后来,日军主力回师敌后,东北抗战转入极端困难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被迫出没在大森林中。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和装备优势的日军坚持斗争,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苏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它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重要枢纽,是华中敌后抗战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中部,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东临黄海,南至长江,与苏北、淮北、淮南、皖江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相连。皖南事变前统称苏北。1941年3月,苏中区党政领导机构成立,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
苏浙皖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淮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3块根据地组成。它处于日寇占据的徐州、蚌埠、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它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以津浦路为界,分路西、路东2个地区。
皖江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到皖中无为地区组建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进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以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大批干部,经过艰苦奋斗,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4个地区,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河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河南新区,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努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鄂豫皖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习惯上称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或鄂豫边区,也称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
湘鄂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后,中共鄂南特委成立,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南抗日游击区。1942年,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鄂南根据地,部队除留一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撤退鄂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极端困难中坚持了抗日阵地。
东江抗日根据地:地处珠江江口、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这里面向大海,背靠广州,是日军进攻广州、侵犯华南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琼崖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初,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马白山分任正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队员300多人。1939年2月10日,日军数千人在海口一线登陆,国民党军撤退,海口、榆林沦陷。是日,独立队派一中队在敌东进必经之地潭口设伏,战斗从早晨持续到黄昏。潭口阻击战,揭开了琼崖抗战的序幕。
抗战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屈辱史,历史也证明了中国人民能够在“灭种亡国”的最危险时刻开辟救亡图存的新出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列强之一。中国作为一个百年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去独自抗击如狼似虎的日本军队,胜算几率有多少,显然令人怀疑。日本军阀甚至扬言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灭亡全中国。当时的欧美舆论预测,中国海军只能抵挡一周,中国空军只能消耗一个月,中国陆军至多坚持六个月。我国内部的亡国论者,也认为抗战断无胜利的可能。但是,中国的爱国者和有识之士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虽然敌强我弱,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毛泽东同志就曾打比方说,中国就像一口大缸,日本人想用半桶水就把大缸填满,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乐观与自信来自哪里?来自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中国政治日益进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种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衰弱局面,已经被民族觉醒和有效的政治动员所取代。这种表面不起眼而实际影响深远的变化,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能够组织起全民族的抵抗。这就有效地弱化了不利于我的“敌强我弱”的一面,而强化了有利于我的“敌小我大”的一面。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才吃惊地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他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了。这种由民族觉醒和政治进步而累积的精神能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射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并凝聚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坚定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够结束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夺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的深刻背景。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国土,并使中国初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但抗战胜利带给中国的不仅于此,还有更加内在的收获,那就是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阴霾,鼓舞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出了屈辱幽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了自尊与自信。这种久违了的自尊与自信,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去重新缔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明,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古老民族,并不畏惧战斗和牺牲,她有决心有能力在“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救祖国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并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迈向伟大的复兴。从此以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再像近代列强那样把中国视为一个欺压的对象,中华民族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确堪称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